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由ш·А·阿莫纳什维利创建，已逾二十年在这所学校里，教师不给学生打分数。
家庭作业由学生们自己给自己选择。
学生可以与教师辩论，他们不害怕当面直接向教师提意见，因为教师不是神，他们有时难免也会犯错误。
有一次，全校购买飞机票，去西班牙旅行。
这就是第比利斯乌申斯基第一实验学校。在教学楼的四楼是教学论实验室。心理科学博士Ш·А·阿莫纳什维利的工作日就是以象一个普通教师一样给孩子们上课开始的。
一个学者，如果脱离学校，他就没有了实验室。这是阿莫纳什维利的一条铁的法规。因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进行经常的教育实践，就如同外科手术对于外科医生所不可缺少一样。你没有从街头恶少的团伙中拯救出一个少年，就别写关于难教育儿童的学位论文。你还是去找别的什么题材去写你的学位论文吧。要知道，“没有儿童的”教育学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不知多少的祸害，毁灭了不知多少人的命运，在这种教育学里只有抽象的“主体”和“客体”，见不到活生生的儿童--萨沙、彼加，或塔姆里科和桑德罗。
为了使人回到教育学里来，为了使科学真正地从实践中得到发展，在格鲁吉亚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生产-教育联合体”，第比利斯第一实验学校是它的成员之一。阿莫纳什维利是联合体的总主任。
我是在星期天飞抵第比利斯的。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就在我到达的前夜，阿莫纳什维利得了重感冒。事情是这样的：傍晚，他从游泳池出来后步行了一站路，结果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第二天早晨他的体温升高到了39℃。我给他挂了电话--传来的不是他的话音，而是断断续续的嘶哑声。
但是，在这个星期天我还是去了他家，与他进行了交谈。我并没有询问有关他的学校的情况，而是向他叙述了我所熟悉的一所学校的情况，令人遗憾的是，这所学校的状况是很典型的。
“我打开家门--一眼就看到在门角落里痛哭的儿子。当时他在上一年级。‘有人打你啦？’--我问他。‘没有’。--他拖着鼻音回答说，--‘2分，’--他递给我记分册。在上面写着：‘在唱歌课上，唱了歌。操行--2分’。我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觉哈哈大笑了起来，因为很明白，这不符合教育原则。最后，我又问：
‘在数学课上也唱歌啦？’--，没有’。--他愁眉苦脸地说。
‘在阅读课上呢？’--‘也没有’。--‘那么你干吗哭呢？一切正常’。--而他却呆呆地望着我，一点也不明自，这个2分怎么能是正常的呢，”
阿莫纳什维利默不作声地听着，只有他那未递胡须的面额上的肌肉因咬紧牙关而不住地抽搐着。
三年级数学课任课教师姆济娅·契柯尼娅在讲台上放着5个金属的小铃铛。只要轻轻地摇一摇，它们就会发出一阵清脆悦耳的叮当声。这就是上课铃。
班上来了客人。这是邻班的孩子们。他们带来了礼物诗歌。
“我们能让他们空手回去吗？”--姆济娅问她的三年级学生。--“送什么礼物给他们？”--“送给有趣的问题！”--铁木尔抢先第一个叫喊着说。
客人们离去了，姆济娅请求孩子们：“请大家帮帮我的忙，否则--如果我自个儿--就得不到有趣的课。让谁来当教师？
达托！”
姆济娅不会说这样的话：“安安静静地坐着！”“别吵吵闹闹！”或者“别弄出响声来！”而是时而注视一下，时而举一下手，时而低一下头，时而又突然微笑一下--她不需要说任何一句话。她在课上说些什么呢？不是压低了嗓音说些安慰的话(“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吧！”)，就是急速地、铿锵有力地说些鼓励的话(“再稍微加把劲就成功啦！”)。
她活象一个女演员。她可以上剧院去演出。但她不会去，即使有人劝说她去也不会去。在这里有另一种演出，每一堂课--就是一场演出，有她的悲剧和喜剧。只身一人去“演完”它们--这最简单不过了，但也最枯燥。而与孩子们--凯蒂、米沙、达托，与每一个孩子--一起“演出”--这才是需要天才的。
还有闭着眼睛上数学课。“请大家闭上眼睛，各自在心里计算，用手指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她匆匆地在座位的行间来回走动。谁答对了，她就把他的手指紧握在掌中，谁答错了，就摸一下他的后脑，接着还有更复杂一些的习题--她预先告知他们这一点，这是明天的习题，即四年级课本上的习题。还有数学迷宫：两个男孩子在课间休息时自己想出的，并画在黑板上，姆济娅也事先告知这一点。
“你们喜欢这堂课吗？”--女教师问孩子们。
吉亚站起来说：“课很出色！”而柯贝认为，例题还可以更复杂一些。“我将注意你们的意见，”--姆济娅表示同意，并建议他们思考一下，回家做怎样的作业。有人说：复习乘法口诀；有人说；做分数的习题；还有人说：再检查一遍所有的例题。姆济娅同意他们所有人的打算：让每一个人都给自己选择自己最想做的作业。自由选择--这是阿莫纳什维利的教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的学习任务才能化为学生自觉自愿的要求。
课后，孩子们开始了一场“战争”。为了击退敌人的进攻，需要有坦克。孩子们把课桌翻了个身，把它投入了攻击，“坦克”大显神威，可是被毁坏了：盖板脱落了。就在这时，姆济娅出现在门边。她没有训斥(不过她不能，也不想这样做--教育原则也不容许这样做)。她与“总司令”一起思考这样的问题：他这样做好不好。战胜者初时默默无言，光用鼻子喘着粗气，过一会儿才勉强地说出了两个字：“不好”。他的父亲惊奇地发现儿子有点不大对劲，甚至打电话给姆济娅询问：他儿子出了什么事。姆济娅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一周以后，他自己弄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与儿子一起到学校里来修理课桌。
关于姆济娅·契柯尼娅：她毕业于大学外语系。在低年级任教已有14年之久。去年，她被认定为学校的优秀教师。
第一实验学校的学生数已大大超员。超过了一倍。去年，校长姆济娅·格维拉娜决定坚决拒收一切非本学区的“别人家”的儿童入学。可是，8月1日，就有一位品貌端正、长着小黑胡子的年轻父亲带着儿子出现在她办公室的门口：“我们就这样决定了，戈齐要在这儿上学”。校长拿出文件，审视了一下，挥动着手臂说：“总之，你们得上别的学校去，你们的居住地离我们这儿远着哪。”使年轻人大吃一惊的不是就近入学的规章，不是因班级超员而无法接受，也不是她--是这样的一位校长，这样的一位教师，而是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他向儿子作了许诺、保证，现在不能被接收入学，儿子将会怎样对待他。校长不得不同意收下他的儿子。要是在另一种场合，也许，她会与家长有一翻拌嘴的，但是，在现在，要知道，这个男孩子就站在一旁，在9月，给一年级新生的家长们作了问卷测验。他们很长时间坐在课桌的座位上，面对着洁白的测验卷，冥思苦想地寻找答案：他们的孩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孩子。这是为他们自己孩子的第一位女教师所做的测验。他们这样写道：“非常喜欢听故事。一个人静静地坐好久也听不厌。当我不满足他的要求时，他就会生起气来。喜欢独立工作”。或者：“可以学得很好，但容易分心，对什么事都不专心”。
5月末，暑假前夕，女教师给孩子们写鉴定。这是写给家长的。
她不在家长会上大声宣读，而是把它连同这个孩子所作的最好的图画、作文、算题和贴花放在一个纸袋里。在家长会上，从来没有当众诉说某个孩子怎样怎样不好的这种场合：“格奥尔吉调皮、不听话。
萨沙朗读不好，懒惰。铁木尔欺骗老师”。不言自明，这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家长们回家以后就会教训自己的孩子：“别同格奥尔吉交朋友，也别同萨沙交朋友，与铁木尔交朋友你要变坏的”。不，在这所学校里是另一个样子！
怎样重新装备教室，在哪儿布置展览，谁将是迎春节日活动的创始人--这就是家长们在第一实验学校的家长会上的话题。爸爸和妈妈们虽然并非人人都很快加入到这种谈话中去，但毕竟都不再询问他们孩子的分数和品德评语怎么样了。使他们更为激动的是他们的孩子喜欢什么，能否与同学友好相处，为人吝啬还是慷慨大方。
按照什么样的教学法教孩子们，按照什么样的方法教育他们，他们是不能选择的。但是，使每一个孩子都感到，教师来班上上课是为了他们，允许他们，不，最好是说赋予他们自己给自己选择知识的可能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出类拔萃的教师，这样的教师还不很多。
也有教师中的败类，他们的人数也不多。大多数教师目前还是“三分生”，他们上的课只够打“3”分。他们通晓自己所教的学科，但不善于与孩子们交往。因此，他们选择了权力主义、强制和训斥的方法。这样做很省事。孩子们在表面上似乎对教师唯唯诺诺(千百年来主宰着学校的就是这种学生服从教师的师生关系！)，但在内心是与教师敌对的。
看来，这多半不是教师们的过错。用阿莫纳什维利的话来说，“其原因在于没有教会(不要求！)他们掌握控制教育过程的艺术。”
他确信：没有“教育技巧”(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开设的课和讲习班，进行实验室的和实践的探讨)是不行的，要认真地学习它，这如同表演系的学生为了使自己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笑容都演技精湛而必须学习舞台艺术一样，可我们的师范生怎么样呢？我与来自乌里杨诺夫斯克的大学生一起听了姆济娅·契柯尼娅的课。他们在本市听了阿莫纳什维利的讲演，决定前来证实一下：在实际上果真是这样么？通常，前来听课的教师--这所学校的客人，都要以教师的身份上一堂课以示告别。
而女大学生们拒绝上课，她们胆怯起来。他们声称，标准太高了。这样的技巧得学习好多年。
但人们可曾知道，在这几十年里，有人多少次地试图关闭他在学校里的这个实验室？数不清的检查委员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所有的检查者都竭力要揭示：如果目前尚无为检查委员会所认可的成果(这可以马上在“检查报告”中认定)，那末他把国家的钱花到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