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18日，《教师报》发表了苏联教育科学院八位院士的题为《科学与实践的联盟》的答复信。在发表这篇复信时，我们就预先声明过，我们将不予评论和进行争论。但是，在这期间举行的苏联教育科学院全体会议的情况和其他公开的言论，使我们感到不得不辨别清楚：谁在扞卫什么观点，谁在保护什么;不得不更仔细地读读院士们的答复信，因为正如后来所看清的，这封信是一个进攻的信号。这并不是对报纸的进攻，不是，--顺便说说，对报纸是可以而且应当进行批评的，正如我们经常在“不同的意见”这一栏下读到的材料那样，我们的读者简直是毫不留情地批评报纸;而这样做只是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
而现在这种进攻是针对合作教育学而来的(合作教育学是依据实验教师的优秀教育思想而提出来的，并且并不限于在总结报告下面签名的那些人)，因此，对于苏联教育学中发生的这种现象，我们不能任其遭受贬低。我们有责任保护合作教育学，因为想对从事实际工作的革新教师们身上投上一层阴影的新企图，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在讨论广泛开展教育创造活动的时候，任何创造的愿望却在遭到压制。
最后，我们之所以有责任保护革新，保护革新者，保护他们创造的合作教育学，还因为苏联报刊受到党的委托：对于创新的人们、有新思想的人们、指出革新的道路的人们，要为他们争取发言权。
《合作教育学》一文发表之后，立即为我国教育界的各方面人士以巨大的兴趣所接受。从教师到校长(我们已经发表了他们的一些来信)，直到一些学者和教育学科教师，大家一致说：“我们赞成”。
就连人们往往责备他们有些保守主义的督导员，包括地方上的督导员和苏联教育部总督导处，也认为自己有义务表示支持这些教育思想。
苏联教育部长С·Г·谢尔巴科夫十分明确地支持革新的教师们。《共青团真理报》开辟了题为《为你办的学校》(指教师和学生合作的学校)的专栏。《真理报》在12月21日的社论中，号召各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要支持这一经验的萌芽，帮助它成长起来和遍地开花。《真理报》写道：“它预兆着在教学和教育的土地上将有好收成”。
为什么会有这种普遍的鼓励呢？
在今天，在学校班级里实行合作，已经不是幻想，而是势在必行。
这种合作有现实的教学方法和方式作为依靠，把它们总和起来，可以在事实上解决一项最困难的任务--唤起儿童的努力去迎接教师的努力。实验教师们在自己的总结里说：“如果采用合作教育学，儿童们将逐步习惯于劳动，并且热爱劳动①”。
合作教育学还提出了克服教育与教学之间的脱节现象的任务，这种脱节是社会各界几十年来一直满怀担心地谈论他问题。但主要的是，合作教育学要使儿童和成人成为“共同斗争中的战友”(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语)，以便更新自己和更新自己的国家。
在今天，教师和教养员越来越多地遇到青年学生中发生的不良行为的现象;离开学校和教师、偏离我们的社会道德原则的儿童和少年的数量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上述任务，其重要性是无需解释的。
在这些条件下，每一种新的思想，每一种有建设性的建议，只要它们是旨在反对形式主义、停滞不前、墨守成规等恶习的，就应当对它们给以热情的欢迎、公允的评价和支持。
合作教育学--它属于哪条线来管呢？实践部门？还是科学部门？在国民教育系统里，谁应当对新思想和新做法的产生和发展加以保护、给以支持呢？--是苏联教育部，还是教育科学院，或者是报刊？我想，这里不可能有分歧的意见。这不就是先进的实践和先进的科学，科学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紧密结合吗？这是我们今天的共同的事业，共同关心的问题。
然而，遗憾的是，有一个机构，它本来应当为了扞卫科学与实践的联盟，第一个出来抓住先进教师们的创始，答应给他们以各种科学上的帮助，采取措施深入地研究所提出的思想(也可能，同时对其缺点给以理智的批评，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解说和补充)--这个机构就是苏联教育科学院。该院直到现在为止没有对此事表态。相反，我们看到了教育科学院几位主要院士的答复信。信里包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管这个回答是多么精心地包藏在一连串关于创造和革新的正确的词句里，然而并没有真正地回答问题。
答复信的作者们起先泛泛地谈了教科院对于学校改革的功绩，当转到合作教育学的问题时，是这样开始的：“在对待实验教师们的经验问题上，苏联教育科学院(这是否说，这封信表达了整个教科院的意见？--В·М·马特维耶夫按)的立场是：在每一项经验中，都包含着普遍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对普遍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可予以宣传，以便广泛利用。例如，在发表《合作的教育学》一文的实验教师们的经验中，力求在实践中运用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В·А·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这无疑是有益的，而阐述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正是这篇号召发扬人道主义和师生合作精神的文章的核心。”
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一切都是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的，而苏霍姆林斯基，顺便提醒一下，也是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我们不愿再来回想，现在的某些院士，当年是怎样跟苏霍姆林斯基战斗的，是怎样给他戴上资产阶级思想、非阶级性、抽象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帽子的。
是的，合作的思想跟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的相似之处是无疑的，也象跟马卡连柯、沙茨基、克鲁普斯卡娅有相似之处一样。但是，这是一种发展中的相似。实验教师们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努力而发现了一些当时苏霍姆林斯基所不知道的具体教学法和具体方法，这些毫无疑问是新的东西。
其次，答复信的作者们，在进而谈到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以前，先把合作教育学的几条思想匆匆地列举一遍，其所使用的表述方式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这些思想中毫无革新的实质，以致如果读者是一位不够老练的教师，就会认为：革新者们的经验里可能确实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请看下面这段话：“在教育工作方面，我们认为，实验教师的经验中有其重要的方面，如：发展学生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积极性，在劳动和社会活动中发展集体主义，等。”请看，这里有什么新东西呢？有谁反对发展学生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呢？
然而，在实验教师们的总结里，谈的是进行集体创造性教育的方法，这套方法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极其艰苦的斗争--现在还在进行这场斗争。尊敬的院士们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理解И·П·伊万诺夫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所创造的一套方法具有原则性的革新意义。但是，院士们所需要的却是千方百计地贬低合作教育学及其所包含的思想的价值。看来，他们支持革新但这种革新里却没有新思想。
谁看不出一种思想的优点，他也就找不出它的缺点。在革新者们的总结里，缺点大概是有的，但是作者们没有找出它们来，--因此，就由别人来找他们的缺点。
合作教育学的主要缺点，在别人看来，就在于：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在《合作教育学》一文中，也有一些强调之处可能引起广大教师的片面理解。例如，此文的作者们反对强制的教育方法，这是对的;但实际上他们却忽视了在教学和教育中对学生合理要求的思想。我们知道，只有把严格要求跟高度尊重个性辩证地结合起来，并且培养学生的义务感和责任感，才是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在日常实际工作中，遵循从马卡连柯开始所倡导的这一苏维埃教育学的原则性的原理是极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