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传统的教学理论和教学制度中冲杀出来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阿莫纳什维利是从苏联传统的教育理论和教学制度中冲杀出来的又一位杰出的教育革新家。正如扎波罗热茨所说的，他以自己的改革小学教育的新方法继续了苏联着名的教育家赞科夫所开始的事业。
阿莫纳什维利认为，形成学生的认识(学习)积极性和独立工作的能力，这是苏联当前的学校工作亟待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他说，学校不仅应该给学生传授知识，而且还要促进学生的发展、成长，成为学生的“思想的王国”。在这个问题上，他与赞科夫有类同的见解，他认为掌握知识并不就等于发展。他说：“儿童单靠动脑，只能理解和领悟知识；如果加上动手，他会明白知识的实际意义；如果再加上心灵的力量，那么认识的所有大门都将在他面前敞开，知识将成为他改造事物和进行创造的工具”。所谓“思想的王国”，在阿莫纳什维利看来，就是使学生迷恋于认识世界、形成道德品质和完整的个性得到和谐发展，并从中得到快乐和满足。他认为形成学生的认识(学习)积极性和使学生进入“思想的王国”，是受下述四个因素所制约的：(1)教学过程本身的性质；(2)师生关系的性质；(3)组织教材和学生的学习活动的方法；(4)评定学生学业成绩的制度。他说，只有在上述四个因素都能促进学生的个性的和谐发展的情况下，才能有学生的认识(学习)积极性和独立的学习活动可言，才能使学生进入“思想的王国”。他认为按苏联传统的教育理论、教学制度组织的学校工作不能适应现代学校的要求，不能解决上述问题。他所说的传统，指的是30～50年代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教育和教学理论，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
阿莫纳什维利在自己的着作中尖锐地批评了苏联传统教育中的种种弊端：教育和教学理论的“无儿童”和大人们的“利己主义”，教学过程的不民主、专制和强迫命令，师生关系的对立性，对分数的偶像崇拜，等等。
在《论快乐的、生气勃勃的教育学》一文中，阿莫纳什维利以生动的比喻说明了传统的教育理论里“无儿童”的哲理，这就是，专制的教学和教育制度扼制了儿童个性的和谐发展。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虽然苏联的教学和教育制度与中世纪的教育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但传统的教学和教育制度中的很多措施和方法是从中世纪教育的老根上长出来的新苗。所谓大人们的“利己主义”指的是，教育理论、教学大纲、教科书、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和教学制度都是从大人的立场出发拟定的，而不是从儿童所处的地位出发拟定的。而且，大人还拥有迫使、强制儿童必须服从自己的意志的种种手段：奖惩措施，分数，等等。阿莫纳什维利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人们--教育理论工作者，教育部门的领导人和教师--的职业是轻松的，日子是很好过的，但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的日子就很不好过，难以当好一名学生，因而，他们往往会觉得“学生的职业”是一种“苦难”。
阿莫纳什维利指出，教学是教师的活动和由教师的活动所激起的学生的学习活动所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活动状态的统一。他批评苏联传统的教学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片面性，把教和学这两者的活动割裂开来了。他分析了达尼洛夫、叶西波夫《教学论》一书中关于“教”和“学”的定义，指出，在这个定义中，把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仅仅归结为感知、领会和理解教师所讲解的、指定的知识，把学生看成是消极的受教者、教师的教授活动的客体，从而把师生的关系对立了起来。至于教师怎样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传统的教学论都提醒教师要严格。他说，教师当然懂得，学习不是玩乐，首先是一个克服困难过程，是有组织的，坚持不懈的、有目的的过程，需要严格，但如果一部分儿童不愿意学习，怎么办？传统的教学论告诉教师，灵活多样的严格的检查可以使学生集中注意，检查知识是激起学生对学习负责态度的有力手段。阿莫纳什维利在引述这段话时毫不客气地在“激起”两字后用括号加了一条评注：“也许是压制！”他指出，按照这种建议进行的教学工作使统一的教学过程变成了教师和学生两种对抗力量的“统一”。阿莫纳什维利指出，他的实验教学体系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种师生冲突和对立的教育“大悲剧”，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使教学过程民主化。
阿莫纳什维利分析了传统的教学理论又一个方法论的错误。他指出，学生是一个完整的个性，在教学过程中他是以一个完整的个性表现自己的，但是传统的教学理论是孤立地研究个性的个别心理状态的，如注意、记忆、意志，其中首先是记忆。他说，当然，没有通过理解、熟记、复习等方法的记忆，就不能知道各种事物、现象的特性；没有掌握一定的有条理的知识，就不能更深入地认识其他的事物、现象。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个性，起决定作用的是需求、动机、观点(立场)、目标、信念，在人们的任何一个活动领域，这些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
阿莫纳什维利分析了教学现象的心理学意义，指出学生的学习也是一个认识活动，并不是单纯的识记和模仿，也需要创造性思维。
他说，虽然学生的认识活动与成人，尤其是科学家的认识活动是不同的，但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在认识过程中起积极作用的动机。如果学生的认识活动受别的什么动机，极端形式主义的、不与学习活动的结果相联系的动机所驱使，学生就会觉得学习是一个强迫的过程，是一种“苦难”。因而，阿莫纳什维利指出，激起学生的求知欲，使他们形成完全符合社会要求的、有意义的和自觉的学习活动的动机，是学校的主要教育任务。
怎么办？阿莫纳什维利分析了两种教育主张。一是由教育的主张，让儿童自行其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教师做儿童的尾巴。他说，这是对儿童的犯罪行为。另一种是专制的教育主张，对儿童必须严格一些，因为他们还不懂得自己的前途的意义，必须强制他们学习，迫使他们服从大人的意志，在将来他们会感谢大人对他们的“严格和拳头”的。他把这种教育斥责为“残暴的后娘”
的教育学。阿莫纳什维对这两种教育主张都不赞成，但也不搞折衷主义。他说，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人道主义的教育--作为他的教学体系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他指出这一原则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出发点在于：(1)教学是为了发展学生的个性；(2)使学生牢固树立对人、大自然、劳动、周围世界的人道主义的、合乎道德的、共产主义的态度；(3)爱护和细心周到地关怀学生的内心世界，关心他们的兴趣、爱好和需求；(4)使学生的心灵和精神潜力日益丰富起来。
(二)折断和和丢弃教师手中的“权杖”--分数
分数是什么东西，阿莫纳什维利说，分数是一种强制手段，是按照传统的教育理论和教学制度组织的学校生活赖以维持的“顶梁柱”，是教师控制教学过程的“权杖”。他从“教师”这一词的词源学上进行分析，指出，分数是扼杀儿童个性的专制的教学和教育制度的产物。俄语的“教师”(neДaror)一词源出希腊文。在古代希腊，这一词指手持木棍伴送奴隶主的儿童上学的奴隶，史称“教仆”(教仆一般由有文化学识的被沦为奴隶的人充任)。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词后来被专门指对儿童进行教学和教育的人。但这根木棍没有丢弃，它成了教师强迫学生服从自己意志的“权杖”，对学生进行残酷的体罚的工具，使学生望而生畏。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记述了中世纪教育的真实写照：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左手握着教科书，右手拿着一条木棒或一束树条。对于不听话的孩子，教师就令两个学生剥光他的衣服，按倒在地，用树条鞭打。阿莫纳什维利指出，传统教育中的分数，就是中世纪教师手中的木棍或树条的化身--教师的“权杖”，所不同的仅仅是学生对木棍、树条的恐惧，代之以对分数的恐惧。
谁需要分数？是儿童还是教师？阿莫纳什维利指出，儿童不需要分数，学习积极性不需要它，儿童个性的全面发展也不需要它。分数是一种极端形式主义的东西，它从学生入学第一天起就把他们分成了“好学生”和“坏学生”，使学生为追求分数而学习，而不是为获得知识.发展能力而学习。他说，如果教师能够把学生的学习变成发展他们的认识的过程，使他们迷恋于学习，并且使他们不感到教师的教学活动是对他们的压力，那么，没有分数他们也会喜欢学习，不怕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不仅不怕，还会想方设法去克服困难，把克服困难看作是获得认识的快乐的源泉。
阿莫纳什维利指出，需要分数的恰恰是教师自己。因为教师可以借助分数来迫令学生听话，使自己的工作轻松起来，有了分数，他不需要研究每一个儿童的个性特点，不需要采取因人而异的个别对待的教学方法，照样也能上课。他说，有些课上得很拙劣的教师，面对着吵吵嚷嚷、不听讲课的学生，明明知道学生不喜欢自己的上课，但不去对照对照自己，却乐于给学生打“2”分，处罚学生，把学生赶出教室，向家长“告状”，对此还感到心安理得，一点也不脸。他说，如果没有分数，教师就像一个陷入了敌人的营垒而又失去了战刀的士兵一样束手无策。因此，对于习惯于传统的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的教师来说，分数是万万少不了的。
阿莫纳什维利把分数比作是一种偶像，把追求分数比作是偶像崇拜(即分数拜物教)，并指出，应该推倒对分数的偶像崇拜。他说，在学校里。在家庭里，在社会上，抽象的。形式主义的分数已成了评价一个学生好坏的标尺，成了“好学生”，“坏学生”的代名词，因而也就成了对学生的一种社会压力的手段。他说，儿童们是怀着认识、求知的渴望入学的，在上学的开始阶段，他们并不知道分数为何物。但是，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分数这个偶像渐渐地向他们走来了。阿莫纳什维利引述苏霍姆林斯基的话说。这个偶像对有的儿童是仁慈的、温情的，对有的儿童却是残忍的、冷酷的、铁石心肠的。为什么它袒护这一个儿童，虐待另一个儿童，儿童们是不懂得的。但他们从切身的体会中渐渐地感觉到，教师、父母、周围的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和好恶，完全是以自己得到的分数的好坏为转移的。他从大量的调查材料中得出结论，在小学2～3年级，学生被分成三类。每一类学生在学校、家庭里的地位和教师、家长对他们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
第一类--常得“5”分、“4”分的学生，他们被称作“优等生”、“好学生”、“先进生”。教师最喜欢他们，常常表扬他们，赞扬他们，称他们是“班级和学校的骄傲、光荣”，是其他学生“学习的榜样”。
他们即使犯有过失，教师会原谅他们，在与其他学生发生冲突时，教师往往偏袒他们，学校、班级里的荣誉的事也总是轮到他们。在家里，他们是父母的宠儿宠女，被称为“好孩子”，父母对他们百依百顺，有求必应。
第二类--常得“3”分的学生，他们被称作“中等生”，不受教师喜欢，学校、班级里的荣誉的事轮不到他们。教师对他们的评语是：
“有能力，但懒惰”、“天资差，但肯努力”、“可以学得好一些，但不认真”。在家里，他们总是提心吊胆的，家长常常责备他们“不学好’”，对他们管教极严，如果得了一个“4”分，就给以奖赏，得了一个“分”，就被处罚。
第三类--常得“2”分，甚至“1”分的学生，他们被称作“差生”、“落后生”、“坏学生”。教师最讨厌他们，常常批评他们，斥责他们，说他们“拖班级的后腿”，是“班级和同学的耻辱”。教师对他们的评语是：“脑筋迟钝”、“笨”、“一窍不通”、“无可救药”。不用说，有关荣誉的事，他们是沾不到边的，不仅如此，即使是全班的集体活动(如参观访问、行军、观看演出)，他们也未必有资格参加，在班上要进行讨论，该不该让他们参加，让谁去，不让谁去。也就是说，他们被剥夺了作为一个学校“公民”的应有权利。在家里，这些学生的命运也最悲惨，他们被称作坏孩子，不仅父母不喜欢他们，常挨骂，甚至挨打，而且兄姐也不喜欢他们，骂他们是“笨蛋”、“蠢货”。
阿莫纳什维利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造成了种种冲突：师生冲突、教师与学生家长的冲突、学生与家长的冲突，甚至家长之间的冲突的学生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与2分的学生交朋友，瞧不起2分学生的家长，等等。这不仅无助于学生在道德品质方面的健康成长，而且使他们逐步地养成了为分数而学习的习惯，而不是为了认识和得到发展的快乐而学习。他说，久而久之，学生们也学会了利用分数这一偶像来对付教师和家长。例如，为了取得好分数以取悦于教师，改善自己在班上的处境，有的学生就想尽种种办法来欺骗老师：抄袭、偷看同学的作业、考试作弊，等等，如果达不到目的，就在背后痛骂教师。又如，有的家长惯于以许诺买什么东西的办法来刺激子女努力学习，获得好分数，他们的子女也学会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办法：
“要我考5分吗，给买一辆自行车！”阿莫纳什维利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分数又成了大人(教师、家长)压制儿童和儿童压制大人的手段。
鉴于传统的教学制度和教学体系上述种种消极因素，特别是师生对立和冲突，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个性全面发展的受压制，阿莫纳什维利明确地指出，应该指倒分数这一偶像，折断和丢弃教师手中的这根分数的“权杖”，创立一种新的教学体系。但是，他并不认为取消分数目前在苏联马上就能做到。他说，要使习惯于传统的教学制度、教学体系的教师弃他们所心爱的分数这根“权杖”，是很难的。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是改变教学方法就能奏效的。这首先是改造教师本身的问题。要以先进的教育思想、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最新成果武装教师，改变教师的旧的教育观念，旧的儿童观、旧思想、旧习惯，从而在进步的教育思想和现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创建出最能适合共产主义社会的学校理想的教学体系来。在这种教学体系中，分数、对学生的强制手段将被排除出去，学生对知识的日益增长的渴望将成为学生学习的推动力。
(三)以形成性评价为基础的评价体系
在阿莫纳什维利的实验教学体系中取消了分数，但这并不等于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活动、掌握知识的情况不做任何评价。
他说，他们取消了对学生的学习动机的消极刺激因素--分数，代之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内容丰富的、多方面的评价，其目的在于使学生在学习过程的内部获得学习积极性的动因。他把这种评价称作为“形成性评价”。
何谓形成性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