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传播自隋唐特别是明清以来，一直依赖于科举体系。近代教育改革，废除了科举，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在新的教育制度中，西方的知识已经成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并且培养出一批儒家的批判力量。
本文通过对近代教育体系中儒家知识内容的逐渐边缘化倾向的实证分析，展现了制度化儒家在近代解体的一个侧面。
1905年，科举废除被废除，原先的儒家和权力之间通过科举而得以结合的制度体系也随之消失。而新的教育管理机构和规则出台后，规定新学堂毕业生、特别是留学归国人员可以获得相应的功名，所以，进入学堂和留学已经成为新的上升性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即使是那些已经拥有旧功名的士绅也纷纷进入新学堂或出洋。
但这种变化对于制度化儒家来说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更确切地说，对于儒家而言，由传统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一个最严重的后果是使得已经延续一千多年的儒家传播系统由此而中断。
在清末新政之前，中国并没有完整的公共教育体系，也就是说教育的功能主要由家庭(家族)承担。由礼部到学政和教谕(儒学教官)教育机构的设置主要的功能就是组织科举考试、举行祭孔仪式来推行儒家教化。教育的目标也不是以传授知识为目标，在新的教育模式下，儒家很快便发现自己的容身之处已经越来越狭窄。尽管在1903年的《重订学堂章程折》中，张之洞等人提出“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础。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906年学部又制订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但正如张之洞自己所看到的：“近数年来，各省学堂建设日多，风气嚣张日甚。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即冠服一端，不论文武各学，皆仿效西式，短衣皮鞋，扬扬自诩至于学堂以内，多藏非圣无法之书，公然演说，于读经讲经功课钟点，擅自删减。以及剪发胶须诸弊层出，实为隐忧”。
下面我们将从1903年到1912年前后的教育宗旨的变化和课程安排为背景，来系统考察现代教育是如何将以经学为基础的儒家的知识摈弃出正常的知识传播系统的。正是因为儒家和新教育系统之间的断裂造成了儒家在现代中国人知识体系中的地位的日益降低，最终使儒家失去了他的基本的信仰的群体。
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颁布了“兴学诏书”，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并要求“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2年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建立学堂和国民通识教育体系。清末的教育改革显然并不只是单纯的将书院改为学堂，而是从教育宗旨到教育内容都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虽然一直要到1905年废除科举，这种变化才有了质变。
在1902年，颁布具有近代意义的《钦定学堂章程》的时候，当时科举虽有所改革，但并没有被废除，所以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还是主要的教育内容。《钦定蒙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一节规定：蒙学堂之宗旨，在培养儿童使有浅近之知识，并调护其身体。直接与儒学有关的课程有修身和读经。如规定的修身内容是：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敬长尊师、忠君爱国。
而从必需阅读的儒家经典来说，第一年是《孝经》和《论语》；第二年是《论语》和《孟子》；第三年是《孟子》，第四年是《大学》和《中庸》。当时每周按十二天计算。修身和读经时间为所有课时的三分之一弱。(第三、第四年每周的修身课由每天一小时减为隔天一小时。
《钦定小学堂章程》的第一章第一节规定：小学堂之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小学也设修身和读经，寻常小学校的与儒家思想直接有关的课程。高等时间也大体占所有课时的三分之一。其中修身课以《曲礼》和朱子《小学》为依据。读经则是第一年读《诗经》，第二年《诗经》和《礼记》；第三年是《礼记》。高等小学堂的读经和修身时间有所减少。课程安排上，每周(12天)每三天中有一天是修身和读经两小时课程，其他每天有一小时的读经课。
课时占总课时的由蒙学堂的1/3减少至2/9。读经的内容则进一步深化，第一年是《尔雅》、《春秋·左传》，第二年是《左传》；第三年是《公羊传》、《谷梁传》。而在第二年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章程》和《奏定高等小学章程》中，对于课程安排和读经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具体说明，所占课时也有所提高。
如当时的初等小学课程设立有：修身(每周2小时)、读经讲经(12)、中国文字(4)算术(6)、历史(1)、地理(1)、格致(1)、体操(3)。每周共30小时，其中修身和读经占14小时。并规定：“现在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总共五年，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第一年，每日约读四十字，共读九千六百字；第二年，每日约读六十字，共读一万四千四百字；第三、四年，每日约读一百字，共读四万八千字；第五年，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共读二万八千八百字。总共五年，应读十万零一千八百字；除《孝经》(二千零十三字)、《四书》(五万九千六百十七字)全读外(共六万一千六百字)，《礼记》最切于伦常日用，亟宜先读。惟全经过于繁重，天资聪颖学生可读江永《礼记约编》(约七万八千字)，其或资性平常，或以谋生为急，将来仅志于农工商各项实业，无仕宦科名之望者，宜就《礼记约通》择初学易解而人道所必应知者，节存四万字以内，俾得粗通礼意而仍易于毕业。”高等小学的课程有：修身(2)、读经讲经(14)、中国文学(8)、算术(3)、《中国历史》(2)、地理(2)、格致(2)、《图画》(2)、《体操》
(3)。每周38小时。
并规定：“现在定以《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总共四年。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每年应读二万八千八百字，四年应共读十一万五千二百字。除《诗》(四万零八百四十八字)《书》(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易》(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全读外(共九万二千四百十七字)，合《诗》《书》《易》共九万六千八百五十四字，余暇甚多，易于毕业”。
《钦定中学堂章程》的第一章第一节规定：中学堂之设，使诸生于高等小学卒业后而加深其程度，增添其科目，俾肆力于普通学之高深者，为高等专门之始基。中学的课程设置有：修身、读经、算学、词章、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外国文学、图画、博物、物理、化学、体操。但修身和读经所占的课时较之小学大大减少。中学分四年，头两年每周37小时，后两年每周38小时。修身和读经的课时均为每周5小时，而外国文则占每周9小时。
次年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中对修身和读经有更具体的说明。读经时间也略有不同。“现在所定的读经讲经钟点，计每星期读经六点钟，挑背及讲解三点钟(间日背讲一次)，合计九点钟；另有温经钟点，每日半点钟，在自习时督课，不在表内。因学生皆系高等小学毕业生，故应读《春秋左传》及《周礼》两部，每日读二百字，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应读四万八千字，五年共读二十四万字。计《春秋左传》(十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周礼》全本(四万九千五百一十六字)，合共二十四万八千四百六十一字。若用黄叔琳《周礼节训本》(约二万五千字)则合计不过二十一万三千余字，尚有余力温习。”
《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一节规定：高等学堂之设，使学生于中学卒业后欲入大学分科者，先于高等学堂修业三年，再行送入大学肄业。
在1903年颁布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将高等学堂的学科分为三类：“第一类学科为豫备入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等大学者治之；第二类学科为豫备入格致科大学、工科大学、农科大学者治之；第三类学科为豫备入医科者治之。”
这三类学科中，人伦道德和经学大义这两门与儒家思想直接的课程作为公共课在每周36小时中占3小时，均低于外语课的课时量。人伦道德课主要内容是“摘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经学大义则第一年讲《钦定诗义折中》《书经传说汇纂》《周易折中》。第二年讲《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第三年讲《钦定周礼义疏》《仪礼义疏》
《礼记义疏》。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一节指出：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在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指出；大学分为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其中经学分十一门：周易学门、尚书学门、毛诗学门、春秋三传学门、周礼学门、仪礼学门、礼记学门、论语学门、孟子学门、理学门。但考量其他七科的课程安排，我们并不能发现有专门的涉及儒家思想的训练课程。即使是文学科中的中国文学门中，所关注的也是经典的文法而非义理。
学生毕业之后的安排直接关系到教育体制是否由传统的以培养官员为目的转变为职业培训和科学、人文教育。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四章《学生出身》专门就由科举向学堂转变之后的学生学成之后的安排作了说明。“恭绎历次谕旨，均有学生学成后赏给生员、举人、进士明文。此次由臣奏准，大学堂预备速成两科学生卒业后，分别赏给举人进士。”而小学毕业则给予附生文凭，中学堂毕业给予贡生文凭，高等学堂毕业给予举人，大学堂毕业生则“侯旨赏给”进士。
而已经是进士的人员，则可以去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馆”，三年毕业后“有教习考验后，管学大臣复考如格，择优保奖，予以应升之阶，或给予虚衔加级，或咨送京外各局所当差，统俟临时量才酌议”。
师范生由给予奖励，师范四年毕业后，经考核“如原系生员者准作贡生，原系贡生者准作举人，原系举人者准作进士。”
1906年废除科举之后，新的学部成立，对教育宗旨作了重新的界定，这个新的教育宗旨分为两类五条，第一类是“忠君”、“尊孔”；第二类是“尚公”、“尚武”和“尚实”。而从《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