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救国军”在1938年年底，充实了人马之后，逐渐被当时的军统内部，称为忠义救国“扒路”军。之所以称之为忠义救国“扒路”军，是因为当时“忠义救国军”武器装备不足，所以只能小打小闹打游击。针对“忠义救国军”内部人员对当地地形非常熟悉的优势，“忠义救国军”把日军的车站、铁路和停车场这类武力装备不强的目标作为主要袭击对象，在江南地区广泛袭击日军的铁路系统。
针对这一战略方向，戴笠还在“忠义救国军”中多次组织特工培训班，以爆炸和交通破袭为主要训练科目。根据史料记载，仅仅在1938年12月下旬，“忠义救国军”就在京沪铁路沿线的昆山、太仓、常熟、嘉定四县境内，数次向日军发动破袭战，打死打伤日军士兵数百人，击毙日军大佐支队长一名。
“忠义救国军”的武器装备一直不够充分，当时中国官兵最常使用的是所谓的“快慢机”，也就是712式手枪，但是“忠义救国军”始终没有达到人手一支“快慢机”。尽管戴笠曾经下令特务们从日本驻沪三洋、三菱等洋行抢来很多“快慢机”，胡宗南也援助过一些兵器，杜月笙也出钱捐赠了“忠义救国军”5000支“快慢机”手枪，但是“忠义救国军”还是武器不足，很难与日军进行硬碰硬的战斗，所以，偷袭和“扒路”，始终是“忠义救国军”的主要战斗方向。
所以，这次戴笠下令炸掉“天马号”，除了派遣了军统苏州站爆破小组，还指示“忠义救国军”联合行动，因为“忠义救国军”拥有足够的“扒路”经验。
1940年11月18日夜，军统苏州站爆破小组和“忠义救国军”，潜伏到苏州城外京沪铁路线上的李王庙，将地雷炸药埋在外跨塘附近的铁轨中间，埋伏下长达300米引线，引线一直通到茂密的树林中，由两名军统特务负责点燃引线。
之所以选择李家庙作为攻击地点，是因为李家庙是日军“灯下黑”的地点。李家庙距离苏州火车站两公里，因是后唐亡国之君李煜建立的庙宇，所以称为李家庙。李家庙不是苏州站日军警戒的范围，也正处在日军警戒的边缘，所以在铁路沿线，防卫最为薄弱。
一切准备就绪后，11月19日上午9点，“天马号”专车终于飞驰而来，两名军统特务待“天马号”驶近，便点燃了引线，只见“天马号”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四分五裂。
这一爆炸事件，造成日军两名大佐、两名内阁专员和多名情报人员被炸死，德意使节和随车的日伪官兵也多有死伤，共计死伤175人。
这次爆炸，让汪精卫大为恼火，也大为颓丧，把汪伪76号也狠狠地斥责了一番。“天马号”被炸后，所谓的《日满华三国共同宣言》推迟到11月30日才得以签字。
军统特务刺杀天皇特使
1940年11月29日上午10点左右，两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军官，骑着高头大马走在位于南锣鼓巷南口的东皇城根胡同14号（现在的地安门东大街89号），这两名军官一个名叫高月保，一个名叫乘兼悦郎。这两名军官，一边扬扬得意地骑着马，一边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着，全然不管街上躲避的人群，以及被马蹄踢翻的物品，更没注意到，一个身穿青色短衣、黑色长裤的人正骑着自行车尾随在他们的马后。
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一前一后，边走边聊，尾随他们的骑车人却已赶到他们眼前，这人迅速向四周看了一眼，然后果断翻身下车，举起枪来就对着高月保和乘兼悦郎连开七枪，当场击中高月保和乘兼悦郎。
南锣鼓巷附近的伪巡警和巡逻的哨兵听到枪响，迅速赶来，但是只看到了骑车人远去的背影。日本宪兵对着背影连开几枪，均未命中骑车人。日本宪兵看到倒在地上的两名日本军官，慌了神，连忙叫来两辆汽车，打算把两名中枪的日本军官送往医院，但是他们忘了，汽车在胡同里根本没法掉头。于是日本宪兵又抢来一辆人力车，把两名日本军官放进车里，先用人力车拉了一段，然后用汽车将两名日本军官送进了医院。
当时，在北京城内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的日本军官多得是，为什么唯独这两名日本军官会被人刺杀呢？这就要从这两人的身份说起。
挨枪的两名日本军官，在当时的日本陆军中都算声名显赫。先说高月保，他有着男爵的贵族头衔，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就被任命为日本驻欧洲的见习武官。1934年，高月保被任命为日本驻拉脱维亚的武官，主要负责苏联的情报搜集工作，因为他在情报工作中成绩突出，因此被称为“拉脱维亚的樱”。1938年，高月保奉命回到日本，参与日军对华细菌战的策划和研究，是细菌战的始作俑者之一。后来，高月保被派到中国，担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副课长兼华北方面军参谋。
乘兼悦郎也是贵族出身，和高月保一样，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大学，来中国之前，他一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担任战术教官，同时兼任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乘兼悦郎之所以被任命为陆军第一旅团长的侍从参谋，因为第一旅的团长是朝鲜的皇族子弟李垠。
李垠来自朝鲜，朝鲜被日本占领后，大批的朝鲜皇族子弟被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很多人成了狂热的亲日分子，这其中就包括李垠。李垠被日本天皇授予昌徳宫李王垠的称号，并被任命为陆军第一旅团旅团长。
虽然李垠对日本无比的热爱，但日本天皇也深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始终对李垠放不下心来，所以派了日本贵族出身的军人乘兼悦郎做李垠的侍从参谋，以监视李垠。直到天皇确定李垠的确忠诚无二，才将乘兼悦郎派到了中国。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共毙伤日军二万多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伪军一万八千多人；破坏铁路九百多里、公路三千里；破坏桥梁、车站二百五十八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震惊，甚至有些日本军人直呼，要“重新评价中国国内的军事力量”，同时，对于日本驻华北军总司令多田骏的“不作为”感到十分满意。无奈之下，日本天皇为了安抚老臣多田骏，特意派出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作为特使到中国来，对多田骏进行“宣抚”。
日本中佐高月保和乘兼悦郎是1940年秋天来到北平的，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秋天还没结束，冬天还没到来，他们就被刺杀了。那么，这两个人，为什么要在11月29日当天，一起骑马外出呢？
原来，这二人生性喜欢骑马，都是日本贵族俱乐部“爱马社”的成员，来到中国后，他们依然保持着每天骑马的习惯。日伪当局为了拍这二人的马屁，便精心为这二人安排了骑马的路线，并且为了确保二人的安全，不仅常常更换路线，而且每日都派出大量的军警和宪兵驻守在二人骑行的路线上，还安排了汪伪76号的便衣特务骑着自行车跟随二人骑行。正因为日伪方面过分小心，才使得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以为骑行在中国的土地上，和骑行在日本的国土上一样安全。
负责保卫他们的人的确很多，然而，正是由于防卫措施过于严密，保卫人员过多，才造成了“鸡多不下蛋，人多打架乱”的现象。大家都以为“反正有的是人，我松懈一点也没关系”，“这么多人，谁还敢来捣乱”，所以警卫工作看似严密实则松懈。
当时，高月保背部中了三枪，乘兼悦郎心脏上方中了两枪，两个人所乘马匹也各中一弹。本来，这二人被击中后，还都有生还的可能，但由于胡同里道路不便，日本宪兵又是调动汽车，又是抢夺人力车，耽误了不少时间。高月保在被枪击后，被自己受伤的坐骑狠狠地摔到了地面上，倒地后，又被自己的马踢了一下，所以刚被送到医院就咽气了。乘兼悦郎略微幸运一些，虽然被慌乱的日本宪兵连抻带拽扔上人力车，一路受了不少颠簸，但经过抢救后，命保住了，但是却留下了残疾，只得离开一线部队，回国担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庶务课课长。
那么，到底是谁刺杀了这两个日本军官呢？
刺杀高月保和乘兼悦郎的，正是军统北平站的行动组成员麻克敌和邱国丰。
麻克敌，本名麻景贺，1905年生人，河北遵化人，素以心狠手辣、胆大心细、枪法超群闻名于军统内部；邱国丰，1915年生人，辽宁营口人，从小学习武术，功夫极好，十几岁就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这次刺杀计划，由时任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刘文修策划，刺杀地点就选在远离日军据点，仅有伪警察负责警卫的隆福寺到锣鼓巷一带，由麻克敌执行刺杀任务，邱国丰负责掩护。
于是，11月29日当天，麻克敌和邱国丰，尾随高月保和乘兼悦郎到计划行刺的地点时，却发现两个日本军官与负责警卫的士兵距离太近，于是麻克敌只得临时改变刺杀计划，一路紧跟。直到到了东皇城根胡同一带，两名日本军官骑得兴起，而负责保卫的警卫也因为多日来一直平安无事而麻痹了神经，渐渐跟两名日本军官拉开了距离，麻克敌才找到了刺杀的机会。于是，就出了本节开头的一幕。
事情发生后，日本军方十分震惊，严令驻扎在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以及汪伪76号限期破案，并且勒令全城戒严、铁路停运，同时严禁居民出城，甚至半夜入户搜查，发现可疑人员就立刻逮捕。一时间，北平城内人人自危。
当时形势极其严峻，时任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刘文修外出时，在电车上被敌人逮捕。最后，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之下，刘文修叛变，不仅供出了此次刺杀的主要行动人员麻克敌、邱国丰，还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全部说了出来，导致军统北平站大部分特务，包括麻克敌、邱国丰在内，全部被捕。
1941年2月15日，麻克敌、邱国丰等多名军统特务被日寇枪决于北京天桥刑场，这些军统特务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
军统局成功刺杀日本天皇特使，使得汪伪76号再次被汪伪政府和日方严厉斥责，以至于在军统局与汪伪76号的这一轮战斗中，汪伪76号落入了下风。
马啸天抓捕军统潜伏特务
军统局开展了一系列的刺杀行动之后，汪伪76号开始了反击。这一次，汪伪76号从内部开始，从清除内奸开始反击军统局的暗战。
首先被抓捕的，是从军统叛变过来的原军统特务李恃平和陈家栋。
说起军统特务李恃平，他原来是******的南京政府首都宪兵司令部上海宪兵分队队长，上海沦陷后，李恃平作为军统的地下特务，潜伏在上海的法租界内，通过秘密电台为重庆军统局搜集上海的情报，陈家栋则和李恃平一起，负责管理这部秘密电台。
说起这二人投靠汪伪76号，还是1939年底的事情。当时，李士群根据军统叛变过来的特务吴道绅提供的线索，得知在上海法租界内，有一部军统潜伏特务的秘密电台。于是，李士群派当时已经投靠汪伪76号，并任职汪伪76号第二处处长的马啸天迅速查出这部电台的位置。
只要有电台，就有信号，只要有信号，就能找到电台的位置。于是，马啸天安排了汪伪76号的电务处长晋辉寻找这部电台。晋辉派人在上海的法租界内查找电讯号，最后，结合吴道绅提供的线索，在法租界内的台司德郎路附近，找到了电台的信号。随即，晋辉派人在台司德郎路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严密监视这里的电讯号。就这样，找到了隐藏在李恃平住所的电台。而且，通过一段时间的监视，晋辉不仅截获了一部分李恃平和陈家栋发往重庆的情报，而且破获了这些情报，证实了这部电台的确在定期向军统局发送上海的情报。
于是，马啸天联手汪伪76号第一特务大队大队长吴世宝，抓捕了李恃平和陈家栋。
李恃平、陈家栋被抓捕后，经不起严刑拷打，很快就叛变了，并且他们服从了李士群的安排，继续管理这部电台。但是，却不再是军统局潜伏在上海的特务，而是汪伪76号潜伏在军统局的特务。这两个人，摇身一变，从军统特务变成了汪伪76号的特务。
然后在1940年，马啸天开始大力抓捕军统潜伏特务的时候却发现，李恃平和陈家栋反水了！李恃平和陈家栋在为汪伪76号工作的这半年时间里，毫无建树，而且，他们还利用电台，向军统局提供了不少汪伪76号的情报。马啸天迅速将李恃平和陈家栋再次抓捕，然后在向李士群作了汇报后，按照李士群的吩咐，将这二人枪杀。
紧接着，马啸天抓捕了汪伪政府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邵明贤。
邵明贤身为汪伪政府首都警察厅督察长，是大汉奸梅思平的亲信。那么，他怎么会是军统潜伏在汪伪政府中的特务呢？
原来，邵明贤与梅思平是老乡，梅思平当年在江苏省江宁实验县任县长时，邵明贤是他的同事，所以二人也算老相识了。
邵明贤曾任国民党分水县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瑞安和嵊县公安局局长，后在梅思平调离后，任职江苏省江宁县县长，后任贵州省紫云县县长。
1940年，戴笠将邵明贤吸收进入军统局，在得知他和梅思平熟识后，便派他去南京，要他凭借与梅思平的关系，进入汪伪政府，做军统局在汪伪政府内的潜伏特务。
梅思平对前来投奔自己的老同事邵明贤，也颇为照顾，最终为邵明贤谋取了汪伪政府首都警察厅督察长一职。
在南京汪伪政府内安顿下来的邵明贤，随即在自己在南京的住处，明瓦廊6号的家里，设置了一部秘密电台，开始了自己的潜伏生涯。
如果不是那无法隐藏的电波，恐怕邵明贤会一直潜伏下去。可就是那看不见的电波，暴露了邵明贤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