陈亮、叶适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与朱熹、陆九渊也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朱熹强调“道问学”，提倡“读书穷理”，以读经为主；陆九渊强调“尊德性”，提倡“心悟”，虽不重读经，但也不讲实学。朱、陆有时也讲读史，读百家说，但多是作为心性修养的依据或参考，而不是为了增长知识和提高本领，作为治理国家、改造社会、利物爱民的指导。
所以，陈亮、叶适批评朱、陆是空言性命道德，而不研究实理实学。
陈亮、叶适的教育内容，也包括讲习儒经，但他们强调经世致用，把儒经视为古代文献，具有“史”的性质，儒经总结了历史上成败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当今兴功立业的借鉴。陈亮在《三国纪年序》中说：《易》是上古史；《书》是唐虞三代史，礼，载周代礼物，供后世考察；。诗，记兴亡和各国风化，《春秋》是“事机之衡石，世变之砥柱”，为百王之所取法。叶适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在《进卷·总义》
中说：“昔者孔子序《书》，录上古之帝王于其兴事造业、布政出令以经理天下之际”，“夏商远矣，书籍所记，存其大略，而其详不可得而言矣。详而可言莫如周，言周人之最详者莫如《诗》”，“盖《周礼》，六卿之书，言周公之为周，其于建国、设官、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之术咸在”，“《春秋》所以讥刺挹损，皆衰世之事也”。朱熹认为，《六经》全是“天理”的体现；陆九渊认为，《六经》是“吾心之载籍”。陈亮、叶适和朱、陆的看法截然不同，认为经书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只能用作当今的借鉴参考，应随时世损益变通。叶适说：
“然则姑守其所闻以为如是而足以为治与？则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论高而实远，是又不可也。”“盖《经》者所以载治，而非所以为治也。”
由此可见，陈亮、叶适虽然也都把儒经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但对经书的看法以及对受教育者学习儒经的目的、要求，同朱、陆大不相同。陈亮、叶适要求门人从经书中所载的治道得到参证，因时因事，用于民生日用之间。叶适的弟子王象祖有一首诗，鲜明地表现出事功学派与理学教育在教育内容上的分野：
皋庆周召住中古，萧曹房社兴汉唐。
因事因时修治效，不谈道学又何妨。
陈亮、叶适教育思想的特色是强调研究历史上的兴亡成败，考订各代名物制度，把历史文献知识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的大师都以致力于文史而见长。陈亮着有《酌古论》、《三国纪年》、《史传》(包括高士传、忠臣传、义士传、谋臣传、辩士传、英豪录、中兴遗传等)、《中兴五论》等，都是考订上下二千余年，足以开物成务之作。叶适的《习学记言》也是探讨各家学说的历史性学术着作，是一部相当系统的学术思想批判史着作。他的《进卷》所论，涉及纲纪、治势、国本、民事、法度、财计、军旅、经制、官法、士学、学校、科举、铨选、资格、赋税、役法等，都是考订历史、依据时世、改革弊政的建设性意见。这同朱熹等人治史的旨趣也迥然有别。
朱、陆治史在知圣贤嘉言懿行，作为修身养性、独善其身的榜样，或抒发今不如昔的感叹的托辞，重点不在改革当前的弊政。
陈亮、叶适主张教育内容应当力求广通博洽，百家异流皆可作为教育内容。陈亮除用力于经史之外，喜谈兵法、山川形势。他对江河淮汴、量度权衡、官民商农都加讲论。他认为，学校应当成为百家皆可谈，时政也可议的场所。他说：“天子设学校于行都，使之群居切磨，朝暮讲究，斥百家之异说而不以为妄，言当今之利害而不以为狂，所以养成其才而充其气也。”在陈亮看来，只有让学生讲论百家、议论时政，才能增长才干，锻炼品德。叶适非常重视广见博闻，反对废耳目之实而空讲道义，他说：“古人多识前言往行，谓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他在《宜兴县修学记》中明确提出：
“将深于学，必测之古，证之今，上该千世，旁括百家，异流殊方，如出一贯，而枝叶为轻而本根重矣。”陈亮、叶适提倡讲习诸子百家、异流众说，目的是取其长，避其短，以利于世用。
理学教育不重视艺能学习和掌握，朱嘉认为：“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以自通于圣人之道。”斥责陈亮等研究一草一木不算什么学问，等于从炉渣里枉寻金子，白费力气。他说：“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所以，理学教育直接把艺能学习排斥于教育内容之外。陈亮、叶适很重视艺能，提倡“学艺能以理百事”。陈亮认为，“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须“潜心玩省，于所已发处体认”。因此，研究一草一木，掌握一能一艺，不仅是“平施于日用之间”的实际需要，而且也是体认天下之道的必要途径。叶适在《习学记言》中引《七月》之诗，以及《洪范》、《无逸》等篇，提出：“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穑而能君其民以使协其居者”。虽然陈亮、叶适并不主张学生直接操练创建武功或直接从事耕种，如孔子不教稼穑一样，但他们认为这些知识是佐治人才必须知晓的学问。后来明末清初的颜、李学派有讲有习地教生徒学习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知识和技艺，正是陈亮、叶适等人的事功学派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