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拿得起，放得下”，颇有点辩证味儿，对于我们做人来说也是极富于启迪意义的。所谓“拿得起”指的是人在踌躇满志时的心态，而“放得下”则是指人在遭受挫折或者遇到困难或者办事不顺畅以及无奈之时应采取的态度。一个人来到世间，总会遇到顺逆之境、迁谪之遇、进退之间的各种情形与变故的。歌德说得好：“一个人不能永远做一个英雄或胜者，但一个人能够永远做一个人。”这里，“做一个英雄或胜者”，指的便是“拿的起”时的状态；而“做一个人”，便是“放得下”时的状态了。说到底，如何对待这“放得下”，才是真正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英雄气概或者胜者风范的重要标尺。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了这样一种心境，就能对大悲大喜、厚名重利看得很小很轻很淡，自然也就容易“放得下”了。“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王安石的这两句诗，将“戏事”与“真情”区分得十分分明。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戏事”，就是指那些能拿得起、也该放得下的事；能做到如此随和且随缘地看待人生旅途中的一切利害得失与祸福变故，一个人岂有不会“道我赢”之理？
纵观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大都呈波浪起伏、凹凸不平之状，难怪乎古人要说“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了。但是，当一个人集荣耀富贵于一身时，他是否想到会有高处不胜寒的危机、有长江后浪逐前浪的窘迫呢？好吧，那就不要过分贪恋巅峰时的荣耀和风光，趁着巅峰将过未过之时，从容地撤离高地，或许下得山来还有另一番风光呢！有一个叫秦裕的奥运会柔道金牌得主，在连续获得203场胜利之后却突然宣布退役，而那时他才28岁，因此引起很多人的猜测，以为他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然，秦裕是明智的，因为他感觉到自己运动的巅峰状态已是明日黄花，而以往那种求胜的意志也迅速减退，这才主动宣布撤退，去当了教练。应该说，秦裕的选择虽然若有所失，甚至有些无奈，然而，从长远来看，却也是一种如释重负、坦然平和的选择，比起那种硬充好汉者来说，他是英雄。因为他毕竟是消失于人生最高处的亮点上，给世人留下的毕竟是一个微笑。老话说得好：“最大的一步是在门外。”可见，这种撤退的后面并非一片空白，也常不乏新的人生机遇。有“体操王子”美誉的李宁，退出体坛后选择了办实业的道路，不也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功吗？如同一切时髦的东西都会过时一样，一切的荣耀或巅峰状态也都会被抛到身后或烟消云散的。
因此，做一个明智的人，既然“拿得起”那颇有分量的光环，也同样应当“放得下”它，从而使自己步入柳暗花明的新天地，做出另一种有意义的选择。这样，我们又有什么惆怅或遗憾的呢？
人生长途中，总会遇到某些不得已的情况而不得不“放得下”的时候。比如，一个人到了年迈体衰时，就有突然遭遇“被剥夺”辉煌的可能，这当然也是考验人如何对待“拿”和“放”的时候。美国第一位总统、开国元勋华盛顿连任一届总统后便坚持不再连任。他离任时，坦然地出席告别宴会，坦然地向人们举杯祝福。次日，他又坦然地参加了新任总统亚当斯的宣誓就职仪式。然后，他挥动着礼帽，坦然地回到了家乡维农山庄。这一瞬间，却给历史留下了永恒的光彩。英国著名科学家赫肯黎，因其卓越的贡献而享有崇高的声望，然而，到了80岁时，赫氏不得不考虑放弃解剖工作时，他毅然辞去了所任的教授、渔业部视察官等职务。最后，他还辞去了一生中最高的荣誉职务——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不难设想，此时赫肯黎的心情何其沉重、心绪多么难平，他甚至在发表了辞职演说后对友人这样说：“我刚刚宣读了我去世的官方讣告。”尽管如此，他毕竟如此“放下”了，在没人强迫的情况下如此“放下”了。一个职务，一种头衔，自然意味着一个人在社会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华盛顿和赫肯黎都有“拿”上了自身地位最高的辉煌，可他们又都主动“放”下去了。一位名人说得好：“重要的并非是你拥有了什么，而在于你忍受了什么。”以坦然和克制的态度去承受离任或离职之“放”，人，便活出了一份潇洒与光彩，活出一种落落大方的风范来。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因此，一个人有可能遭遇到这样一些情形：人生——无论功绩或是职务——并未达到最佳状态和最高峰，却因为意外地遭受到某种打击，迫使人去直面“放得下”的窘迫。这时候，最重要的也许是尽快学会如何“爬起来”。有句老话说得好，“跌下去不疼，爬起来才疼”。这就是痛定思痛的一种表现了。反思固然必要，可是，如若长久地斤斤计较于“痛”上面，那就反而作茧自缚、手足无措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军的主将罗伯特在投降仪式上签字以后，心情十分沉重。他默默地回到弗吉尼亚，避开了所有的公共集会及所有爱戴他的人们。后来，他又默默地接受了政府的邀请，出任华盛顿学院院长一职。不耽于沮丧与懊悔，一切复兴家园的“战役”始终在默默的进行之中。应该说，罗伯特是明智的，他懂得：“将军的使命不单单在于把年轻人送上战场卖命，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如何去实现人生价值。”看来，罗氏是真正弄懂了如何在“放得下”中实现自己价值的人，这情形恰如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真正的价值，首先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中解放出来。”像罗伯特那样跌倒之后又爬起、“拿起”之后又“放下”，这里面的大勇气和大坦诚何其令人钦佩啊！还记得那年的大兴安岭大火吧？它把当时任漠河县委书记、十三大代表的王招英也推向了由“拿得起”朝“放得下”的转变之中：撤职、调离、取消十三大代表的资格……大起大落的人生考验向她涌来。正是靠了这“放得下”的从容，她终于挺过来，方才有了重建家园中的重新崛起——被选拔担任大兴安岭首府加格达奇市某区区委书记的。这里，在起起伏伏上上下下的人生道路之中，我们不正看到了在云谲波诡的另一种情况下，“拿得起、放得下”的韧性的光辉吗？
52.新瓶装旧酒
退让有一种办法是表面上作出让步，实际上却暗中进一步。所谓“换汤不换药，还是老一套”，又所谓“新瓶装113酒”。换了瓶子向对方退步，可酒还是老酒，酒力反而更大，因为对方肯定已猝不及防地毫无还手之力了。
有一次，世界著名滑稽演员侯波在表演时说：“我住的旅馆，房间又小又矮，连老鼠都是驼背的。”旅馆老板知道后十分生气，认为侯波诋毁了旅馆的声誉，要控告他。
侯波决定用一种奇特的办法，既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电视台发表了一个声明，向对方表示歉意：“我曾经说过，我住的旅馆房间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这句话说错了。我现在郑重更正：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
“连那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意在说明旅馆小而矮；“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虽然否定了旅馆的小和矮，但还是肯定了旅馆里有老鼠，而且很多。侯波的道歉，明是更正，实是批评旅馆的卫生情况，不但坚持了以前的所有看法，讽刺程度更深刻有力。
再如，英国牛津大学有个名叫艾尔弗雷特的学生，因能写点诗而在学校小有名气。一天，他在同学面前朗诵自己的诗。有个叫查尔斯的同学说：“艾尔弗雷特的诗我非常感兴趣，它是从一本书里偷来的。”艾尔弗雷特非常恼火，要求查尔斯当众向他道歉。
查尔斯想了想，答应了。他说：“我以前很少收回自己讲过的话。但这一次，我认错了。我本来以为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读的那本书里偷来的，但我到房里翻开那本书一看，发现那首诗仍然在那里。”
两句话表面上不同，“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读的那本书里偷来的”，也就是指艾尔弗雷特抄袭了那首诗；“那首诗仍然在那里”，指的是被艾尔弗雷特抄袭的那首诗还在书中。意思没有变，而且进一步肯定了那首诗是抄袭的，这种嘲讽和揶揄的程度更深了一层。
运用“旧酒装新瓶”法要注意以下两点：
（1）要有明确的目的。
论辩技法是为论辩目的服务的。运用“旧酒装新瓶”法，其意图是在论辩局势不利的情况下灵活机动地换一个角度来进一步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如果背离了论辩的主旨，就会变为纯技巧性的东西，流于语言游戏，那么就失去了价值与意义了。
（2）“旧酒”装“新瓶”，“装”法要巧。
“旧酒”装“新瓶”其“装”法很多，但关键在于一个“装”字，以上几例均很巧妙。例一是抽象的否定，具体的肯定，否定了旅馆的小和矮，但还是肯定了旅馆有老鼠，而且还很多，卫生条件差，只不过巧妙地转换了一个角度。例二是巧换同义词句。同义词句是意思相同或相近的一组词句，词句虽异，但含义相同或相近。巧换同义词句，就能达到“旧酒”装“新瓶”的目的。查尔斯前后两句话均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而后一句讽刺意味更浓了。
这种方法的妙处有很多。它可以以假掩真、以应核实，它反语正说，虚实不定，的确是令对手难以捉摸、防不胜防的以退为进的高超技术和策略。
53.无欲则刚，以退为进
在横渡江河时，只有远离漩涡的人，才会最先登上彼岸。
老子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因为不与人相争，所以遍天下没人能与相争。
可惜的是，两千多年来，能参悟和运用这一心术的人凤毛麟角。在名利权位面前。人们忘乎所以，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可到头来，这些争得你死我活的人，大都落得个遍体鳞伤、两手空空，有的甚至身败名裂、命赴黄泉。
这里讲个关于老百姓的故事。江南有一个大家族，老爷子年轻时是个风流种子，养了一大群妻妾，生下一大堆儿子。眼看自己一天比一天老了，他心想：这么大一个家当总得交给一个儿子来管吧。可是，管家的钥匙只有一把，儿子却有一大群。于是，儿子们斗得你死我活，不亦乐乎。这时，只有一个儿子默默地站在一边，只帮老爷子干事，从不参与争斗。争来斗去，老爷子终于想明白了，这把钥匙交给这群争吵的儿子中的任何一个，他都会管不好。最后，老爷子将钥匙交给了不争的那个儿子。
在我们这个物质还不太丰富的社会里，争名夺利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有人为的圈套，也有自然的陷阱，它们如同一巨大的漩涡，把无数人都卷了进去。
对此，最聪明的做法是，迅速远离它！
孙子主张慎战。《孙子兵法》首篇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开宗明义地指出战争关系到国家存亡，应持慎重态度。国君不可以因一时的愤怒而与敌交战。孙武同时提出了“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思想。并且告诫说：“怒可以变害，愠可以变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此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历史上不少国君怒而与师，将领愠而致战，结果导致了失败危及国家。
三国时刘备为报东吴杀害关羽之仇，要举兵进攻孙权。赵云对刘备说：“篡夺国家的是曹操，而不是孙权，如能先灭掉魏国，则孙权自会屈服投降。所以，不应把大敌魏国置于一边，反先去与吴国作战。战争一爆发，是不能很快结束的。伐吴不是一个上策！”许多大臣也纷纷劝谏。但刘备一概不听，怒而兴师，大举进攻吴国，被陆逊火烧连营，损失了大部分兵力。蜀军从此一蹶不振。
与此相反，魏国司马懿忍诸葛亮脂粉之辱，不轻易出战，最后大败蜀军。
正反例证都说明，君主、将帅都要以国家安危为重。“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作为统帅，制怒、控愠事关大局，不可不予以足够重视。
同样道理，我们在日常交际中，对人对事也要以制怒，控愠为重。
哥德有一天到公园散步，迎面走来了曾经对他的作品提过尖锐批评的评论家，这位评论家在哥德面前高声喊道：“我从来不给傻子让路！”哥德却克己忍让，幽默地答道：“而我正相反！”
一边说，一边满脸笑容地让到一旁。哥德的忍让避免了一场无谓的争吵，也显示了自己的心胸和气量。
制怒控愠，克己忍让是一种美德。亲人的错怪，朋友的误解，讹传导致的流言，他人无礼的挑衅……此时生气无助烟消云散，恼怒不会春风化雨。而一时的忍让却能恢复原有的形象，得到公允的评价和赞美。
清朝中期，有个“六尺巷”的故事。据说当朝宰相张英与一位姓叶的侍郎都是安徽桐城人。两家毗邻而居，都要起房造屋，为争地皮，发生了争执。张老夫人便修书北京要张英出面干预。这位宰相到底见识不凡，看罢来信，立即作诗劝导老夫人：“千里家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母见书明理，立即把墙主动退让三尺。这样，张叶两家的院墙之间，就形成了六尺宽的巷道。古代开明之士尚能如此，今天为人处事，更应该棋高一着。
记得这是一位外国学者的话，意思是：会生活的人，并不一味地争强好胜，在必要的时候，宁肯后退一步，作出必要的自我牺牲。
老子曾说过：“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说，只有不做，才能无所不做，惟有不为，才能无所不为。
为了论证这个道理，老子进行了哲学的思辨：许多辐条集中到车毂，有了毂中间的空洞，才有车的作用；揉捏陶泥化作器皿，有了器皿中间的空虚，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凿门窗造房屋，有了门窗中间的空隙，才有房屋的作用。所以，“有”所给人的便利，完全靠着“无”起作用。
就是说，无比有更加重要。不仅客观世界的情况如此，人的行为也是如此。人的“无为”比“有为”更有用，更能给人带来益处。一味地争强好胜，刀兵相见，横征暴敛，“有为”过盛，最终只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当然，老子贬“有为”扬“无为”的做法，并非完全正确。就社会生活而言，积极奋斗、努力争取、勇敢拼搏、坚持不懈的行为，其价值和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就此而言，老子的思想不尽合理。但应该看到，人生的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当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人们不仅需要慷慨陈词，而且需要沉默不语；既需要穷追猛打，也需要退步自守，既应该争，也应该让，如此等等，一句话，有为是必要的，无为也是必要的。就此而言，老子的无为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应该什么时候有为，什么时候无为呢？无为和有为的选择取决于主客我敌双方的力量对比。当主体力量明显占优势，居高临下，以一当十，采取有为以后，可以取得显著的效果时，应该有为。而当主体处在劣势的位置上，稍一动作，就可能被对方“吃掉”，或者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那么，便应该以退为进，坚守“无为”方是。无为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人生手段，待时机成熟，成功条件已到，便可由无为转为有为，由守转为攻，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屈伸之术。
只有有为，方能无所不为。
只有退几步，方能大踏步前进！为自己留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