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化斋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话：“予读《管子》不偷取一世之言，而深有感焉。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非独一时之天地万物也，千载以上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千载以下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法之变有二：有变之自上者，有变之自下者。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天子有位之王也，圣人无位之王也。天子一代之王也，圣人百代之王也。”（第26~28页）这些话反映在《讲堂录》中的是：“《管子》：不偷取一世。人之爱情，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界。现在之群，固致其爱情，不待言矣。然而千载以上之人，千载以下之人，其致其爱情，亦犹是焉。”“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贤救世实有如此，如孔子（在陈匡），耶稣（磔死于十字架），苏格拉底（以故毒死）。’”（这两个举例见于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苏格拉底之名，于今不朽，以其为宵小所忌，仰药自尽故也；耶稣之所以为耶稣，亦以其被磔于十字架故。”）“语日，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一段几乎是一字不改地照抄，只是接着有下面几点发挥：“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
杨昌济在《劝学篇》中说：“王君静安（王国维）尝论国学，谓战国之时，诸子并起，是为能动之发达；六朝隋唐之间，佛学大昌，是为受动之发达；宋儒受佛学之影响，反而求之六经，道学大明，是为受动而兼能动之发达。”（第202页）这一点在《讲堂录》中是这样记下来的：“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杨昌济在《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一文中说：“教授国文之时，宜注重于解释字义，曾涤生言读古书以训诂为本，此成人治经之法，以施于学校之国文教授，尤为适切。字字解释明确，则读书时无误解之患，引文时无误用之患。曾涤生又言作诗文以声调为本，欲求作文之进步，宜熟读各大家之文。”（第59页）这一点在《讲堂录》中记的是：“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不知道是先生在讲授时将这“八本”说齐了呢，还是学生从《曾文正公家书》中查找写全了的。
《论语类钞》中解释“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一句的时候，杨昌济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第68页）这一点，《讲堂录》中记的是：“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
《达化斋日记》中说：“夫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第9页）《讲堂录》对此颇有发挥：“哲学家之言曰，人以未来为重，或曰以现在为重，此颉德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然而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也？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睢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通今）。”后面这两层意思，来自杨昌济的《告学生》一文，“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贵我，一在通今”。“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唯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唯目前。”（第364~365页）
综观修身课笔记中有关人生观、世界观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为人必须有高尚理想，以“圣贤”、“豪杰”自勉；“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二是“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学问必于实际中求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三是关于办事，提倡果断、精细和善用众人之长。“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前者以陶桓公、后者以恺撒为例。四是致力之道，在长期的积蓄工夫：“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五是修身之道，必不惮劳苦，具奋斗精神，还要有朝气。”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为反抗外国侵略，以弱胜强：“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毛泽东的用心听课，在《讲堂录》的国文课部分中，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教师喜韩文，学生也就写了不少关于韩文的笔记。除了一些课文的作者评介，典故注释之外，《讲堂录》中还记有不少关于诗文语法的谈论：例如：“列题贵有笔势。题须简要，故善诗者不必观其诗，即于其列题焉观之，必有不同者矣。”“善击鼓者击边（操觚者不可不解此）。”“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等。可以看出这位‘袁大胡子’是深通文章的。学生把这些记上笔记本，可见已经引起了共鸣，证之后来毛泽东所写文章，也确实从这些得到了益处。
以文会友
那时，第一师范每个学生每周作文一篇，各班将每次作文最好的几篇送交全校的一个教员委员会去评选，最后选出三篇、四篇或五篇作为模范，陈列在大阅览室的镜框里，供全校学生阅览。毛泽东的作文不止一次获得这种荣誉，他也以很大的热情阅读这里陈列的别人的作文。这也是一种见识和才智的交流。以文会友，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良好士风。毛泽东因此也同常有作文入选的同学萧子升交上了朋友。
萧子升（1894—1976），又名旭东，后来改名萧瑜。他的弟弟萧子璋（又名植藩，就是诗人萧三）是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时的同学。萧家就是湖南湘乡人，距韶山不过30公里，可说是小同乡了。萧子升年纪跟毛泽东相若，但入学较早，为第一师范第三班学生，比第八班的毛泽东要高三个年级，是学校里有名的高才生，不但长于作文，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平时言行学理学家的主张，为老师和同学所看重。他与陈昌、熊光楚同级，都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三人常去杨寓聆教；这种师生间的亲密往来，比毛泽东还要早些。由于他的学识和才华出众，是杨昌济第一个得意门生，老师还曾经有意将爱女许之，由于他早已成婚未果。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萧子升被推举为总干事，后来，学会会员成批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是主要的组织者。在校时，毛泽东常常看到萧子升被展出的作文，很愿意同他结识。一天，他们在走廊上相遇了，毛泽东脸带笑容地在萧子升跟前停了下来，打了个招呼，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今天下午上完课之后，我想到你教室里去看看你的作文。”萧子升回答说：“当然，欢迎你来。”由于毛泽东常常一清早到教室中大声朗读古文，已引起萧子升的注意。
下课了，同学们都出外散步去了，教室里就只有这两个约会的同学。这是他们第一次交谈，关于彼此家乡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谈论的主要是学校的课程、教员等，说得都很坦率。比如，他们都不喜欢体育教员，因为这几位教员常常打牌到深夜，早晨起不来，因而就缺课了。不久以后，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写出了他对体育教员的不满：“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惟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运动而已。”
这以后，这两位同学时有接触，看做文本，一起散步交谈，作诗唱和联句。萧子升回忆说：“我和毛泽东同窗三年半，已经养成了黄昏散步的习惯。可我们并不常吟诗，因为我们最大的兴趣在于讨论，在于聆听彼此的见解。”“我的国文教师，一位来自宁乡的有名文人，王钦安先生，就常常夸我的文章有宋朝文豪欧阳修之风。毛很诚恳地说，他与王先生所见略同，还说王先生真正懂得了我的文章。”“我把写着20多篇的作文两个大练习本借给了毛。”互看作文的时候，也不时因为不同意见而争论。萧子升写的一篇《评〈严先生祠堂记〉》，对范仲淹的这篇著名的文章表示了异议。他认为不论光武或者严光都没有范仲淹笔下写得这么好：光武贤君爱才，严光安于淡泊。毛泽东不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他也不赞成严光的态度，他认为，刘秀做了皇帝，严光就应该出任辅相，如同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就为了这篇文章，两个同学争论了一个晚上。
1915年6月，萧子升在第一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员，先在修业学校教了一个学期，又转到楚怡学校，教高年级。楚怡是湖南最有名的私立小学，校长陈润霖是留日的有名的教育家，所聘教员都是第一流的，刚毕业的师范生很不容易去那里任教。何叔衡也在这个学校教书，毛泽东是经过萧子升介绍才认识何叔衡的。原先的同学不能朝夕相见了，只得借助于书信联系。现在保存下来的1915年和1916年两年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竟还有12封之多。这些信中多讨论有关读书求学自省的事，有论述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长信，也有畅谈时局和国家大事的长信。从这些信里，人们对于青年毛泽东求学的勤奋以及讲求治学的方法，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封写于1915年7月，现已残缺不全的信中，毛泽东说：“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从上下文看去，看来这是针对萧子升来信说今后要慎言而发的，但只就所引的这几句看，关于读书和质疑问难的关系，是极有见地的。单是读书，而没有友朋之间的切磋讨论质疑问难，所得不免浅陋；而质疑问难，不但可以益智解惑，而且通过不同观点的反复论难，有助于思想的深入。毛泽东一贯重视自修，以及喜欢组织读书会、学会，都与这一想法相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9月6日写的那封长信（约2300字）。信中，他把黎锦熙指导读书门径的意见，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萧子升。
黎锦熙原在第一师范任教，1915年9月1日，赴北京任职。毛泽东经常向他质疑问难，很重视他的意见。在给萧子升的这封信中，毛泽东是这样谈到黎锦熙的：“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他告诉萧子升，自己阅读斯宾塞《群学肄言》书中“缮性”篇的心得，这是黎锦熙推荐他看的。读过之后，他大为赞赏，“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群学肄言》是严复译《社会学研究法》的书名。作者斯宾塞是英国19世纪自学成才、著述丰富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他认为社会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其成员要为其社会的利益而存在。当时毛泽东接受了这个观点，在他写的读书笔记和文章中反映了这些意见。
萧子升自己订有一个读书札记本，名为《一切入一》。1917年夏，他请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约600余字。序言开头说道：“君既订此本成，名之曰《一切入一》，命予有以书其端。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术之涂愈亦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者。”于是谈到如积石筑高台，“积久而成学”。然后根据《群学肄言》书中所述治学方法，这样论道：“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