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传: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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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湖南第一师范(2)

第十一篇《政惑》。讲的是政治方面的偏向。斯宾塞认为,效果与动机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常有适得其反的事。“自我观之,则勤于耕者不必多稼,畜于财者不必善贾。而高效相反者,亦频频有之。不独一身一家之中然也,一国天下莫不如此。”希望的结果不一定出现,出现的结果却又不是所希望的。主张革新的人怀着良好的愿望,却不一定能看到新也有新的弊端,而反对的意见却可以匡正其过头的做法。主张保守的人习惯于遵循旧章程,“而不知凡古圣先王所创制者,要皆为一时之法,于其所遭之运会为最宜,然道德典章,无亘古不变者也。”斯宾塞认为,在一个社会中,这两种主张都“不可偏废”。

第十二篇《教辟》。讲的是宗教的乖辟。“自其大者而言之。则神道之严威既重,将人伦之修饬以轻。其论事也,将以合于教者为善,不合于教者为不善,而民义举以废矣。”而且每一宗教都指其他宗教为异端,入主出奴,莫衷一是。书中介绍了欧洲基督教的几个教派。可是,斯宾塞认为“宗教为物,乃群治所不能废”。他反驳了那种认为“民生群治无所用于宗教”的意见,他的意思用严复概括的话来说:“盖常人思力之浅,于日用之际,在在见之,况于远大,乌能自作则而率由之乎?盖宗教精粗不同,而无可废之一日。”

在分别论述了以上八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之后,斯宾塞作了一个概括或者总结,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性灵的修缮,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求得解决。他于是写了第十三篇《缮性》,这可以说是提纲挈领的一篇。黎锦熙推荐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一篇。这一篇讲的是治学的方法,通过训练排除研究中困难的方法。严复解释说:“知为学之难,思诚之不易,而后有省察之功。虽然,徒言省察,尚非学也,则继此而论其所以缮性者。缮性非他,亦言其所以为学之方而已。”

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论点:“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这三科是这样划分的:名学(逻辑学)和数学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辨科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遁之物情者也”,属于玄科。理情思维(理)由抽象(玄)而逐渐及于具体(著,显著)。居于“玄”与“著”之间的,斯宾塞称之为“间科”;“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指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的研究对象,是显著存在的客观世界,“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书中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

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这封信中,谈到了他读此书的心得:

“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瞀、智,心物相对者曰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姱,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于智,而又无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

后来,1918年7月24日,蔡和森在复毛泽东的信中说:“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祛我情瞀。”用的也是《缮性》篇的词汇。看来,毛泽东同蔡和森的接触往交中也讨论过此书。由此皆可见当年毛泽东对此书倾心的程度了。

在日记里,黎锦熙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1915年7月31日,他看了毛泽东的日记之后,记道:“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1917年8月31日收到毛泽东的信,说他的信“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黎锦熙的日记虽极简略,但我们从毛泽东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2000余字的长信中,可以看到他对黎锦熙的印象,黎锦熙同他谈论的内容以及当时所受于黎锦熙的影响。毛泽东当年很厌恶学校课程繁多,妨碍他专心致志的学科。大概是由此向黎锦熙求教,如何解决上课与自修的矛盾。黎锦熙谈到除博学于文之外,还须具通识之才,并谈到历史、地理之学,以及设体操、图画、音乐、手工等课为美学与技能之学的必要等。信的开头即写道:“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人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

1915年9月1日,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科书编纂处工作。动身前两天即8月29日是星期日,毛泽东同王季范、萧子升等人来到芋园,依法送别,那天黎锦熙的日记中还记了“谈学颇久”的事。

分别以后,他们还时有书信往来,从1915年11月到1920年6月,毛泽东寄去的6封信,现均保存下来。从这些信中,可以见到毛泽东对故人的关心。袁世凯帝制自为,一些名流失身劝进,毛泽东不希望黎锦熙卷入劝进活动。1915年11月9日写信劝勉说:“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他希望黎锦熙早日脱离北京这是非之地:“急归!无恋也。”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渴念:“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黎锦熙在复信中说明了情况,他在京编纂书籍,不过是书生事业,不会受到袁氏笼络。毛泽东在下一封信里表示前一封信里说的,是自己的过虑。君子爱人以德,我们可以从其过虑中看出他对黎锦熙真正的爱护和关切。

当时教国文的袁仲谦老师,是清朝的举人。后来毛泽东同斯诺这样谈起他: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韩愈(768—824)是唐代著名的儒学代表人物,所谓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反对六朝骈体文,以为华而不实,只是尚辞藻,重文采,堆砌典故,而内容贫乏。他主张“文以载道”,学习质朴实用的秦汉散文。由于那时皇室崇尚佛教,他企图以古文来宗经明道,尊儒排佛,尊王攘夷,以儒家的入世观反对佛家的出世观。自汉代受辞赋影响,逐渐倾向骈俪体裁,到了六朝,一切散文、韵文都骈偶化了,当时北方学人颜之推即极力反对,北朝就有过复古运动。魏晋六朝的抒情散文,一直为后人推崇(章太炎、鲁迅都是非常赞赏魏晋文章的),唐初陈子昂等也提倡秦汉散文。各个时代各有其流行口语,时代变迁,几千年前的直言口语,便显得古朴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即是平文(白话文)运动,古文正同骈文对立。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不论驳难论说记事抒情,无不佳妙。韩愈为文,气象清新,善于造句炼字,“惟陈言之务去”,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师说》中说:“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袁老师认为师法韩文,门径就正了;以毛泽东的才华研习韩文,作文必大有长进。要知道旧时的读书人,只要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敲门砖在手,不愁找不到饭碗。

毛泽东于是来到玉泉街,长沙过去有名的旧书铺街。韩愈的书不止一个版本,善本价贵,不是穷学生买得起的,毛泽东在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宝庆(今邵阳)旧时文化颇为发达,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乡,有刻书业。他把这书买回来,发觉不但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清早都琅琅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

还有方维夏、徐特立两位,也是当年毛泽东敬重的老师,后来他们都受了当时学生的影响,成了共产党的党员。1937年1月,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60岁生日的信中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毛泽东是很尊敬徐老的。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正是马日事变之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真是“疾风知劲草”。1913年至1919年,徐特立一直在第一师范教教育学、各科教学法、修身等课,还兼任教育实习主任。他出身于贫农的家庭,只读过六年私塾,后来完全靠刻苦自学(包括自然科学)而成为当时有名的教育家,被誉为小学教育界的“长沙王”。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艰苦朴素、谦虚勤奋的作风,给全校师生印象最深。他讲课时,善于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思想实际,不讲干巴巴的教条,也不谈抽象空洞的大道理;他常以古往今来的模范人物的嘉言懿行来启发学生,也以自己的生活体验指点学生。例如他讲,俭朴的生活不但可以节约,而且能使人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锻炼坚强的意志。他当时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校长,从北门到南门外书院坪来上课,要步行近5公里路,大雨天也从来没有迟到过。一师的学生有课外自学的风气,但自由阅读上往往存在一种贪多图快的毛病,结果囫囵吞枣,忘得也快。徐特立自己读书向来“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提出“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主张,即读书时一定要记下心得和书中精粹之处。这些方面,他的主张同杨昌济也是一致的。

方维夏是湖南平江人,1879年生,优级师范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1912年起在湖南第一师范先后担任博物、农业教员和学监(即教务主任)。他担任农业科教员时,带领学生开辟实习园地,种植各种农作物。亲自播种、施肥、中耕、灌溉,使学生对农业劳动很感兴趣;担任学监时,他以民主精神教导学生,代表学校领导教友会的活动,充分发挥学生自治才能。他是一位深受学生尊敬的老师。袁世凯帝制自为时,他联合徐特立等,反对湖南教育界廖名缙等“筹安会”帝制派。张继尧垮台后,他做过一段时期的教育司司长。在赵恒惕统治时期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利用议会讲坛对毛泽东领导的工人运动常予支持。后来他感到议会斗争软弱无力,秘密去广州,在“湘军”中做政治工作;1925年由李六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最年长的党员之一,对发展“湘军”内部党的工作贡献很大。北伐时任第二军第五师党代表,国共分家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后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先后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央民主政府总务厅主任等职。红军长征后,在湘粤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在桂东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杨昌济

比较起来,当年给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担任修身、教育、伦理等课程的杨昌济,毛泽东对斯诺是这样说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教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100分。”“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杨老师的爱女杨开慧,后来是毛泽东的妻子。

在学校生活中,老师的关系最大,一个好老师的思想学识行为品德,会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杨昌济30岁以前博究孔孟与宋明理学,随后留学日本、英国10年研习教育与哲学,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一生“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曾有明志诗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被人称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当年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

关于他们师生之间的这种关系,张昆弟烈士在1917年8月至9月的日记中曾有一些记载:

“8月22日。晚餐后至板仓杨寓,先生谓读书之要,在反复细读,抄其大要;不在求速求多,反毫无心得也。又谓向吾之理想生活进行,文章誉望,听之后人。又曰,不计较于现在之社会。又曰,势力不灭。又曰,渐蓄其力而乍用之。”

“9月8日。去年杨师谓余曰:‘克己之功夫多,存养之功夫太少;须从存养多下功夫,则可免克己之苦矣。’”(日记中随后检讨自己今后应以“淡泊明志为第一着手处”。)(此处所谓“存养”,是根据主观唯心主义性善论者孟子所说“存其心,养其性”。即主张人应常反省,讲究修养,保持天性中的善根,不要受社会上的恶习熏染;更具体一点说,就是主张所谓克己寡欲,淡泊明志,不追求世俗名利。)

“9月13日。晚饭后至板仓杨寓,杨师为余辈讲‘达化斋读书录’。后又谈及美人之做事务实。”

在这样师生相得、相敬的情形下,杨昌济悉心教导他的学生;学生则在许多方面虔诚地向先生学习,甚至模仿。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受杨昌济的影响是很深的。新民学会最初成立时的21个会员中,有20个是杨昌济的学生。杨昌济对弟子们的影响大体有以下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