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先生重视社会教化，他们汲取了儒、法等家关于社会教化的思想和实践经验，创立了一整套理论原则和方法，使我国古代社会教育思想和实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必先顺教，万民乡(向)风”——关于社会教化作用的论述
稷下先生将社会教化视为君主治理国家的“三经”之一，并载之法典，记于《管子·版法》一文中。它指出为君要想保有国家(“君乃有国”)，就必须做好三件事：其一是要端正君主的心志，其二是要不违天时，其三是要使远近高下的人都得到治理。这第三件大事，主要就是搞好社会教化。《管子·小匡》总结桓公称霸的经验，指出：“教训不善，政事其不治。”此处所说的“教训”，就是社会教化之谓。如果这件事办不好，其它政务也就无法推行。由于社会教化关系国家的治道，所以其教化的好坏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稷下先生托管仲之言，揭示了社会风气对于政治的重大影响，他们指出：
“若民有淫行邪性，树为淫辞，作为淫巧，以上谄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国动众，以害民务”说明社会风气不好将直接危及国家的兴衰，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大事。
在稷下先生看来社会教化包括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两大部分，他们分别从这两部分对于民众的影响之深，说明其不可忽视的道理。
《管子·版法》首先揭示了法制教育的威力，它说，法律必须公正，执法必须严厉。如能这样去作，训斥可以使人产生羞辱之心，杀戮可以使人产生震惊，从而使人们的各种乖异邪行得到改正和变化。这样，就能“令往民移”，即做到令行禁止。但是，仅凭法制教育有很大的局限性，“刑法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统治者不可一味依仗法制，而必须懂得“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的道理。认真实施社会道德教化，有时可以省刑法之劳，所谓：“教训成俗而刑罚省。”稷下先生重视社会道德教化还在于他们发现了民心的价值。他们告诫统治者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与孟子关于善政不如善教得民心的思想很是接近，反映了儒家与法家的合流。此外，他们还发现了民风与民俗的影响力，当然，这一认识并非稷下先生所专有，周公制礼作乐旨在化民成俗，是为先例；《学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思想则是最好的总结。稷下先生继承了这一宝贵传统，指出：“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意思是说，从一个地区的民风、民俗就可以判断是大治之国还是一个乱邦，将社会教化的好坏视为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志，足见其重视程度。这一思想传之后世，汉武帝倡言“广教化，美风俗”，将建设良风美俗看作治国安民的一个重要方面。《风俗通》更为明确地说：“为政三要，辨风正俗最为上。”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民风民俗的力量是一种“习惯法”，对人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治国平天下当然不可不重视。稷下先生重视端正习俗的意义，将其放在社会教化的重要位置上，是极有见地的。
(二)“民情可得而舆”——关于社会心理的论述
社会心理是一个近代的教育概念，我国古代没有这一名词。但是，这方面的理论却创立在先。所谓“民情”、“民心”“民欲”等说法都属于社会心理的范畴。稷下先生在这方面建有殊功，他们初步揭示了正确把握社会心理是进行社会教化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他们对于社会心理存在的社会基础、社会心理的主要内容，以及了解社会心理的方法等重要理论问题均有所阐述，这在世界教育史上具有创新意义。
“民心”与“民情”的社会基础
《管子·牧民》篇指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意思是说，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民人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民人就能安心留住。
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遵守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光荣和耻辱。
不仅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影响民心及人民的情绪，而且，政治状况也是影响社会心理的重要因素。《管子·权修》篇认为君上如何进行财富的分配是不可不注意的问题，只有地租收得恰当、负担分配得合理，不用督促，大家也会关心生产。反之，有劳绩而没有禄赏，人们就离心离德；劳绩多而禄赏少，人们就不努力工作；劳绩少而禄赏多，人们就弄虚作假；无劳绩而空得禄赏，人们就贪图侥幸。由此可知，“离上”、“不力”、“多诈”、“偷幸”等不良的社会风气，不是人们头脑自生的，它植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之中。这是稷下先生对于儒家重视环境影响思想的重大发展。其中“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论断，在历史上发展成为着名的道德格言，对于形成唯物主义的德育观曾经起过重大作用。
“民心”与“民情”的内容
稷下先生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初步揭示了有关社会心理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民有“四欲”和“四恶”的论述。《管子·牧民》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安存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此处所说民之“四欲”即对佚乐、富贵、安存、生育的需要；所说“四恶”即对忧劳、贫贱、危坠、灭绝的厌恶。这种“四欲”
与“四恶”的理论与恩格斯把人的需要概括为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层次的思想是一致的。它与西方近代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论”也有相通之处，然而却大大早于他们，这是中国教育思想“早熟性”
的又一例证。稷下先生还认为社会教化应当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从民之所欲与所恶出发来实施教育，故说：“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要求统治者注意顺应民俗，与民同好恶。
这一论述，正是齐国自姜太公开始创立的治国方略。后来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表述为“民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发扬了稷下先生社会教育思想的民主精神。
了解“民心”与“民情”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