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为全国教育行政最高机关，诸君又为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主要之人，今日鄙人与诸君相见一堂，非常荣幸。但鄙人于教育经验其少，亲身从事教育者不过在湖南办学校半年有余，时间既短，办法又不完备；今乃在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与诸君谈论教育，岂不惭愧！查我国创办教育，在前清光宣时代；当时无论新旧中人，莫不以教育为救国之要图，其规模制度虽不完备，然办理教育之人抱有一种热诚，皆视教育为应尽之义务；此种精神实为后来所不及，以今日教育现状而论，学校数目颇有推广，学生名数颇有增多，形式上不无进步，至精神上则有远逊于昔者。昔时人人视为救国要图，今乃不为一般人所重视，地方上不独无提倡，且从而摧残之。不独此也，即社会对于教育，亦有种种怀疑之处，以为教育究竟于国家有无利益。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有不待言者，至今日而复发生教育有无利益问题，讵不大可骇异？然必有所以致此者，其故不可不深察也。此诚非常危险，故鄙人近日对于教育抱有非常之悲观，以为今之教育方法，非根本改革不可。夫现在教育之气象，何以至于此极，固属政府与社会方面俱有种种之原因，而教育之自身亦实有不能自存之处。今后之改良，盖一方面在乎全国政治之趋向，一方面在乎教育界之认定责任也。以教育与共他政治之关系而言，教育总长处最高机关，不能不负责任；至教育自身不能自存者，究在何处，鄙人在教育上无实在经验，言之恐不能中肯。惟个人之意见，以为有数点应当注意，试缕陈之。
第一点，现在教育未脱科举余习也现在学校，形式上虽有采用新式教科书，而精神上仍志在猎官，是与科举尚无甚出入也。中国科举习惯，在汉朝时已有萌芽，至唐宋时始完全成立，至清室乃极端发达。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弟子员，供皇帝之侍奉，有识者非之；太史公《儒林传》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夫广开学校为极善之举，何至废书而叹，可见当时之学校专为官吏而设，入学校亦惟在于求官，班固所谓利禄之途然也。太史公所为叹息者，即在于此。然则我国利禄之害，共中于学校久矣。中国初办教育，学校尚未完备，而主持教育者仍沿用科举之方法，惟知奖励学生做官，如学生毕业奖励，留学生考试分部章程，纷纷颁布，此在他人所深恶痛绝者，而吾国方竭力奖励之不暇。夫以二千年来之恶习久已深印于全国人之脑筋，极力矫正尚恐不足，而况加以奖励，其结果尚可问乎？至今日其险象已露矣，即西河沿一带客栈，求官者多至数万，遑论他处！此时教育尚未能普及，已有此现象，假使将来教育普及，全国人皆有做官思想，试问何以应付之？此非鄙人之妄言也；从来教育具若何之方针，斯造成若何之国民，教育以做官为方针，必使全国人有做官之思想而后已耳。教育不能普及，尚有农工商等人；一旦普及，则农也、工也、商也，将全变为官矣，世界宁有此等国家耶？欲去此种积习，亦非政府定一方针应可办到者，是在教育界中人通力合作以矫正之；如一时不能去净，则逐渐图之，从前错误或有矫正之一日也。社会对于教育怀疑之点，前已言之，如抱此疑问者仅属顽固之人，犹有说也，实则不独顽固者然，即不顽固者亦大都如此也。教育之坠落至于此极，尚可问乎？至于科举积习如何始可铲除；其矫正之法式，或将此弊编入教科书，或着为论说，亦不敢遽定；惟教育界人不可不时时研究之，教育最高机关中人尤不可不时时研究之，研究之结果，必有方法以矫正之。此所当注意者一也。
第二点，学问不求实用也据鄙人之意见，学问可分为二类：一为纸的学问，一为事的学问。所谓纸的学问者，即书面上的学问，所谓纸上谈兵是也。事的学问，乃可以应用，可以作事之学问也。中国数千年来及欧洲文明未兴以前，皆是纸的学问，读古人书，不外摹仿与解释二类，所学专为印证古人，食而不化。经史文词固有然矣；即新学盛兴，乃有矿学医学，然读矿学书只能读熟，不能应用，其无用与熟读经史文学等；有如烧纸成灰而吞，无论文学之纸灰，矿学之纸灰，其为无用一也。欧洲二百年前，实用学问未能发达，亦是为纸的学问所误；如学几何，只能熟习其程式而不能应用于事物，其无用与吾国之文学等耳。自实用教育发明，欧洲教育经一次之大改革后，然后科学乃大进步，吾国始而八股，继而策论，继而各种教科书，形式上非无改革，然皆为纸的学问，不过天地元黄变作某种教科书之天地日月耳，又何裨于实用乎？教师之教也，但使学生能读能解已尽其事，不问其他；学生之学也，亦志在能读能解，可以考取最优等，不问其他。然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且不独毫无益处，若细细研究，其结果，则受教育者文化反在未受教育者之下；何也？彼未受教育者尚能与社会时常接近，既受教育者反与社会全然断绝，欲再学则时不再来，又自谓地位较高，不屑与社会为伍，以致自暴自弃，一无所能，故未受教育者尚能得一技之长，为农为工为商而已；受教育者则舍做官外无他能力，因做官只须每日到署，尽人而能也。此固由今日社会他种事业全不发达，不能全责教育自身，然教育自身亦不能辞其责。如某君在外国留学商业，当其求学时，本无做官之志，乃回国后欲在商界谋一事而不可得，遂不得不求为官矣。彼本为商业学生，何以不能在商界做事，固由于中国商业太旧，而实际由于彼在学校时，除读书外，未曾研究一切商业习惯，或仅知外国商情而不知本国商情者，皆纸的学问误之也，何能全责社会乎？今使有人劝一商界中人曰：尔用人须用商业毕业之人，其人亦勉从之；然彼所用之商业毕业者，卒不能为之办一事，一经失败，则此后永远不敢再用此辈矣。故吾人须知纸的学问之害，于学生在学校时，令其研究一切社会应用之事，则学校愈多，国家愈进步；盖人之机能愈用而愈发达，如专在纸的学问上用功夫，则空耗费脑力而已。总之，学校与社会万不可以分离：在学校时，于社会应有之知识研究有素，毕业后断不患无人用之，在学校养成一种活动之能力；将来在社会上可以不必求人，亦足自立。
且天下事积小以成大，一学生能为一小事，推至十百千万学生，其事业安可限量耶？现在学校与社会既不相容，顽固者以为学校无用，学校中人则自谓纸的学问已不少，社会上何以不用？因而愤世嫉俗，使学校与社会至相仇视；社会既为一般老农老工老商所据，事事不求进步。学校中人又无机会与社会相接，亦不能贡献新得于社会，大局岂能进步？非独无进步也，甚且仇视日深，终至牵动大局，而祸变未有已时。此所当注意者二也。
第三点，即趣味教育程度问题也此为鄙人个人之一种感觉，现在尚未能自信，然不妨与诸君商榷之。教育儿童纯用趣味引诱，则不能扩张其可能性；从前教师之对于儿童过于严厉，专用体罚，致使儿童视就学为畏途，且足以妨害儿童之发育。今矫其弊，专以趣味教育引起儿童就学之兴味，如教科书之图画等之类，其法固善，然趣味教育之程度，则不能不加以研究。如近时教科书之深浅，种类之选择，课程之分配，仅足为中材以下之标准；稍聪颖者则虽倍之不为多，此在编者教者或不欲过费儿童之脑力，然失之过宽，亦实有不宜之处。盖人类之可能性非常之大，教育之目的即在扩张其可能性，愈用愈发达，愈不用亦遂退化，证之生理学中不乏其例。今有二人于此：年岁相若，体质相若，衣服之厚薄亦相若，乃一则畏寒，一则不畏寒，则皮肤中可能性发达之程度异也。盖人类皮肤中反抗外界激刺之可能性愈受强迫，愈益发达，如常以冷水浴者自能耐寒之类，故可能性者加以若何之勉强，斯发达至若何之程度者也。人之精神亦复如是。昔人谓精神愈用而愈出，实为名言；如吾侪每日做事见客，亦不觉其苦，若长日无事，身体反觉疲倦，即其证也。故教育儿童，徒以趣味教育，俾其毫无勉强，必不能扩张儿童之可能性也。回思吾侪束发受书之际，并无今日美丽之教科书，悦目之图画，成绩亦颇不恶，则以受各种逼迫之故，其可能性自然发达也。读书而令儿童自己思索，不为讲解，未免近于蛮野；然如为师长者或授一书而强使记诵，或发一义而使之思索，衡以今日教授之法固属不合，然往往因此而生记忆力与理解力焉。鄙人言此，并非主张旧日之教法，不过证明令日纯用趣味引诱，不加强迫，亦未免过犹不及耳。此所当注意者三也。
第四点，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也以中国现在之文字，学现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殆绝不可能之事。非以其烦难也，以中国之字常用者不过数千，原不为难，难者其文法之组织耳。语言与文字分而为二，其结果自不得不为纸的学问。盖吾国之文字，乃古时之文字，惟宜对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学也。欧美各国亦有古文今文两种，古文惟用于经典，研究科学绝不用之，即如德国科学之进步不过百年间事，其学问所以如此发达者，实因国语独立。故我国教育各种科学必用古之文字，是为国内之不独立，是为对古人之不独立；讲来讲去皆是古来学问，非现在之学问，无怪教育之不能发达也。此事闻贵部久已注意，可谓卓识，然不可不乘此时机造成一种国语。所谓国语者，非用一地方之俚语也，其程度必视寻常之语言稍高，视寻常之文字较低，将来通用于各学校以利教育，则于科学之进步、教育之普及均有莫大之裨益矣。从前一般教育家，深以儿童读经为诟病，诚以六七岁之儿童万不能与之讲经说古也；今虽易以教科书，而所用者犹是古来文字，直五十步笑百步耳，科学之不能进步者以此。故鄙人以为及早造成一种国语，用以编纂教科书以利教育，诚目前非常重要之事。此所当注意者四也。
以上四点，不过鄙人一己之感想，是否有当，不敢自信。
此外或尚有其他意见，惟苦于时间不能详尽，他日如有机缘，当以文字或演说贡献于诸君也。此数点外，鄙人尚有数言贡献于教育界者：大凡教育之前途，及现在之缺点，他日之改良等问题，身在教育界者自必有一种感想。惟主义政策究属空言，必得其人然后乃能有济，否则虽有善法，亦属无补于事。外国教育之进步，由于多数之教育家之力，任其难。中国果有教育家否，殊为疑向。盖凡为教育家者，必终身以教育为职志，教育之外，无论何事均非所计；又须头脑明净，识见卓越，然后能负此重任。吾国教育界中人，或一面在学校当教习，一面又兼营他事；即有不兼他事者，亦皆存一无可如何之心。夫教育之事业何等重要，专心致志尚恐不能尽善，今乃存一无可如何之心，试问何能进步？从前塾间教师，所入极微，又极劳苦，然其兴味极浓，精神贯注，学生感触其精神自能有益；今之教育中人既以担任教育为无可如何，其精神之懈怠可想，学生岂能获益乎？夫学界之力，常与政界相抗，学界与政界争人材，学界自不能胜，况现在之时局日有变迁，做官亦并不甚难，故苟非志向极坚定之人，未有不为此潮流所卷去者；教育家之难得，职此之故也。
欲矫除以上之弊，卓然自立为教育家，万不可不有一哲学之理想，以与社会之恶习相抵抗。哲学之理想乃最高尚之理想，不独教育界人有此理想，可以不为外物所动；即平常人有此理想，亦可免除许多烦恼。吾人须知人类为何生存，吾人在世界上有何责任，如仅为饮食男女等事，上天又何必生此世人乎？然则吾人生在世间，必有责任明矣。有责任斯有目的，照此目的做去，则虽苦不觉其苦，否则即一日做一无目的之事，其苦已不可名状矣。今者全国之人均陷于悲观，其悲观之所由来，亦实以无目的之故。现在不知造何因，将来不知收何果，终日忙忙碌碌，而不知究为谁忙碌。
焉得不自觉其苦乎？夫人类之进化无穷者也；先哲有云“在止于至善”。至既有限，止亦无期；惟循进化之轨道而行，一人所不能做者合全世界人为之，一时所不能为者合千万年为之，其能达到与否均不得知，然却不能不抱此目的以行。盖世界之进化轨道，乃有统系者，如一条铁然；铁为无数之铁钚互相衔接，互相联络而成，自首至尾节节进步，不能中断也。人生于世，于社会有关，于进化有关，只要做一分事业，即有一分效果，万一不做则如铁中断，先我之人既前功尽弃，后我之人亦无从下手，吾人之责任又岂轻哉？张子所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者，其责任若何之重大！知此责任，无论作何事业，心常舒泰，否则虽努力为之，未有不自觉其苦者。一般之人如此，而教育家之责任尤重，然切不可因其责重而退缩不前，只须认定方针，必可达到目的，所谓求则得之是也。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耳，社会之纷纷扰扰，吾人何必去管？名利为身外之物，贪多务得，有何用处？即人有百裘，着于身者只一裘也；明乎此理，自然不作出位之思矣。况教育家自己所做之事，较他事尤有把握，如政治家之政策有失败时，而教育则无所谓失败也；功夫一毫不妄用，何乐而不为乎？余愿身当教育之冲者，自知其事业重大，且又极有把握；将他事看轻，执定主意，不与社会上之浊空气相接触，则心君泰然，自有余乐，何必以官易我之教育乎？世界各国之教育家，莫不有此理想，故能将至苦之生涯视为至乐之境，否则世界何能有进步如艺花者起早眠迟，非不知自逸之乐也，惟其目的在欲得好花，故虽劳而不觉其苦；教育家之成德达材，视今日之生徒即他日文明灿烂之花也。鄙人极愿我国之教育家养成此志，将来对于中国之前途固有莫大之希望，即对于自己一身亦有非常之愉快矣。
(《教育公报》第四年，第二期19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