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19世纪末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着名代表人物。
他积极参加戊戌变法运动，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理论，在同封建顽固派的论战中，笔锋犀利，所向披靡，因而声名卓着，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时人合称“康梁”。
梁启超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在哲学、史学、文学、伦理、教育、政治理论等领域都有许多建树。作为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和清华研究院的导师，他在中国教育史上也留下了许多丰富的遗产。
他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愧为一名杰出的思想家、宣传家，同时也是一位着名的教育家。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他一生经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重大的历史事件。梁启超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以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为分界线。前一个阶段，他是进步的，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先进分子；后一个阶段，政治上渐趋保守，但在1903年以前，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仍然继续宣传西学，对中学、旧学有所批判，对当时的学术界、教育界有过积极的影响。
1903年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逐渐成长活跃，他则堕落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保皇派。
梁启超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祖父梁维清，是秀才，当过教谕，即管理一县文教事业的小吏。父亲梁宝瑛，屡试不第，连个秀才也没有捞到，最后只能做个私塾先生，教授乡里。可见梁氏家族在当时地主阶级的行列中，地位不高。父辈把希望寄托在梁启超身上。他们企图通过科举的途径，让他跻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
书香门第的家庭，使梁启超能够较早地接受教育。他从4岁起开始读“四书”、“诗经”，听祖父谈古豪杰嘉言懿行；6岁跟随父亲受中国略史、“五经”；8岁学作八股文，9岁能够写上千字的文章。总的来说，梁启超在10岁以前受的是家庭教育，并未外出就学。他自己在《哀启》中说：“启超启勋及群从昆弟，自幼皆未尝出就外傅。学业根柢，立身藩篱，一铢一黍，咸禀先君子之训也。”
1884年，梁启超到广州应学院试，考中秀才。当时他才不过岁，这对梁氏家族，实在是一件大事。梁启超祖父的功名，也不过如此；而乳臭未干的梁启超，竟然后来居上。
科第的成功，宗族的赞扬，前辈的期望，使梁启超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欢乐和信心。
1888年，梁启超成为广州学海堂的正班生，同时又做菊坡、粤秀、粤华等书院的院外生。在四年左右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刻苦攻读，钻研了大量的经、史、子、集，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汉学基础，成为学海堂出类拔革的高材生。
次年(1889年)，他应广东乡试，一举中的，榜列第八名举人。主考李瑞蒩嘉其才华，把堂妹许给他。
1890年春天，梁启超到北京参加会试，没有考取。回来后，途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等书，开始接触西学，“始知有五大洲各国”，初步打开了知识眼界。
到广州后，继续在学海堂求学。这一年8月，梁启超的同学陈千秋，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引起了他的求知欲望。他和陈千秋两人拜谒了康有为。
经过康有为的一番恳谈教导，梁如“冷水浇背，尽失故垒”，遂拜康有为为师，执弟子礼。这一次拜谒，成为梁启超一生中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重大转折点。
后来，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回忆了他第一次会见康有为的情形“其年秋，乃因通甫(即陈千秋)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以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他接受了康有为比较系统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薰陶。今文经学使他获得变革现实的武器，对欧美资本主义的了解使他开阔了眼界。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讲学深为佩服，他回想当时的情景“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从此以后，梁启超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和主要助手。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民族的危机，促使梁启超开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这样，梁启超就逐步由一个普通的封建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探索和拯救祖国命运的维新志士。
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史称“公车上书”，震动了当时朝野。梁启超这位年轻的维新志士，跟随康有为一起，投入了现实的政治斗争潮流。他四处奔走，八方联络，表现出组织方面的杰出才干。草奏折，写文章，显示了在文字宣传方面的卓越才能。在这场斗争中，他结识了一大批维新志士。这一切，都为他在以后的维新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条件。
这次“公车上书”虽然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转送给皇帝光绪，没有结果，但是举人们的上书请愿，在当时的社会毕竟是一件不平凡的举动，它使一潭死水的清朝政局，激起了一阵波浪。
接着，梁启超协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也由于顽固派的阻挠破坏，两者分别被迫解散和停刊。京师的维新运动转入低潮。
1896年，梁启超离京抵沪，创办《时务报》，并担任主笔。在他们周围，团结了马相伯、马建忠、严复、谭嗣同、容闳、章太炎等一批维新志士或同情者，作为撰稿人。梁启超本人也在《时务报》上先后写了《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政论。在他那些“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的文章中，系统地宣传了变法维新的理论，并同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当时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所以《时务报》创刊后，几个月之内，就销售一万多份，风靡一时，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喉舌。梁启超的名声亦由是噪起。
1897年，梁启超离沪，就任长沙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他以万木草堂的教学原则为蓝本，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0章。通过教学，着重培养学生具有变法维新的意志，阅读儒家着作及历代治乱兴衰的记载，参考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研求治国的道理，为维新变法事业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人才。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倡行新政，除草拟废八股折、定大学堂章程外，又草定奖励工艺、奖制新器的章程。
光绪皇帝也亲自召见梁启超，命呈《变法通议》，赏六品衔，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到日本。此后他在政治上逐步趋向保守，但直到1903年以前，他在传播西学方面仍起着广泛而富有成效的思想启蒙作用，给予当时的学术界、教育界以深远的影响。他曾以《自励》为题作诗：“献身甘作万矢的，着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表达了他要继续探求真理的思想和信念。
梁启超在此时撰文介绍了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学术思想，如霍布士、培根、笛卡儿、卢梭、康德、孟德斯鸠、达尔文等人的思想，还有资产阶级在政治、哲学等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以及西方一些国家的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从而打开了原来只知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封建传统文化的人们的眼界，给他们(特别是青年)灌输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让他们懂得了除中国传统的旧学外，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广阔的知识海洋中，还蕴藏着那么多的精深学问。仅就这一点来说，梁启超算得上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启蒙大师。
郭沫若在他的一段回忆中曾经公正的指出了这一点“那时候，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着书。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1905年，《民报》创刊于东京。后以《民报》与《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展开了思想论战。在论战中，梁启超站在保皇派的立场，鼓吹“忠君保皇”，他污蔑中国人民能力低下，无法实现共和。说什么：“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这些观点，遭到了孙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驳。
07年，梁启超在东京组织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政闻社被封后，他支持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发表了大量鼓吹君主立宪的文章。这段期间，梁启超实际上已经成为立宪派的首领。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自海外归国，出任共和党党魁。后又组织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1915年，袁世凯称帝，求其赞同帝制。他多次上书，婉词力谏，反对变更共和国体，而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继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这期间梁启超混迹于北洋政坛，但为期不长。随段祺瑞的辞职，1917年底梁启超也一起离开了北洋政府，从此结束了他从政做官生涯。
以后，约十年左右的时间，梁启超专门从事教育和文化学术事业，他担任过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清华研究院导师。他晚年撰写的重要着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他一生着书甚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教育、历史等许多领域。后被合编为《饮冰室合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57岁。
梁启超有关教育方面的着作主要有下列几种《变法通议》(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年)。这是梁启超在上海主编《时务报》时发表的早期政论。他在《变法通议》中，针对当时中国的落后情况，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还特别强调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制度，要注重师范(师范教育)、女学(女子教育)和幼学(儿童教育)的建立。
《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1897年)。这是梁启超晋谒湖广总督张之洞后写给张的信。信中论述了“培养人才为当务之急”，中国不应只局限于建立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类型的学校，更应当注意设立政治学院，培养一批懂得政治法律，主张变法维新的行政管理人才。学校的课程应注意学以致用，“学非一业，期于致用；言非一端，贵于可行”。《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1897年)。这是梁启超写给杭州知府林启的信。林启曾开办求是书院。信中梁启超重申政法之学的重要性。“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梁启超建议书院的教学应采用“中西兼举，政艺并进”的方针，教授则宜挑选“通古今、达中西”的通学大儒为最佳人选。
《教育政策私议》(1902年)。这是梁启超逃亡日本主编《新民丛报》时写的一篇教育论文。文中论述了“教育次序”，他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情况，把教育划分为：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期、成人期几个阶段，并设计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教育制度表”(即学制图)。
学校经费则主张由市村之公产及征学校税以充之。建议国家“制定小学章程，评定其管理法及所授课目，颁之各区域使其遵行”。他还强调要编写教科书。凡每一学校区，则设一教育会议所，管理经费。
每省置视学官三四人，分巡各学区，查察管理方法和课程。
《新民说》(1902-1903年)。这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连载的长篇论文。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应该在于培养新一辈的国民-即所谓“新民”。他阐明了这种“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他并且还详细地论述了“新民”应具备的特性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