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弗洛伊德的大部分诋毁者对他的观念只有一知半解，就连他的很多仰慕者也是如此。还不只是那些中等教育程度的人如此，即使博学者如皮耶，也竟然会用“下意识”一词来向大众说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观念。在美国，虎布希出版公司为黑尔的《一个风格的故事》——“一个对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撰写的广告传单上，有这样的文字：“对那些跟不上精神分析文献的快速累积速度的读者来说，此书可以让他们了解弗洛伊德与荣格的追随者在揭露人类心灵或灵魂的运作方式上有多高明。”这一类的鬼话当然会让弗洛伊德倍感恼怒，而他有时只好用一句古谚来自我解嘲：他固然对付得了敌人，却需要先好好防备来自朋友的攻击。
但他的这个说法并不尽公允，严格来说，对精神分析的推广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趋附时尚或投机取利之徒。他们有一些摆明着就是骗子，正如《纽约时报》在：1926年5月所指出的：“对弗洛伊德的声誉最不幸的伤害，来自其理论被无知者与江湖术士的轻率滥用。”又说尽管弗洛伊德本人斥责这种滥用，但“在大势所趋下他的抗议鲜有影响力”。这是一定的，因为心理治疗市场乃是一块庞大的大饼，自然会引起滥竽充数之徒的垂涎。一个令人发指的例子是一家所谓的“英国精神分析出版社”竟然刊登这样的广告：“你想当一名年薪1000英镑的精神分析师吗？我们可以教你怎样办到，只要4几尼，你就可以获得8次的函授课程！”
不过，大部分因弗洛伊德所掀起的狂热，都是无伤大雅的，不会让人感到愤怒，而只会让人对人性的愚昧哑然失笑。其中一个例子发生在1924年夏天。当时，一件煽情的谋杀案轰动了全美国。杀人犯一共两人，名字分别是利奥波德和勒布，而辩方律师则是大名鼎鼎的达罗。这案子会造成轰动，在于两名被告都是出身富有的世家，犯案动机完全只是出于一个难以解释的冲动：想要制造一件完美无瑕的谋杀案（其中也搀杂着一些隐晦的同性恋因素）。《芝加哥论坛报》以专横著称的社长麦考密克看准这是个可以炒作的机会，乃发了一封电报，邀弗洛伊德到芝加哥来为两个杀人犯进行精神分析，开出的报酬是让人动容的25万美元。考虑到弗洛伊德年老体衰，所以麦考密克又主动表示愿意包一艘蒸汽轮船把他接到美国，但弗洛伊德却不为所动。同年稍后，好莱坞最有权势的制片人之一高德温在前往欧洲途中，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他此行打算拜访弗洛伊德“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爱的专家”，请他帮忙拍片。他开出的报酬比麦考密克还要高上更多：整整10万美元。记者在报道里指出：“高德温认定，爱与笑乃是制作电影两个最重要的元素，”因此，“他想要请弗洛伊德这位精神分析专家把自己的研究加以商业化，写作一个剧本，或者前来美国，帮助把这个国家的心情‘推一把’。”这篇报道继续说：正如高德温所说的，“没有什么题材比一个真正棒的爱情故事更有娱乐性的了”，那么，谁又比弗洛伊德更有资格为这样的故事写剧本或提供意见呢？高德温认为：“剧本作者、导演和演员将可从对日常生活的深入研究中获益良多。如果这些人懂得表现真正的情感动机和压抑的渴望，那他们的产品，将会更加有力多少？”过去25年来，弗洛伊德的收费都是每小时20美元（后增至25美元），这当然是很不错的收入，但毕竟他年事已高，能继续执业的日子无多，而且，他理应对强势货币如饥似渴。据此，《纽约时报》的记者推论说，高德温的美意将是弗洛伊德无法抗拒的。然而，在1925年1月24日，《纽约时报》却以头条的方式，报道了一个大相径庭的结局：“弗洛伊德泼了高德温冷水。维也纳精神分析师对电影公司的高价码毫无兴趣。”事实上，根据维也纳一份娱乐性报纸《时刻》报道（说是弗洛伊德亲口告诉该报记者的）表示，他回绝高德温求见的信上只有一句话：“我不打算见高德温先生。”
这一类的小插曲反映出，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叶，弗洛伊德已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尽管如此，真正会去读《享乐原则之外》或《自我与本我》的人，仍属少数。而能够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弗洛伊德学说的，更属少数中的少数，而遗憾的是，大部分在这些年间会对精神分析发表评论的人，并不在这极少数者之列。不过，弗洛伊德的名字和照片（一个穿戴整齐、有着锐利眼神和嘴里总叼着雪茄的年老绅士），却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所熟悉。但麦考密克和高德温的插曲也同时说明了，为什么弗洛伊德对自己的反应是气恼而不是欢欣。“成不成名这件事情本身不是我所关心的，”他在1920年底写给撒缪尔·弗洛伊德的信上说，“那充其量只应该被视为对达到更严肃成就的一个障碍。”他一年后又重申，他的“世俗名声”对他来说是一个“累赘”。类似的形容，在他的书信里反复出现。例如在1922年初，他就对艾廷冈说：他认为他的名声是“可憎的”，那对他来说顶多有如一个嘲笑的表情。在那一年以前，他也告诉过艾廷冈：“现在在英国和美国，有一个盛大的精神分析狂欢节，但那不是我所喜欢的，而它带给我的，不过是一些剪报和采访者。不过我还是得承认，这些东西对我具有娱乐性。”弗洛伊德是获得了名声，却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名声。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并不是完全不在乎公众的毁誉的，因为既然他坚信自己对心灵科学的贡献是具有原创性的，自是会希望这种贡献受到肯定。但随着名气日盛，各种苦恼也接踵而至：记者会不请自来，报纸会刊登一些有关他健康的不实报道，而信件也如雪片般涌来（偏偏他又是个有信必回的人）。这些事情，都会剥夺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并有把他本人及其事业庸俗化之虞，这是他所害怕和憎厌的。“我被认为是个名人了，”他在1925年底告诉住在英国的侄儿，“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拿我的名字来炫耀，把我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这种炫耀可不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发明，而拿他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也不只是在犹太人之间。像英国政治家贝尔福爵士，就曾经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揭幕典礼上，把弗洛伊德形容为对现代思想最具正面影响力的三个人（全都是犹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爱因斯坦和柏格森。这个颂扬的意义，对弗洛伊德来说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贝尔福爵士乃是一个他深为敬慕的人（贝尔福在1917年任英国外相时曾许诺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感激之余，弗洛伊德请钟斯把他的《自传研究》一文转呈给贝尔福爵士，聊表谢意。
在这种心情下，弗洛伊德有时会对他的世俗名声泰然处之。毕竟，他在写给撒缪尔·弗洛伊德的信上说，“我没有理由好抱怨和害怕生命尽头的接近，经过长时间的贫困，我现在不费劳力就可以赚到钱，而且敢说已经为妻子的余年做好储备。”有一两次，加到他身上的荣誉，是他感到光荣的，荷兰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学会在1921年11月授予他荣誉会员头衔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殊荣让他获得很大的满足感，因为这是继克拉克大学颁赠他荣誉法学博士以后，学术世界对他唯一一次的正式肯定。抨击弗洛伊德为江湖郎中的声音固然继续听得见，不过，他的声誉已经超出了追随者所组成的小圈子之外了。他开始与一些名人通信，主要是些知名作家，如罗曼·罗兰、斯蒂芬·茨威格、汤马斯·曼、刘易斯。1929年起，又加入了两年前因出版反战小说《格里沙中士案件》而声名鹊起的阿诺德·茨威格。弗洛伊德在写给曼彻斯特的侄儿的信上说：“路过维也纳的作家与哲学家都会来找我聊聊天。”他的孤立岁月已成为遥远的回忆。
不过，有一种满足感却是老天始终不愿给他的：诺贝尔奖。当格罗戴克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提名他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时（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提名他），他不抱希望地告诉格罗戴克的太太，他的名字已经漂浮在瑞典皇家学院的空气中好些年，但总是一场空。后来，在1928年和1930年，弗洛伊德又两次获得提名，而这两次，都有一个年轻的德国精神分析师门格为他发起了一场提高获奖机会的圣战。门格的办法是找来大批名人为弗洛伊德连署背书。愿意签名的有一些是弗洛伊德的德国仰慕者，如名小说家德布林和瓦塞尔曼，有些是外国人，如哲学家罗素、教育家尼尔、传记家史崔奇、科学家赫胥黎等等。就连挪威小说家暨诺贝尔奖得主汉姆森和德国民族主义者作曲家普菲茨纳这些看起来不太可能会欣赏弗洛伊德的人——他们后来都是纳粹的同情者——也加入了连署的行列。为了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汤马斯·曼并没有签名，不过他宣称，如弗洛伊德竞逐的是诺贝尔医学奖，他将会乐于连署。不过门格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瑞典皇家学院咨询的那些精神病学家，都是把弗洛伊德视为骗子和敌人的。因此，唯一弗洛伊德有可能角逐的奖项就只剩下文学奖一项。不过，如此一来，弗洛伊德就得跟普鲁斯特、乔哀思、卡夫卡以至吴尔芙这些风格大家一较长短。也因此，他从没有到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机会。
弗洛伊德固然会欢迎这些善意的努力，但他自己对结果却并不看好。他在写给钟斯的信中声称，门格为他所做的努力是他事前不知情的，然后又说：“谁会蠢到淌这种浑水？”这种强烈尖刻的措辞反映出，如果他会获奖，肯定会马上用双手去接。1932年，他告诉艾廷冈，自己正在和爱因斯坦通信，谈战争的本质和战争是否可能避免的问题。他说这些通信是打算要出版的，不过自己并不预期会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句出现得无缘无故的按语透露出他对诺贝尔奖有多么念念不忘——甚至已经到了可怜兮兮的程度。不过，他已经在西方文化里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却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不只是在西方：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开始和印度医师鲍斯通信。“我相信，”斯蒂芬·茨威格在1929年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说，“你在心理学和哲学以及我们世界整个道德结构所唤起的革命，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你的发现在医疗上的效用。因为每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人，包括那些对你一无所知的人，都已间接地受到你对人类灵魂的转化所影响。”茨威格是个常常会让热情冲昏头的人，不过他这一次的评断，倒是和事实相去不远。
有时弗洛伊德所引起的注意并不都是那么严肃的，反而是相当有趣的。匈牙利的剧作家莫尔纳——此君向来以幽默机智著称，有一次预备用弗洛伊德的观念写一个剧本，他说他已经准备了一个很好的素材：“这个故事要怎么发展，我目前还没有概念，但出发点很简单，和一般伟大悲剧没两样：一个年轻人很高兴跟自己的母亲结婚了，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女人并不是他自己的母亲，他举枪自杀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英国，一位叫做诺克斯的牧师，他是圣经翻译者，也是高品位的讽刺家，有一次他就开了假冒的精神分析一个温和的玩笑，他用弗洛伊德的术语重新叙述德国古典儿童文学《一头乱发的人》。大约同时，在美国，瑟伯和怀特曾一起合写过一本小书，书名叫做《性是必要的吗？或者，你怎么想就怎么做》，借此讽刺书店里性书的泛滥。书中的章节名称诸如“美国男性的本质：烛台研究”或是“孩子应该跟父母说什么？”等，都充满了弗洛伊德式的暗示，至于许多术语的解释亦复如此，比如“暴露狂”被解释为“太过火了，但不是故意的”，“自恋”解释为“自我满足的企图，但太含蓄”。这两位作者同时也为读者解释什么是“快乐原则”，以及什么是“原欲”。
弗洛伊德的读者并不都是没有责任感的。事实上，打从其事业的很早期开始，弗洛伊德就拥有一些很有责任感的读者，只不过，他们的存在却会被一个谣言遮蔽：凡接受弗洛伊德主张的人都是没有读过他的书的。1912年，年轻的李普曼在抱着“相当大的热忱”研究过“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以后，告诉英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华莱士说，他对弗洛伊德的作品的感觉，“犹如人们读过《物种起源》之后的感觉”！李普曼在读过弗洛伊德以后重读威廉·詹姆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世界在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定还相当年轻”。回顾这段豪情岁月时，他指出：“当时的年轻人对弗洛伊德都是相当认真看待的，把他当成一种时髦玩意儿来对待，百般剥削，只是后来的事，而且一般来说都是从那些没有读过他或没听过他的那些人中间产生出来的。”
很多精神分析师也不放过任何可以为弗洛伊德的观点辩护的机会，方法包括了对宗教人士或医生演讲，或是为一些非专业性期刊写文章。在20世纪20年代，费斯特分别在德国和英国从事讲学之旅，把弗洛伊德的信息带给他的听众，并在私下的谈话中，努力说服一些有影响力的教授，俾使他们可以把精神分析的观念传播给学生。费斯特和其他精神分析师也为推广精神分析，写作了一些可堪信赖甚至可读性很高的介绍性作品。费斯特那本详尽但却不艰涩的《精神分析的方法》出版于1913年，其英译本四年后出版于纽约。但它并不是这个领域的第一本作品，因为在1911年，希契曼就已出版了《弗洛伊德的神经官能症理论》（此书比费斯特的书要简洁许多），而且很快被翻译成英文。1920年，坦斯利出版了《新心理学及其与生活之关系》一书——一本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概括性论述，书写优美，两年内就印了七版。1926年，费登和门格合编了一部说是“为大众而编”的精神分析手册：《精神分析大众读本》。此书由多位同人合力撰写，涵盖了精神分析的整个领域（包括了对艺术与文化的分析）。全书由37篇短文构成，尽量避免使用专门术语且使用切近的实例，务求让弗洛伊德的学说能够平易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