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是十七篇相关的杂文集，陆续发表于1872-1876年间。在这期间，他还出版了《启蒙学习论》、《童蒙教训》、《怪状女人》、《改历辩》、《记账法》、《日本地图集》、《文字教育》以及最重要、最系统反映其“文明开化”思想的着作《文明论概略》、《学者安心论》等教育着作。
《劝学篇》发表的时候，正是明治政府完成“废藩改县”，日本资本主义开始大踏步前进的时候。福泽谕吉反映了日本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在该着作中，充分发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之说，提倡日本的自由独立人格，并根据“社会契约论”，强调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号召日本人民舍身为国，使日本文明赶上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贯穿本书的主导思想是以“学问”培养日本人民的独立人格，振奋民族精神、从而保持日本民族的独立。
《玉川百科大辞典》论及《劝学篇》的写作动机时写道；因“坚信尽快扫除封建思想，达成每个人的自主和独立是时代的要求、国家的富强之路而写作了《劝学篇》”。《劝学篇》的中译本常见的有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和1984年修订版。本文《劝学篇》引文全引自1984年版，不再注明。
1.对专制集权主义对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的独立人格的危害的揭露和批判
在福泽谕吉看来，国家的独立、社会的文明进步及个人的独立人格的塑造，其最大的障碍就是专制集权主义。正是专制和集权阻碍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压抑了人的充分自由的发展。所以，他立志从事反对专制集权主义的斗争。不管是共和政治、耶稣教，还是别的什么新专制，他都不赞成。他认为，任何政体都有可能成为专制政体，“专制犹如热病，政治好比人的身体。人身虽有男女老幼之别，但都会患热病”。因此，反对专制集权主义的斗争，是任何时候，任何政体形式下都需要的。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和独立，主要表现为学术、贸易和法律三项事业的是否完备，而明治维新以来，政府虽然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开辟奖励学问，议订法律和商定商法之道，或者晓喻人民，或者示以先例”，但却一直未见实效，就是因为“政府依然是专制政府，人民依然是没有志气的愚民”。专制政治下的人民必然愚昧，愚民之国固难独立。在专制政治下，人们没有责任心，更没有创造力，“人人都不能把心理所想的说出来，而是互相欺骗来偷安逃罪”，哪里还有心思来关心国家前途？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国家和人民对立，不能同心同德，因此，国家的文明进步只能是空话，专制政治只会形成“卑屈和不信任的风气”，“这种风气无形无体，不能就一个人、一件事来形容它，而它的实际力量是很大的”，它甚至使一些聪明智士也难以逃脱，“以致人们不能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阻碍社会的进步，破坏国家的独立性。
专制集权主义以官为重、以官为尊，一切事情都要以官办理才能成功，也直接阻碍了“实业”的发展。做买卖要借官府的名义，“设立学校要官许，传教要官许，甚至牧羊养蚕也要官府允许，大概民间事业中十之七八都是与官府有关的”，因此，在这种官僚体制下，“举世人心风靡，羡慕官、依赖官、害怕官、诌媚官，丝毫不能发挥一点独立的精神。”因此，专制集权主义又是振兴国家实业的障碍。
更为严重的是专制集权主义对人的独立人格的败坏和扼杀。
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从文事武备到工商业，以至民间的生活细节，都要归政府管辖”，政府是人民的主人，而人民只是奔走效劳的奴隶和“食客”。没有当家作主的地位，自然也就没有独立的人格。
他严肃地指出，明治政府如果实行专制统治，而不尽快“改弦更张”，则新兴的文明及由而来的一点人民的独立精神也会衰退。他甚至已经看到了明治政府在新的社会发展基础上的更为专制的一面及其对人民的独立精神的更为严重的威胁。他说：“古时的政府使用武力，现在的政府力智兼用；古时的政府缺乏治民的方法，现在的政府富于治术；古时的政府是措抑民力，现在的政府是收揽民心；古时的政府是从外面侵犯人民，现在的政府是从内部控制人民；古时的人民把政府看作是鬼，现在的人民却把政府看作是神；古时的人民畏惧政府，现在的人民则崇拜政府。”他认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形势，是人民丧失独立精神的新的形式，“若不乘这种形势来改弦更张，则政府今后举办事业，纵然越来越具备文明形式，人民却会越来越丧失独立精神，从而文明的精神也会逐渐衰退”。人民对政府抱有畏惧心理，就更谈不上以平等的态度、独立的人格参与国际竞争，赢得国家的独立了。对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义的思想家来说，福泽谕吉能够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趋势中，以如此冷静和深刻的眼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固有矛盾和危机，应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在专制集权主义统治秩序下，人们的伦常道德也是片面的，是以丧失他人的独立人格为前提的，如男子的独立以妻妾的附属为代价，父母的尊严以子女的无条件的“孝顺”服从为代价，都是没有理性的。在这种片面的伦常“名分”下，只能使人们道德沦丧，弄虚作假，产生“伪君子”。他举例说，集权的专制政治，最高统治者以“名分”治天下，视人民为孩童，为子女、为牲畜，视政治为牧畜，全由自己一人专行，结果往往是大臣弄权、奸党构祸，致使“圣恩”为骚扰，“仁政”变苛政；这正如店主总管店务，视店员为异己，为属员、为雇佣，时时如猫头鹰一样地监视，结果往往是店员贪污、店业亏空，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人不可靠，而是专制思想之不可靠。”实行专制统治只会迫使人们作伪，“由于极力维护上下尊卑的名分，一意倡导虚名，以实施专制，毒害所及，遂形成人间社会所流行的欺诈权术。得了这种病的人就叫伪君子”。如封建时代诸侯们的家臣，一面振振有辞，效死效忠，一面又挖主人墙脚，积累财富，敲诈勒索，没有偷主人的钱的人就值得表扬了。所以，“伪君子之所以多，是由于古人妄想把世上的人都看成是好人，容易驾御，其弊害发展成为专制压迫；终致词大咬了自己的手。所以，我再三地说，社会上最不可靠的是‘名分’，流毒最大的是专制压迫。”
专制集权主义之败坏独立人格，还在于在专制统治下言论的不自由，必然产生“怨尤”这一最不文明的怨德。福泽认为，“世界上不道德的事虽然很多，但对于人们的交往有大害的只有怨尤”。在他看来，贪吝、奢侈、诽谤、骄傲、粗野、固陋、轻薄等，虽然是“很明显的不道德行为”，但是只要运用的场合、程度的强弱和进行的角度恰到好处的话，就不会是不道德的，甚至从结果来说，可以说是道德的。
唯独只有“怨尤”是“众恶之母”，因为有了它，才产生世间的一切坏事。一切恶行都由“怨尤”而生，隐而言之，是私言秘语、阴谋诡计；形而出之，便成朋党暗杀，暴动内乱，祸及国家和人民。“怨尤”使人们互不信任，互相怀疑和嫉妒、互相牵扯，形成内耗。而“怨尤”的产生即在于“穷”，即专制政治对人性的压抑、对社会言论的堵塞。他解释说，“穷”即“是指堵塞人的言路，妨害人的活动的那种行为，使人类的本能活动陷于穷迫。”福泽认为，孔子之所以说惟女子与小人难以对付，即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深受专制集权统治的压迫，失去人生的自由和独立，心有不平而又没处说，故才“形成了怨尤的风气”，而英美诸国之所以文明进步，即在于广开言路，人们言论自由，思想民主。因此，要振兴民族精神，杜绝“怨尤”这种涣散民心的恶德，就“不可不广开言路”，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
总之，要树立新的民族精神，振兴国家，培养独立人格，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首先就必须根除旧的封建精神的压迫，根本的是要消除社会生活中的专制集权主义的统治。
2.教育与国家的独立和人格的独立
福泽谕吉认为，不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和独立，还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个人独立和自由，都要依靠教育才能求得。他认为，虽然基于天理，个人和国家都应当是不受拘束和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和不受拘束的保障却在于要有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才德”。个人应有与其个人相适应的“才德”，国家也应有与其国家相适应的“才德”，这才是平等和自由的基础。而“要具备才德就须明白事理，要明白事理就须求学”。因此，在国家的独立和个人的独立上，“学问”成了首要的条件。因为人民不向学，国家不尊重。“学问”，社会改革就无法进行。在一个文盲成群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建设现代文明和独立国家的。文盲和愚昧，也是造成专制暴政的社会基础。他说，不学文盲，不进道理，没有理性，“除饮食起居外，一无所知。由于不学，所以贪欲极深，公然欺诈，狡避政府法令，不知国法与自己的职责为何物。虽然子女日繁，却不知教子之道，这就是所谓恬不知耻”。由于不知耻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陷于贫困和饥寒交迫之境，但又不反求诸已，反而会妄自怨恨邻近的富人，甚至纠集党徒，进行暴动，酿成变乱。因而，人民的无知又是新法受阻、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由于无知，“有人受人嗾使，进行暗杀；有人误解新法，掀起叛乱；有人用强横的办法，捣毁富有之家，酗酒偷盗”，无所惑而不为。而国家对待这种人，“决不能采取讲道理的方式来唤醒他们”，威慑镇压，专制暴政就由此而生。“所以一国的暴政未必只是暴君酷吏所为，事实上又是由于人民无知而招致的祸殃”。因此，人民想要避免暴政，必须赶快立志向学，提高自己的才德。这种把专制主义的根源推到人民的愚昧无知的头上的理论，掩盖了愚昧和落后的真正的阶级根源，显然是为其新兴资产阶级的新的统治秩序服务的。
但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从思想的角度看，我们也可以看到福泽是间接地猜到了愚昧与专制的辩证关系并把它落实到教育上，也是很深刻和现实的。
人民“向学”，就是要培养人的独立的人格。因为在福泽谕吉看来，个人的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基础。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福泽把独立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方面的独立，这种独立依赖物质基础，是物质生活方面的独立。但由于依赖于物质，所以相对于物来说，他又是不独立的，是为外物所累的，所谓“一杯是人吃酒，三杯是酒吃人”，走到极处，“就会迷失本性，丧失独立的主宰”为外物所异化，也就丧失了作为人的价值存在的独立。另一种独立是精神的独立或独立的精神，这才是人最可宝贵的东西，它是人作为一种价值存在而与一切他物相独立的本源，其核心是不受物累和永远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这种自我主宰的精神所肯定的是人的主体的地位和当家作主人的气概，这才是国家独立的核心。他指出，一国的物质文明，如学校、工业、陆海军，都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都是容易做到，甚至可以拿钱买到的，而只有这种“极其伟大而重要的”“人民的独立精神”，是“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陆海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这也就是说，独立的精神是国家和人民的灵魂，是文明的灵魂。他又从反面具体地指出了个人的独立精神对国家独立的重要意义：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会深切地关怀国事，因为心存依赖，既没有勇气，也不会有责任心，更没有主人翁的意识，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国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因为这种人怕官怕上怕人，有依赖和谄媚的习性，而且不知羞耻；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又会仗势做坏事，因为这种人无耻并有欺上瞒下的习性。因此，基于这种由于人民没有独立精神而来的灾祸，要想振兴国家，培养人的独立精神就是当务之急。福泽强调指出：“生当今世，只要有爱国心，则无论官，民都应首先谋求自身的独立，行有余力，再帮助他人独立。父兄教导子弟独立；老师勉励学生独立，士农工商全都当独立起来，进而保卫国家。”
在现实社会中，人的独立地位只有依靠教育、依靠其向学的程度。“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人的基本权利和本能天生都是一样的，而社会上之所以有贤和愚、有富有贵，既有能独立的，又有不能独立而依赖他人的，就是“由于学与不学所造成的”。因为世上的事情越难做的，越需要复杂的学习，所以能做的人地位越高，独立性越强，故“惟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富贵，没有学问的人就成为贫贱。”因此，要说“平等”，实际上只有在“向学”这一点上人与人是平等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就是由其德智的修养而来的，人们的德智就好比是开花的树，而人的荣誉就是树上的花朵。
人们只有努力向学，修成德智，才能一步一步地树立起自己的社会地位，使自己在社会上保持独立。他说：“人们在社会上的人望，既非由力量大小而定，也非由金钱多少而得，而是依凭聪明才智的活动和正直道义的信誉积累起来的。”因此对于人格的独立来说，教育是最重要的。
人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其独立人格的核心是安“职分”，守“本分”。他认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片面的伦常“名分”是虚饰的、无用的，而“职分”即每个人的职责却是实在的、有价值的。只要每个人坚守自己的职责，人就是独立的，国家尽到自己保护人民的职责，国家也就具有了独立的“国格”。他说，人民是一国的财东，有供给国用的职分，“文官的职分是议订政治法制，武官的职分是服从命令，效命疆场。此外，学者和商人都有其一定的职分.”只要人人尽职尽责、个人是独立的，国家也就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