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他提出：“公德”、“国家思想”、“权利义务思想”、“自由”、“自治”、“进步”、“合群”和“尚武”等，这些都是近代国民所必须具有的精神、道德品质。
但是，在论述这些新的道德规范时，梁启超强调要注意它们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简而言之，要有点辩证法的观点，力求避免片面性。
例如：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破坏与成立，都是互相依赖，缺一不可的。因而他概括地说：“知有合群之独立，则独立而不轧轹；知有制裁之自由，则自由而不乱暴；知有虚心之自信，则自信而不骄盈；知有爱他之利己，则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坏，则破坏而不危险”。梁启超上述的道德观和德育理论，在当时确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十分有价值的见解。
(3)重视教学法改革。
在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教学法方面，他可以说是一个创导者。
他曾把两种不同的教学法进行比较，对中国传统的教学法深为不满。
他认为旧的教学法是“导之不以其道，抚之不以其术”。简而言之，就是不甚得法。尤其是对旧学校采取体罚更为深恶痛绝。他指出“今之教者，毁齿执业，鞭笞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何物小子，受此苦刑”。
结果使学生视学校如囚牢，畏教师如狱吏。因此，他大声疾呼地说：“非尽取天下之学究而再教之不可”，强烈要求对这种残酷的教学法进行彻底的改革。
他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优秀的教学法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
指出西洋学校的教学是“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未强，易于学也。必教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
梁启超所介绍的先进的教学法，与旧的教学法相比较，不仅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教学的客观规律。
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批判地吸收的第一，教学要由浅到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可躐等。
第二，要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使学生容易接受知识。
第三，要从小学起教儿童学习外国语，效果较好，容易上手。
第四，要从小及早给学生传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初步知识，以便扩大学生的知识眼界。
第五，要授以音乐、体育课程，使儿童的身心获得和谐的发展。
梁启超所介绍的先进教学法，好像一股新鲜的空气，使一些久受封建主义旧教育传统思想束缚的人，头脑为之清醒一新。
梁启超作为启蒙运动的先驱，他对中国语文教学的改革也是十分关心的。
他认为：封建主义的语文教学“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开塾未及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这是违背教学的基本原理的。他主张“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就是说要重新编辑出合乎教育规律的新教材来。
为此，在语文教学的改革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一是绮靡之文，带帖括气之文，矫揉造作之文不可选，教材要注意典范性。
二是语文教学的指导思想，应是“教人以研究的方法”。教学生作文，是要学生懂得作文的“规矩”。所谓“方法”、“规矩”，就是要教师和学生能够掌握讲授和学习语文的教学规律。然后，无论是阅读、作文，才能获得显着的成效。
三是作文要有丰富的内容，要有许多材料。有了材料，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剪裁、驾驭、整理成文章。
在教学上，梁启超还十分重视学以致用，他认为“学问可分为二类：一为纸的学问，一为事的学问。所谓纸的学问者，即书面上的学问，所谓纸上谈兵是也。事的学问，乃可以应用，可以作事之学问也”。
他指出，中国古代的经史文学都是“纸的学问”，更为宝贵的是，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人们学习西学不得法，象学习医学、矿学这样先进的科学技术，只不过把它的本本背得滚瓜烂熟，而不能应用，也就有如烧纸成灰而吞食的危险。他说：“无论文学之纸灰、矿学之纸灰，其为无用一也。”梁启超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因而，他提议“在学校时，于社会应有之知识研究有素，毕业后断不患无人用之，在学校养成一种活动之能力”，千万不要“专在纸的学问上用功夫，则空耗费脑力而已”。梁启超主张学校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的教育观点，是一个十分卓越的见解。
正如上述，梁启超反对旧的教学法，“对于儿童过于严厉”，但反过来，有一些所谓“新”的教学法，“教育儿童纯用趣味引诱”，他也是不同意的。他指出这种教法的弊端是，“编者教者或不欲过费儿童之脑力，然失之过宽，亦有不宜之处”。
他说，这种教材教法，只能适合“中材以下的标准，稍聪颖者则虽倍之不为多”，结果是中上以上的学生食不饱，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知欲，阻碍他们智力的发展。梁启超认为人类智慧的潜力是很大的。
“教育之目的即在扩张其可能性，愈用愈发达，愈不用亦遂退化”。
教学不能只片面的考虑“趣味”或过于浅薄，应该有适当的难度，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还要注意发展学生的智力。
类似这种先进的、合乎教育科学原理的教学观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罕见的。梁启超不失是一个有真知灼见的教学法理论的传播者和倡导者。
(六)运用推广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和研究方法
梁启超晚年在大学讲坛上和指导研究生期间，在治学方法和研究方法方面，发表了不少深刻的见解。他曾谦逊地对学生们说“我对于专门学问深刻的研究，在我们同事诸教授中，谁都比我强，我谁都赶不上他。但是我情愿每天在课堂上讲做学问的方法，或者同学以前所用的方法不十分对，我可以略略加以纠正，或者他本来已得到方法，可以为相当的补助。这一点我在知识上对于诸同学可以说是有若干的暗示，也许同学得我这种的暗示，可以得到做学问的路，或者可以加增一点勇气。”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界的一些积习和弊病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一是笼统。标题笼统——“有时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对象为何物”。用语笼统——“往往一句话容得几方面解释”。思想笼统“最爱说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道理”。
二是武断。“立说的人，既不必负找寻证据、说明理由的责任，判断下得容易，自然流于轻率”。
三是虚伪。虚伪表现为二个方面：“语句上之虚伪，如隐匿真证、杜撰假证或曲说理由等等”。“思想内容之虚伪，本无心得，貌为深秘，欺骗世人”。
四是因袭。缺乏批判、分析的精神和能力。“所以一味盲从古人，剽窃些绪余过活”。
五是散失。“间有一两位思想伟大的人，对于某种学术有新发明，但是没有传授与人的方法，这种发明，便随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断。
所以他的学问，不能成为社会上遗产”。
因而，他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和精神，首先是“求真知识”，要想求得对事物性质的“真知灼见”，就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结果，才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
其次是要“求有系统的真知识”。要了解这件事和那件事的关系，才能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统的知识。
“系统有二：一竖，二横。横的系统，即指事物的普遍性。竖的系统，指事物的因果律”。
第三是“可以教人的知识”。要使知识和方法能够普及于社会，“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会有发明”。不至于使知识中绝失传或陷于少数人垄断或独享。
最后梁启超希望大家不要讳疾忌医，努力服下科学精神这剂良药，使中国文化再放异彩。
梁启超的这番讲话对当时的知识界、教育界是有一定启示和鼓舞作用的。
至于对研究生的培养，他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特别是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方面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他说“研究院的目的，是在养成大学者。至于大学者，不单靠天才，还要靠修养，如果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并且要得精深结论，必需有相当的时间，并受种种磨炼，使其治学的方法与治学的兴味，都经种种的训练陶冶，才可以使学问成就”。这就要求：一要“养成做学问的能力”。
眼光要异常敏锐，脑子要精快，要晓得如何观察的方法。心思缜密，一点不粗索，一点不苟且。要善于辨别材料的真伪、主次，并能驾驭和综合。二要“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要忠实，防止盲从；要深入，防止肤浅和笼统。要谨慎，防止武断和牵强附会；要勤奋，防止松懈和急于求成。由此可见，梁启超不仅是造诣精深的学术界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教术高超的研究生导师。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教育史上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他并不满足于简单的介绍西方的思想学说。他能够运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来重新认识和整理中国的旧学术，在这一方面，梁启超是一位重要的开拓者。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论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研究中国学术思想的创新的着作。
他在这本着作里着重阐明下面几个观点。
第一，他既反对做古人的奴隶，也反对做西人的奴隶。如果我们一面“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那是得不偿失。因而，他主张在发扬本国学术并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个立场无疑是可取的。
第二，要客观地评论各家学说的长短得失，以及它与政治的关系。如他分析为什么儒家比道家、墨家受到封建统治阶级优宠的原因，“墨家主平等，大不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
梁启超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需要儒学和儒学如何适应专制主义口味的分析，确是颇有见地的。
第三，要注意学术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因此，梁启超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对3000年的中国思想史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他把中国思想史的演变和发展划分为7个阶段：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春秋战国为全盛时代；两汉为儒学统一时代；魏晋南北朝为玄学时代；隋唐为佛学时代；宋元明为理学时代；明末至晚清为近世学术时代。梁启超力图把握每个时代的思想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他的分析牵强附会之处尽管不少，但也不乏相当多的真知灼见。例如：他正确地看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给学术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统一代替竞争，窒息了学术思想的活跃，“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
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处理和研究中国的学术遗产，因而使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同以往的封建学术思想区别开来，成为一种崭新的学术流派。胡适在其《四十自述》中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其中之一，便是这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使他知道了在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学术。可见，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所作的新分析，无论从开创这门学科的新阶段或冲击旧的传统学术思想束缚意义上来看，都有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生活在变动剧烈的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快速的历史行程，政局的风云变幻，资产阶级软弱动摇的先天品格，都给梁启超的思想打下复杂多变的印记。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坦率地承认自己“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所以在他的思想中就出现了“流质易变”的鲜明特点。
例如：梁启超倡导过民权，并以“誓起民权移旧俗”自励，后来却自食其言，反过来鼓吹“开明专制”。
又如，他在鼓吹自由时，热情讴歌：“璀璨哉自由之花”，“庄严哉自由之神”。而当他的政治态度转趋保守时，对自由主义，则常从防弊着眼，喜引罗兰夫人的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如此等等。再如：他一直热心宣传西学，然而1919年到欧洲转了一圈，回国后便大叫“科学破产”，物质文明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学术界对梁启超的“流质易变”，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但有一些同志曾对梁启超的“变”作了综合的分析，认为梁启超一生有十次变化，其中三次属于前进的，向上的。三次属于后退的，向下的。另四次则是他本人虽然前进了却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相对于“变”的一面，梁启超还有他稳定不变的另一面，那就是在他的一生中，爱国之心未变，新民之道未变。这个观点可以给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学术界同行们提供思考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