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今之朝野上下，所以汲汲然崇拜新法者，岂不以非如是即国将危亡乎哉？而新法之无救于危亡也若此，有国家之责任者当何择焉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笶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母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赋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无血之破坏者，如日本之类是也；有血之破坏者，如法国之类是也。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得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豤而哀之。虽然，哀则哀矣，然欲使吾于此二者之外，而别求一可以救国之途，吾苦无以为对也。呜呼，吾中国而果能行第一义也，则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则吾所谓第二义者遂终不可免。呜呼，香又安忍言哉！呜呼，吾又安忍不言哉吾读宗教改革之历史，见夫二百年干戈云扰，全欧无宁宇，吾未尝不豥蹙；吾读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历史，见夫杀入如麻一日死者以十数万计，吾未尝不股僳。虽然，寻思之，吾重思之，国中如无破坏之种子，则亦已耳，苟其有之，夫安可得避。中国数千年以来历史，以天然之破坏相终始者也，远者勿具论，请言百年风来之事。乾隆中叶山东有所谓教匪者王伦之徒起，三十九年平。同时有甘肃马明心之乱，踞河州兰州，四十六年平。五十一年，台湾林爽起，诸将出征，皆不有功，历二年五十二年而福康安海兰察督师乃平。而安南之役又起，五十三年乃平。廓尔喀又内犯，五十九年乃平。而五十八年，诏天下大索白莲教首领不获，官束以搜捕教匪为名，恣行暴虐；乱机满天下。五十九年，贵州苗族之乱遂作，嘉庆元年，白莲教遂大起于湖北，蔓延河南四川陕西甘肃，而四川之徐天德王三槐等又各拥众数万起事，至七年乃平。八年，浙江海盗蔡牵又起，九年，与粤之朱豦合，十三年乃平。十四年，粤之郑乙又起，十五年乃平。
同年，天里教徒李文成又起，十八年乃平。不数年，而回部之乱又起，凡历十余年至道光十一年乃平。同时湖南之赵金龙又起，十二年平。天下雕敝之既极，始稍苏息，而鸦片战役又起矣。道光十九年英舰始入广东，二十年旋逼乍浦犯宁波，二十一年取舟山、厦门、定海、宁波、乍浦，遂攻吴淞下镇江，二十二年结南京条约乃平。而两广之伏莽，巳遍地出没无宁岁，至咸丰元年，洪杨遂乘之而起，蹂躏天下之半。
而咸丰七年，复有英人入广东掳总督之事。九年，复有英法联军犯北京之事。而洪氏踞金陵凡十二年，至同治二年始平。而捻党犹逼京畿，危在一发，七年始平。而回部苗疆之乱犹未已，复血刃者数载，及其全平，已光绪三年矣。自同治九年天津教案起，尔后民教之哄，连绵不绝，光绪八年，遂有法国安南之役，十一年始平，二十年，日本战役起，二十一年始平。二十四年，广西李立亭、四川余蛮子起，二十五年始平。同年，山东义和团起，蔓延直隶，几至亡国，为十一国所挟，二十七年始平。今者二十八年之过去者，不过一百五十日耳，而广宗巨鹿之难，以袁军全力，历两月乃始平之，广西之难。至今犹蔓延三省，未知所届，而四川又见告矣。由此言之，此百余年间，我十八行省之公地，何处非以血为染；我四百余兆之同胞，何日非以肉为糜。前此既有然，而况乎继此以往其剧烈将仟佰而未有艾也。昔人云：“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吾亦欲曰：一破坏之不忍，而终古风破坏乎！我国民试矫首一望，见夫欧美、日本之以破坏治破坏而永绝内乱之萌孽也，不识亦曾有动于其心，而为临渊之羡焉否也且夫惧破坏者，抑岂不以爱惜民命哉！姑无论天然无意识之破坏，如前所历举内乱诸祸，必非煦煦孑孑之所能弭也，即使弭矣，而以今日之国体，今日之政治，令日之官吏，其以直接间接杀人者，每岁之数，又岂让法国大革命时代哉！十年前山西一旱，而死者百余万矣；郑州一决，而死者十余万矣；冬春之交，北地之民，死于冻馁者，每岁以十万矣；近十年来，广东人死于疫腐者，每岁以数十万计；而死于盗贼与迫于饥寒自为盗贼而死者，举国之大，每岁亦何啻十万。夫此等虽大半关于天灾乎，然人之乐有群也，乐有政府也，岂不欲以人治胜天行哉，有政府而不能为民扞灾患，然则何取此政府为也！呜呼，中国人之为戮民久矣，天戮之，人戮之，暴君戮之，污吏戮之，异族戮之；其所以戮之之具，则饥戮之，寒戮之，夭戳之，瘸戮之，刑狱戮之，盗贼戮之，干戈戮之。文明国中有一人横死者，无论为冤惨为当罪，而死者之名，必出现于新闻纸中三数次乃至百数十次，所谓贵人道重民命者，不当如是耶？若中国则何有焉！草耳，禽豂耳，虽日死千人焉万人焉，其谁知之，其谁豧之！亦幸而此传种学最精之国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林林总总者如故也，使稍矜贵者，吾恐周余孑遗之诗，早实见于今日矣。然此犹在无外竞之时代为然耳。自今以往，十数国之饥鹰饿虎，张牙舞爪，呐喊蹴踏，以入我闼而择我肉，数年数十年后，能使我将口中未下咽之饭，挖而献之，犹不足以偿债主，能使我日日行三跪九叩首礼于他族之膝下，乃仅得半腹之饱。不知爱惜民命者，何以待之！何以救之！我国民一念及此，当能信吾所谓“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者之非过言。而二者吉凶去从之间，我国民其何择焉？其何择焉？昔日本维新主动力之第一人曰吉田松阴者，尝语其徒曰：“今之号称正义人，观望持重者，比比皆是为最大下策。
何如轻快拙速，打破局面，然后徐图占地布石之为愈乎！”日本之所以有今日，皆恃此精神也，皆遵此方略也。吉田松阴，日本长门藩士，以抗幕府被逮死。维新元勋山县伊藤井上等，皆其门下士也。今日中国之敝，视四十年之日本又数倍焉；而国中号称有志之士，舍松阴所谓最大下策者，无敢思之，无敢道之，无敢行之。吾又乌知其前途之所终极也虽然，破坏亦岂易言哉！玛志尼曰：“破坏也者，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使为破坏而破坏者，则何取乎破坏，且亦将并破坏之业而不能就也。”吾请更下一解曰：非有不忍破坏之仁贤者，不可以言破坏之言；非有能回破坏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坏之事。而不然者，率其牢骚不平之气，小有才而未闻道，取天下之事事物物，不论精粗美恶，欲一举而碎之灭之，以供其快心一笑之具，寻至自起楼而自烧弃，自莳花而自斩刈，嚣嚣然号于众曰，吾能割舍也，吾能决断也，若是者直人妖耳。故夫破坏者仁人君子不得已之所为也。孔明挥泪于街亭，子胥泣血于关塞，彼岂忍死其友而遗其父哉(新民丛报第一、三、六、七、八、十、十一期，二月——七月出版)
论立法权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
立法、行政、司法，诸权分立，在欧美日本，既成陈言，妇孺尽解矣。然吾中国立国数千年，于此等政学原理，尚未有发明之者。故令以粗浅平易之文，略诠演之，以期政治思想，普及国民。篇中虽间祖述泰西学说，然所论者，大率皆西人不待论而明之理，自稍通此学者观之，殆如辽东之豕，宋人之曝，只觉词费耳。然我四万万同胞中，并此等至粗极浅之义而不解者，殆十而八九焉，吾又安敢避词费而默然也。学者苟因此以益求其精焉深焉者，则管蒯上之弃，固所愿矣。
§§§第一节论立法部之不可缺
国家者人格也。有人之资格谓之人格。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无意志而有行为者，必疯疾之人也，否则其梦呓时也。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巳。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巳。
秦西政治之优于中国者不一端，而求其本原，则立法部早发达，实为最要着矣。泰西自上古希腊，即有所谓长者议会(Yerontes)，由君主召集贵族，制定法律，颁之于民；又有所谓国民议会(AnassemblyoftheCentes)，凡君主贵族所定法律，必报告于此会，使民各出其意识可否之，然后施行。
其后雅典之梭伦，斯巴达之来喀格士，皆从大立法家，为国之桢。罗马亦然，其始有所谓百人会议着，以军人组织之，每有大事，皆由其议决；及王统中绝之际，有所谓罗马元老院(TheSenate)，罗马平民议会Plebis)者，角立对峙，争立法权，久之卒相调和，合为国民评议会(ComitiaTributa)，故后虽变为帝政，而罗马法之发达，独称完备，至今各国宗之。及条顿人与罗马代兴，即有所谓人民总会者(Tolkmoot)，有所谓贤人会议者，皆集合人民，而国王监督之，以行立法之事，逐渐进化，遂成为今日之国会，所谓巴力门(Parliament)者是也。
十八世纪以来，各国互相仿效，愈臻完密，立法之业，益为政治上第一关键。觇国家之盛衰强弱者，皆于此焉。虽其立法权之所属及其范围之广狭，各国不同，而要之上自君相，下及国民，皆知此事为立国之大本大原，则一也。
耗矣哀哉，吾中国建国数千年，而立法之业，曾无一人留意者也。周官一书，颇有立法之意，岁正是法象魏，使民读之，虽非制之自民，犹有与民同之之意焉。汉兴萧何制律，虽其书今佚，不知所制者为何如，然即汉制之散见于群书者观之，其为因沿秦旧，无大损益，可断言也。魏明帝时，曾议大集朝臣，审定法制，亦不果行。北周宇公时，苏绰得君，斐然有制度考文之意，而所务惟在皮毛，不切实用。盖自周公迄今三千余年，惟王荆公创设制置条例三司，能别立法于行政自为一部，实为吾中国立法权现影一瞥之时代。
惜其所用非人，而顽固虚豨之徒，又群焉掣其肘，故斯业一坠千年，无复过问者。呜呼，荀卿有治人无治法一言，误尽天下，遂使吾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
并立法部而无之，而其权之何属更靡论也；并法而无之，而法之善不善更靡论也。
夫立法者国家之意志也。就一人论之，昨日之意志与今日之意志，今日之意志与明日之意志，常不能相同。何也？或内界之识想变迁焉，或外界之境遇殊别焉，人之不能以数年前或数十年前之意志以束缚今日，甚明也。惟国亦然。故必须常置立法部，因事势，从民欲，而立制改度，以利国民。各国之有议会也，或年年开之，或间年开之，诚以事势日日不同，故法度亦屡屡修改也。乃吾中国，则今日之法沿明之法也，明之法沿唐、宋之法也，唐、宋之法沿汉之法也，汉之法沿秦立法也。秦之距今，二千年矣，而法则犹是，是何异三十壮年，而被之以锦绷之服，导之以象勺之舞也。
此其弊皆生于无立法部。君相既因循苟且，惮于改措，复见识隘陋，不能远图；民间则不在其位，莫敢代谋。如涂附涂，日复一日，此真中国特有之现象，而腐败之根源所从出也。
彼祖述荀卿之说者曰：但得其人可矣，何必豩豩于立法。不知一人之时代甚短，而法则甚长，一人之范围甚狭，而法则甚广，恃人而不恃法者，其人亡则其政息焉。法之能立，贤智者固能神明于法以增公益，愚不肖者亦束缚于法以无大尤。靡论吾中国之乏才也，即使多才，而二十余省之地，一切民生国计之政务，非百数十万人不能分任也，安所得百数十万之贤智而熏治之？既无人焉，又无法焉，而欲事之举，安可得也！夫人之将营一室也，尤必须绘其图，估其材，然后从事焉，曾是一国之政，而顾一室之不若乎？近年以来，吾中国变法之议屡兴，而效不睹者，无立法部故也。
及今不此之务，吾知更阅数年、数十年，而效之不可睹仍如故也。今日上一奏，明日下一谕，无识者欢欣鼓舞，以为维新之治，可以立见，而不知皆纸上空文，羌无故实。不宁惟是，条理错乱，张脉偾兴，直存者革，宜革者存，宜急者缓，宜缓者急，未见其利先受其弊。无他，徒观夫西人政治之美，而不知其所以成其美者，有本原在也。本原维何？曰立法部而巳。
§§§第二节论立法行政分权之理
立法、行政分权之事，泰西早已行之。及法儒孟德斯鸠，益阐明其理，确定其范围，各国政治，乃益进化焉。二者之宜分不宜合，其事本甚易明。人之有心魂以司意志，有官肢以司行为，两各有职而不能混者也。彼人格之国家，何独不然。虽然，其利害所存，尤不止此。孟德斯鸠曰：“苟欲得善良政治者，必政府中之各部，不越其职然后可。然居其职者往往越职，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设官分职，各司其事，必当使互相牵制，不至互相侵越。”又曰：“立法、行法二权，若同归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国人必不能保其自由权。何则？两权相合，则或借立法之权以设苛法，又借其行法之权以施此苛法，其弊何可胜言。如政府中一部有行法之权者，而欲夺国人财产，乃先赖立法之权，豫定法律，命各人财产，皆可归之政府，再借其行法之权以夺之，则国人虽欲起而与争，亦力不能敌，无可奈何而已”云云。
此孟氏分权说之大概也。
孟氏此论，实能得立政之本原。吾中国之官制，亦最讲牵制防弊之法，然皆同其职而掣肘之，非能厘其职而均平之。如一部而有七堂官，一省而有督、有抚、有两司、有诸道，皆以防侵越相牵制也。而不知徒相掣肘，相推诿，一事不举，而弊亦年不可防。西人不然，凡行政之事，每一职必专任一人，授以全权，使尽共才以治其事，功罪悉以属之，夫是谓有责任之政府。若其所以防之者，则以立法、司法两权相为犄角。立法部议定之法律，经元首裁可，然后下诸所司之行政官，使率循之。行政官若欲有所兴作，必陈其意见于立法部，得其决议，乃能施行。其有于未定之法而任意恣行者，是谓侵职，侵职罪也；其有于已定之法而奉行不力者，是谓溺职，溺职亦罪也。但使立法之权确定，所立之法善良，则行政官断无可以病国厉民之理，所谓其源洁者其流必澄，何必一一而防之。故两者分权，实为制治最要之原也。
吾中国本并立法之事而无之，则其无分权，更何待言。
然古者尤有言，“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有司”，亦似稍知两权之界限者然。汉制有议郎、有博士，专司讨议，但其秩抑末，其仅抑微矣。夫所谓分立者，必彼此之权，互相平均，行政者不能强立法者以从我。若宋之制置条例三司，虽可谓之有立法部，而未可谓之有立法权也。何也？其立法部不过政府之所设，为行政官之附庸，而分权对峙之态度，一无所存也。唐代之给事中，常有封还诏书之权，其所以对抗于行政官使不得专其威柄者，善矣美矣；然所司者非立法权，仅能摭拾一二小故，救其末流，而不能善其本也。若近世遇有大事，亦常下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督抚、将军会议，然各皆有权，各皆无权，既非立法，又非行政，名实混淆，不可思议。故今日欲兴新治，非划清立法之权而注重之，不能为功也。
§§§第三节论立法权之所属
立法权之不可不分，既闻命矣，然则此权当谁属乎？属于一人乎？属于众人乎？属于吏乎？属于民乎？属于多数乎？属于少数乎？此等问题，当以政治学之理论说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