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中国政治建设的明确目标，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三大支柱。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石和生长点，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和重要内涵。只有弄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发挥共产党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建设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政党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家（地区）的政权大多都是通过政党来执掌的。政党作为政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主体，与政治文明关系十分密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是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特点的关系。
（一）政党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现代政治孕育了政党。政党的出现是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标志；现代政治文明的进步为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推动了政党本身的发展。政党在各国国内政治乃至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党和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非常普遍的政治现象，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政治的基本特征。目前，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2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没有政党；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共有5000多个政党。绝大多数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活动几乎覆盖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最明显和集中的表现就是：各国的国家政权，无论是中央层次还是地方层次，都大多为政党所“把持”，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为政党政治所左右。
政党和政党政治在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集中表现在它作为一种民主政治统治形式，取代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统治形式，由此把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
从历史上来看，早期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出现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初步建立的西方国家，在英国，17世纪70年代在英国议会中出现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还只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前身或者说萌芽，经过资产阶级光荣革命（1688年）胜利后一百多年的孕育和发展，在19世纪30年代成为现代政党。
美国于18世纪70年代获得独立后，在议会中曾出现联邦主义者（或称联邦党）和反联邦主义者（或称反联邦党）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此后，各种政治派别分化组合，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演变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两个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
可见，欧美发达国家早期的资产阶级政党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发展而催生出来的。现代政党脱胎于资本主义国家议会中的宗派，原来具有负面含义的词“宗派”（议会中少数议员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结成的小团体），被不具贬义的“党派”、“政党”所取代，它们成员广泛，组织严密，公开活动，宣传政治主张，积极联系选民。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公民参与权范围与享有人数的快速扩展，在一些国家造成了“参与爆炸”，从而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旨趣各异且数目众多的个人和集团同时对政治系统施加政治压力、提出种种要求，使政治系统难以应付、无所适从，持续的、频繁的、过大的压力将直接导致政治系统的崩溃。政党可以很好地发挥自己利益聚合、简化需求的功能。政党将不同利益需求分门别类，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过程，不同集团和个人的政治利益诉求最终以政党的名义表达出来，政党代表他们去表达、博弈、协商、讨价还价与妥协。这样，伴随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政治文明发展而来的政党数量的增多和政党功能的扩张都是很自然的事。
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些国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由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想的指引，作为斗争武器和先锋队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开始出现。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步学习并借鉴了西方宗主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他们看到了西方国家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仿照西方国家的模式组建了大量的政党，以团结力量，进行革命，在这些政党的领导或参与下，他们通过艰苦斗争，逐步赢得了民族的解放，建立了独立的国家。
（二）政党是政治文明发展的推动力量
政党既是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又是政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推动力量。政党产生以后，作为民主政治有效的工具和良好的组织形式，推动了现代的政治发展。例如，在英国宪政发展史上，有许多惯例和传统是由于保守党的积极维护而存续下来，至今很多历史悠久的惯例和传统仍在发挥着效力、产生着效用；几乎所有的宪法性文件都是多年来在保守党等主要政党的推动制定出来并上升为宪法原则。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政党不仅是现代政治组织的独特形式，而且是它的中心。”［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 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现代政府大多是在政党的主导之下展开运作的，除了组织政府，政党还有监督政府的职能，如多党制体制下的在野党，以及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体制下的参政党。所以，在当今世界，任何以民主为取向的政治发展（即政治文明建设）都有赖于政党的作用。在不同的国家，政党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政治发展，其中的差异一方面取决于政党的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结构与原则，特别是政党的执政方式。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政党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整个政治发展的取向、路径与方式。
民主政治不能没有政党，政党的积极贡献也必须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表现。在现代社会中，政党一般担负着组织选举、利益整合、利益表达、利益分配、政治社会化、社会稳定等功能，地位非常突出。
例如，在众多的政治组织中，只有政党才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治国方略，并积极谋求通过掌握、参与和影响国家政权使自己的治国方略能够实现；而其他组织往往追求过于狭隘和具体的政治目标，而对政治系统缺乏全盘的考虑。因此，有人说，即使是最蹩脚的政党，从一开始就比最完善的其他政治组织要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它在建构政局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以党的纲领的形式把它建设成了。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往往又把在野党的领导核心成员称为影子内阁。尽管大多数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是革命胜利后的产物，并通过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政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活动，但政党还是可以通过竞选等方式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在中央或地方）上台执政组阁，而且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许多政治上的改革推动了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文明的发展。 刘庆乐：《论现代政党在社会中的角色》，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再如，政党是公共政策的重要主体。政党参与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无论是执政党、参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是政策制定的主体，它们可以通过将某一公共问题上升为政策问题，将其纳入政府的政策议程，执政党的政策主张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政策。政党还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和评估等。简单来说，政党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和工具，政党吸引人们的参与，联系自己的党员和群众，倾听他们的意见，并聚合形成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接受人们的利益表达、进行利益整合并试图对利益开展分配的政治过程。可见，政党是现代社会联系政府与民间、权力上层与基层、政治系统内部与政治系统外部的中介与桥梁，对于推动政治合法性、增强政治稳定性，增大政治透明度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近代以来的政治文明发展中，以追求国家权力为根本目标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发挥着重要的主体性作用，执政党倡导的核心价值和制度理念规范和制约着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向和发展态势，政治文明的发展状况则内在决定着执政党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意志和制度化水平。如果没有与之适应的政治文明形态为基础，执政党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没有执政党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点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政治文明的发展就可能偏离正常的轨道，大多数人就难以享受到国家对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充分保障。具体说来，执政党与政治文明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
第一，执政党的核心价值决定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执政党的执政行为是从自己主张的核心价值出发来进行的，人民对于一个政党执政地位的支持也首先基于对这个政党的核心价值的认同。因此，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政治文明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执政党执政理想和执政目标的程度不同的影响，在制度建构、规则安排、组织体系、政策导向等各个方面外化出执政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在当今世界上，西方国家、东方国家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巨大差异，不同的执政党蕴涵的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显然是不会完全相同的，执政党影响政治文明建设基本价值的方式、途径、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意义上，世界各国的政治文明没有也不可能存在统一的价值模式。
第二，执政党的制度设想和政策导向决定政治文明的制度特征和体制结构，进而决定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宗旨和目标。在现实的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中，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相关的制度建构和运作机制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意志，受到执政党制度设想和政策导向的制约。即使在执政党地位频繁轮换、既有的政治制度相对稳定的西方国家，执政党对于国家制度和体制结构的决定影响仍然是十分明显的，例如：“9·11”事件后美国共和党政府对国家安全制度的巨大改变，当前日本自民党正在推进的防务体制改革都充分反映出执政党在西方国家仍然具有制度安排的功能。进一步说，只有在执政党的推动和保障下，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政治体制才能得到坚持、巩固抑或改变，以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价值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文明才能在稳定的轨道上逐步成长。
第三，执政党的执政意志在执政实践中受现实政治文明水平的制约，随政治文明的建设状况而不断进行调适和创新。在现代国家中，作为政治领导的执政党及在执政党委托下代表国家行使合法权力的政府都是在既有的政治文明水平上进行执政的。执政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获得合法的执政地位，根源之一就在于它的执政主张必须适应既有政治文明形态下人民的政治选择倾向。换言之，什么样的政治文明形态决定一个国家必然产生什么样的执政党。而且，随着政治社会化进程的日渐深入，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状态也不完全取决于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意图和权力意志，而是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之间政治博弈和权力制衡的结果，强势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渠道影响执政党的政策取向，更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现实政治文明对执政党执政意志的制约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
和西方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在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政治生态中，既不存在市场经济及建筑其上的经济发达这样的前提条件，也缺乏相应的民众的自主意识、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既不存在民主政治的历史，也缺乏政权交替的合法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先进的中国人只好通过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拯救国家和民族：先建立政党，再在此基础上组织力量，推翻专制制度，渐次向民主政治发展。所以，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党。这时共产党所处的环境，不是堂而皇之地作为一种合法的政治力量与其他政治力量进行权力分配，共产党要取得领导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权力，只有用暴力推翻旧政权、取而代之这一条路。这就更加说明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进程中，作为唯一拥有合法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具有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决定着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向和发展道路。每当执政党内部民主得到较好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时，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就进入有序发展的时期。而一旦执政党内部发生政治斗争和路线分歧，党内民主原则受到忽视或遭到破坏，个人崇拜高于集体领导时，政治文明建设就会陷入停滞和混乱，甚至使国家陷入严重的政治动荡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也难以得到切实提高。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就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同时，这一历史事实实际上也涉及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靠一个政党能否和如何领导政治文明建设的大问题。对此，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他著名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一书中对一党制在推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他认为，一党制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是因为它能首先满足政治稳定的需要，而政治稳定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同时它也能满足权力扩张以扩大参与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