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论述教育的作用时，稷下学者将道家的天道观和法家的法制思想，与儒家的德治论糅合为一体，充分显示了兼融并包的特点。《管子·宙合》篇说：“国犹是国也，民犹是民也，桀纣以乱亡，汤武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兴善也如化，汤武之功是也。”
指出国家和民众的条件都相同，而商汤和周武王能治之昌盛，而夏桀和商纣王却均遭败亡。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关键在于教育。
因为教育可以使“天道”彰明，可以使法令如期付诸实施，可以使百姓从善如流，这种社会效果已被“汤武之功”所证明。认为兴办教育是政治昌明之道，可以形成社会的良风美俗，这当然体现了儒家一贯的看法，甚至在论述的方法上与儒家也有极其相似之处，如效法汤武，似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味道。但是，它又认为教育具有“章道”和“明法”的作用，这当然就不是儒家的观点，而吸收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管子·禁藏》篇论述了教育的地位，指出它是治国之本，作君主的必须“务本”，兴办教育。它论列的理由是，君主只有注意修身，“先慎於己”，才能带动百官，并影响百姓。
故曰：“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於本事而妨於教也。”诚然将教育与修身相联系，修身又与治国相联系，这一切都出于“上行下效”的考虑，并由此得出了教育乃是“务本”的结论。这一思路，和儒家的观点如出一辙。不过仔细分析又能发现，提倡“大俭约”，反对“美宫室”和兴钟鼓之乐，则表现了墨家的影响。
孟子曾经发表过关于“善政不如善教”的见解，因为“善教”能够“得人心”。《管子·五辅》篇也认为治国平天下唯以得人心最重要，它说：“然则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意思是说，得人心的方法，莫如给人以利益；而给人以利益的方法，莫如用实际的政绩来进行教育。这是将得人心的方法最后归之于教育，与孟子的观点是相通的。不过，它有着明显的“功利主义”的色彩。它主张给人以“利”，这是儒家最“罕言”的内容，而《管子》一书却将“利”
引进了教育领域，体现了墨家和法家功利主义的教育观。
荀子在论述教育对人发展的作用时，已经注意到人的生理与心理因素。《管子》一书吸取了他的成果，也从人的生理与心理两方面阐述了教育对人的作用。《白心》篇指出教育必须以人的生理器官为基础，所谓“口为声也，耳为听也，目有视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说明人从事各种生理活动是因为人有各种感官，诸如口能发声，耳能听音，眼能看物，等等。只要这些器官的功能正常，人就可以接受教育，即“口无虚习也，手无虚指也，物至而命之耳。
发于名声，凝于体色，此其可谕者也。”这里说的“谕”就是教育之意，其所以能够进行教育，是由于各种“名声”即外界的影响作用于人的器官之后，都会内流于心，而外凝结于体色，使人有所感悟，从而受到了教育。教育对于人的身心又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管子·侈靡》篇曾经作了极其形象的描绘，它说：
若夫教者，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月鸟然若月之静，动人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备之，辟之若秋云之始见，贤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爱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贤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贤，不肖恶得不化？
意思是说，“教化，好象秋云的高远，能激起人的悲心。又好象夏天的静云，能浸及人的身体。深邃得好象皓月的寂静，激动着人的怨思。平易如流水，使人思念又令人神往。教化的开始，必须是在上者以身作则。就如同秋云在上空出现，无论贤者、不肖者都同时感化。教化是严肃地对待人们而且挚爱行事的，就象在神山上筑起篱笆来祭神一样。”充分肯定了教育对人心理的深刻影响，这是儒家、墨家的共识。但是，如此形象生动地描绘教育对人的无形影响，又显示了道家气象，渲染了道家主张的“不言之教”。孔子在论述教育的作用时，很注意运用“比较”的方法，他曾经将教育与政令的强制作用做过比较，得出了教育可以使人“有耻且格”，为法制所不能及。《管子·侈靡》篇也对教育与法制作了比较研究，可是得出了与孔子不尽相同的结论，它说，教育虽然是严肃的，但是，它是以挚爱行事。而政令则与之不同，它是以强力和刑法为其特征的，如果不是这样，政令就不可能有趋使人的作用。可贵的是《管子》
并不以教育对人深刻的心理影响而否定了法制的强制作用，也不以法制对人的强制作用而否定了教育，它的确做到了二者兼顾，全面而不偏颇。
可能正是由于稷下先生是在兼采众长的基础上来论证教育的作用，所以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可贵的创见，发表了应当载入中外教育史册的教育价值观，此论见于《管子·权修》篇：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
它高度评价了教育的价值，指出它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不像种谷、树木，顶多只有一年至十年的功效；树人则不同，它使统治者终身受益。它还指出教育对于社会的贡献不像物质生产只具一定的限量；教育培养人、造就人才则不同，它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是无限量的。
所谓“一树百获者，人也”就是对这种效益的形象表述。《权修》素朴地揭示了教育价值这种软科学，它产生社会效益的特点，引导人们透过现象来看本质，不至为眼前的短期利益而忽视了教育的“战略地位”。《管子》告诫统治者，兴学设教是称王天下的惟一途径。这一思想与儒家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是完全一致的。在两千多年前，对教育的价值就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可谓难能可贵！这一重要论断，它不是只就教育的政治作用而言，也不是只就教育的经济作用而言，而是全面揭示教育的社会效益，既有经济效益，可与树木及树谷相比较；又有政治效益，是称王天下的重要治国方略。特别是它将教育与当时颇受人重视的农业生产相比较，得出了教育比种树、种谷更为重要的结论，为只重“耕战”的法家所不及，也为儒家所无视，体现了避各家之短，采各家之长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