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论之最大目的也；其次焉者，曰有妨外交。中国今当积弱之时，又值外人利用教会之际，而国民又夙有仇教之性质，故自天津教案以迄义和团，数十年中，种种外交上至艰极险之问题，起于民教相争者殆十七八焉。虽然，皆不过无知小民之起衅焉耳。今也博学多识之士大夫，高树其帜曰保教保教，则其所着论所演说，皆不可不昌言何以必要保教之故，则其痛诋耶教必矣。夫相争必多溢恶之言，保无有抑扬其词，文致其说，以耸听者，是恐小民仇教之不力，而更扬其波也。吾之为此言，吾非劝国民以媚外人也，但举一事必计其有利无利、有害无害，并其利害之轻重而权衡之。今孔教之存与不存，非一保所能致也，耶教之人与不入，非一保所能拒也，其利之不可凭也如此。而万一以我之叫嚣，引起他人之叫嚣，他日更有如天津之案，以一教堂而索知府、知县之头，如胶州之策，以两教士而失百里之地、丧一省之权，如义和之案，以数十西人之命，而动十一国之兵，偿五万万之币者，则为国家忧，正复何如？呜呼，天下事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持保教论者，勿以我为杞人也。
第七论孔教无可亡之理
虽然，保教党之用心，吾固深谅之而深敬之。彼其爱孔教也甚，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惧其逐将亡也，故不复权利害，不复揣力量，而欲出移山填海之精神以保之。顾吾以为抱此隐忧者，乃真杞人也。孔教者，悬日月，塞天地，而万古不能灭者也。他教惟以仪式为重也，故自由昌而仪式亡；惟以迷信为归也，故真理明而迷信替。其与将来之文明，决不相容，天演之公例则然也。孔教乃异是，其所教者，人之何以为人也，人群之何以为群也，国家之何以为国也，凡此者，文明愈进，则其研究之也愈要。近世大教育家多倡人格教育之论，人格教育者何，考求人之所以为人之资格，而教育少年，使之备有此格也。东西古今之圣哲，其所言合于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孔子实于将来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豫言也。夫孔子所望于我辈者，非欲我辈呼之为救主，礼之为世尊也。今以他人有救主、世尊之名号，而我无之，逐相惊以孔教之将亡，是乌得为知孔子矣乎！夫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之不逮孔子也亦远矣，而梭氏、亚氏之教，犹愈久而愈章，曾是孔子而顾惧是乎！吾敢断言曰：世界若无政治、无教育、无哲学，则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持保教论者，盍高枕而卧矣。
第八论当采群教之所长以光大孔教
吾之所以忠于孔教者，则别有在矣。曰：毋立一我教之界限，而辟其门，而恢其域，揖群教而入之，以增长荣卫我孔子是也。彼佛教、耶教、回教、乃至古今各种之宗教，皆无可以容纳他教教义之量何也？彼其从起信为本，以伏魔为用，从之者殆如妇人之不得事二夫焉。故佛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耶曰独一无二上帝真子，其范围皆有一定，而不能增减者也。孔子则不然，鄙夫可以竭两端，三人可以得我师，盖孔教之精神非专制的而自由的也。我辈诚尊孔子，则宜直接其精神，毋拘墟其形迹。孔子之立教，对二千年前之人而言者也，对一统闭关之中国人而言之也，其通义之万世不易者固多，其别义之与时推移者亦不少。孟子不云乎：“孔子圣之时者也。”使孔子而生于今日，吾知其教义之必更有所损益也。今我国民非能为春秋、战国时代之人也，而已为二十世纪之人，非徒为一乡一国之人，而将为世界之人，则所以师孔子之意而受孔子之赐者必有在矣。
故如佛教之博爱也、大无畏也、勘破生死也、普度众生也，耶教之平等也、视敌如友也、杀身为民也，此其义虽孔教固有之，吾采其尤博深切明者以相发明；其或未有者，吾急取而尽怀之，不敢廉也；其或相反而彼为优者，吾舍己以从之，不必吝也。又不惟于诸宗教为然耳，即古代希腊、近世欧美诸哲之学说，何一不可以兼容而并包之者。若是于孔教为益乎，不待知者而决也。夫孔子特自异于狭隘之群教，而为我辈遵孔教者开此法门，我辈所当自喜而不可辜此天幸者也。大哉孔子！大哉孔子！海阔从鱼跃，天高任鸟飞，以是尊孔，而孔之真乃见，以是演孔，而孔之统乃长。又何必鳃鳃然猥自贬损，树一门划一沟，而曰保教保教为也。
结论嗟乎嗟乎，区区小子，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嗟我先辈，嗟我故人，得毋有恶其反复，诮其模棱，而以为区区罪者。虽然，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
(新民丛报第二期，二月廿二日出版)
论正统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
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千余年来，陋儒断断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是不可以不辨。
统字之名词何自起乎？殆滥觞于春秋。春秋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即后儒论正统者所援为依据也。庸讵知春秋所谓大一统者，对于三统而言，春秋之大义非一，而通三统实为其耍端。通三统者正以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与后儒所谓统者，其本义既适相反对矣。故夫统之云者；始于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惧民之不吾认也，乃为是说以箝制之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吾生而有特别之权利，非他人所能儿也，因文其说曰豼聪明作父母，曰辨上下定民志。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此统之名所由立也。记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若是乎，无统则已，苟其有统，则创垂之而继续之者，舍斯民而奚属哉？故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籍曰君而有统也，则不过一家之谱牒，一人之传记，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劳史家之哓哓争论也。然则以国之统而属诸君，则固已举全国之人民视同无物。而国民之资格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克自拔，皆此一义之为误也。故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以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
统之义巳谬，而正与不正，更何足云。虽然，亦既有是说矣，其说且深中于人心矣，则辞而辟之，固非得巳。正统之辨，豽于晋而盛于宋。朱子通鉴纲目所推定者，则秦也，汉也，东汉也，蜀汉也，晋也，东晋也，宋、齐、梁、陈也，隋也、唐也、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也。本朝乾隆间御批通鉴从而而续之，则宋也，南宋也，元也，明也，清也。所谓正统者，如是如是。而其所据为理论以衡量夫正不正者约有六事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凡混一宇内者，无论其为何等人，而皆奉之以正，如晋、元等是；二曰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其正不正也，虽混一宇内，而享之不久者，皆谓之不正，如项羽、王莽等是；三曰以前代之血胤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蜀汉、东晋、南宋等是；四曰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因汉而正魏，因唐而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是；五曰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因唐而正隋，因宋而正周等是；六曰以中国种族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宋、齐、梁、陈等是。
此六者互相矛盾，通于此则窒于彼，通于彼则窒于此。
而据朱子纲目及通鉴辑览等所定，则前后互歧，进退失据，无一而可焉。请穷诘之。夫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则混一者固莫与争矣，其不能混一者，自当以最多者为最正。则符秦盛时，南至邛焚，东抵淮泗，西极西域，北尽犬碛，视司马氏版图过之数倍；而宋金交急时代，金之幅员，亦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则如汉唐等之数百年，不必论矣。若夫拓跋氏之祚，迥轶于宋、齐、梁、陈，钱豾刘隐之系，远过于梁、唐、晋、汉、周；而西夏李氏，乃始唐乾符终宋宝庆，凡三百五十余年，几与汉、唐埒，地亦广袤万里，又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前代之血胤而定，则杞宋当二日并出，而周不可不退处于篡僣，而明李猪以宇文氏所臣属之萧归为篡贼，萧衍延苟全之性命而使之统陈，以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勋不知所出之徐知诰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统分据之天下者，将为特识矣。而顺治十八年间，故明弘光、隆武、永历，尚存正朔而视同闰位何也？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前代旧都所在而定，则刘、石、慕容、符、姚、赫连、拓跋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故宅也，女真所抚之众皆汉唐之遗民也，而又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后代所承所自出者为正，则晋既正矣，而晋所自出之魏，何以不正？前既正蜀，而后复正晋，晋自篡魏，岂承汉而兴邪唐既正矣，且因唐而正隋矣，而隋所自出之宇文，字文所以自出之拓跋，何以不正？前正陈而后正隋，隋岂因灭陈而始有帝号邪？又乌知夫谁为正而谁为伪也？若夫以中国之种族而定，则诚爱国之公理，民族之精神，虽迷于统之义，而犹不悖于正之名也。而惜乎数千年未有持此以为鹄者也。李存勖、石敬瑭、刘智远，以沙陀三小族，窃一掌之地，而笋然奉为共主；自宋至明百年间，黄帝子孙，无尺寸土，而史家所谓正统者，仍不绝如故也，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于是乎而持正统论者，果无说以自完矣。
大抵正统之说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其一则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温公所谓“宋魏以降，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人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弃而不数。
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诚知言矣。自古正统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晋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替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凿齿时则晋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说，而仍沿都邑，则刘石符姚正而晋为僭矣。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
其后温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温公生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与晋之篡魏宅许者同源，温公之主都邑说也。
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与江东之晋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说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盖未有非为时君计者也。至如五代之亦笋然目为正统也，更宋人之谰言也。彼五代抑何足以称代，朱温盗也，李存勖、石敬瑭、刘智远沙陀犬羊之长也。温可代唐，则侯景、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华之主，则刘聪、石虎可代晋也。郭威非夷非盗差近正矣，而以鲸卒乍起，功业无闻，乘人孤寡，夺其穴以豿立，以视陈霸先之能平寇乱，犹奴隶耳。而况彼五人者，所掠之地，不及禹域二十分之一，所享之祚，合计仅五十二年，而顾可以圣仁神武某祖某皇帝之名奉之乎？其奉之也，则自宋人始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为所自受，因而溯之，许朱温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以上采王船山说。其正五代也，凡亦以正宋也。至于本朝，以异域龙兴，人主中夏，与辽、金、元前事相类，故顺治二年三月，议历代帝王祀典，礼部上言，谓辽则宋曾纳贡，金则宋尝称侄，帝王庙祀，似不得遗，貀貀乎欲伪宋而正辽、金矣。后虽惮于清议，未敢悍然，然卒增祀辽太祖、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其后复增祀元魏道武帝、明帝、孝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
岂所谓兔死狐悲，恶伤其类者耶？由此言之，凡数千年来哓哓于正不正、伪不伪之辨者，皆当时之霸者与夫霸者之奴隶，缘饰附会，以为保其一姓私产之谋耳。而时过境迁之后，作史者犹慷他人之慨，断断焉辨得失于鸡虫，吾不知其何为也。
其二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也。陋儒之说，以为帝王者圣神也。陋儒之意，以为一国之大，不可以一时而无一圣神焉者，又不可以同时而有两圣焉者。当其无圣神也，则无论为乱臣、为贼子、为大盗、为狗偷、为仇仇、为夷狄，而必取一人一姓为偶象而尸祝之曰，此圣神也，此圣神也。当其多圣神也，则于群圣群神之中，而探阉焉，而置棋焉，择取共一人一姓而膜拜之曰，此乃真圣神也，而其余皆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仇、夷狄也。不宁惟是，同一人也，甲书称之为乱贼、偷盗、仇仇、夷狄，而乙书则称之为圣神焉。甚者同一人也，同一书也，而今日称之为乱贼、偷盗、仇仇、夷狄，明日则称之为圣神焉。夫圣神自圣神，乱贼自乱贼，偷盗自偷盗，夷狄自夷狄，其人格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一望而知，无能相混者也，亦断未有一人之身；而能兼两涂者也。
异哉，此至显至浅至通行至平正之方人术，而独不可以施诸帝王也！谚曰：“成即为王，败即为寇。”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也。夫众所归往谓之王，窃夺殃民谓之寇。既王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堕而为寇，既寇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升而为王，未有能相即焉者也。如美人之抗英而独立也，王也，非寇也，此其成者也。即不成焉，如菲律宾之抗美，波亚之抗英，未闻有能目之为寇者也。
元人之侵日本寇也，非王也，此其败者也。即不败焉，如蒙古蹂躏俄罗斯，握其主权者数百年，未闻有肯认之为王者也。中国不然，兀术也、完颜亮也，在宋史则谓之为贼、为虏、为仇，在金史则某祖某皇帝矣，而两皆成于中国人之手，同列正史也。而诸葛亮人寇、丞相出师等之差异更无论也。
朱温也、燕王棣也，始而曰叛、曰盗，忽然而某祖某皇帝矣。
而曹丕、司马炎之由名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更无论也。
准此以谈，吾不能不为匈奴、冒顿、突厥、颉利之徒悲也。吾不能不为汉吴楚七国、淮南王安、晋八王、明宸濠之徒悲也。
吾不能不为上官桀、董卓、桓温、苏峻、侯景、安禄山、朱、吴三桂之徒悲也。吾不得不为陈涉、吴广、新市、平林、铜马、赤眉、黄巾、窦建德、王世充、黄巢、张士诚、陈友谅、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之徒悲也。彼其与圣神，相去不能以寸耳，使其稍有天幸，能于百尺竿头，进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后，赡才博学、正言谠论、倡天经明地义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弘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之徽号。而有腹诽者则曰大不敬，有指斥者则曰逆不道也。此非吾过激之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