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候读了不少中国古代的经史典籍，十岁应童子试，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时路过上海，开始接触西方译着。稍后，由陈千秋介绍与康有为相识，1891年至1894年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学习。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经史文集，也看了不少翻译的西方书籍。
此时，他帮助康有为编纂、校勘《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奠定改良主义的理论作出贡献。自从追随康有为学习以来，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他谈到从康有为学习的收获时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4年他同康有为一起进京会试，并积极参加了维新运动。为反对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和约，他联合广东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清政府。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时，他从中奔走，协助工作。同年月，北京强学会成立，他任书记员，借机阅览了学会所藏大量翻译的西书，使他进一步接触西学。
1896年，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筹办《时务报》，聘请梁启超为主笔。他善于文词，以通俗流畅的笔法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吸引了许多读者。报刊发行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一时“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影响之大，为中国办报以来所未有，对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起了巨大作用。
帝国主义列强阴谋瓜分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激起人民的激烈反抗。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求抗敌救国，变法维新，图强自立。他们认为，“广立学校，培植人才，为自强本计。”当时，湖南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地方官吏鉴于“中日和议以来，内外臣工，仰体时艰，深惟图治之本，莫不以添设学堂为急务”，并且认为，“中国自强之基，诸生自立之道，举莫先于此者”。
就是希望通过学堂培养维新人才，以达到“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的目的。于是在长沙筹建了时务学堂，1897年冬，聘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主讲。梁启超就任后亲自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一立志、二养身、三治身、四读书、五穷理、六学文、七乐群、八摄生、九经世、十传教。他极力宣传维新思想，“倡议废跪拜、易服色、抑君权、伸民权”，在时务学堂，“所讲则春秋改制，兼及西学，以新学教育湖南青年”。
他积极负责，培养出一些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例如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就是他的学生。梁启超传播维新思想，触犯了顽固派的利益，受到顽固分子的攻击和谩骂，王先谦就攻击他“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他被迫于1898年离开时务学堂。这个时期，他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主持译书局工作，积极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有为每有密谋，必与之再三筹划，倚之如左右手”。当时人们都将康、梁并称为维新运动的领导者。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据他的《三十自述》记载，“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他回忆维新变法失败，无限感慨，“人海奔走，年光磋跎，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揽镜据鞍，能无悲惨”。这一时期，他大部分时间从事着述和办报工作，促使他的思想体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继之，他介绍了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术思想，如、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康德等人。
1905年“同盟会”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日益壮大，斗争锋芒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梁启超没有跟着时代前进，还是维护君主立宪制，反对民主共和制，思想并没有“为之一变”，终于走向革命的反面，与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堕落为保皇派，成为民主革命的绊脚石。
1920年以后，他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和着述，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还担任过北京图书馆馆长，着作很多，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戊戌政变记》、《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
等，多达七、八百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