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将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开近百年军阀专制的先河；并仿照戚继光练兵成法，习劳忍苦，层层统属，一扫清朝八旗、绿营旧制陋习，终于赢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被曾国藩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也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了。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是看到了这一点的。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这时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
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经验，对后来毛泽东的战争生涯也不是毫无关系的。大家都知道的，另一位有名的湖南人蔡锷于1911年编有《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一本毛泽东认真读过的书。毛泽东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反“围剿”战争胜利时，“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嘲讽过他，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不过是把《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当做现代战略；并且说《曾胡治兵语录》乃敌人蒋介石所专有的东西。因为蒋介石也是一个极其崇拜曾国藩的人。关于曾国藩的治军打仗，非本文探讨的范围，这里介绍两个例子，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曾国藩治军以“禁骚扰以安民”为第一义，列于《劝诫营官四条》的第一条。《曾胡治兵语录》第八章《仁爱》中有曾国藩的这样一段话：“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咸丰八年，曾国藩在江西建昌大营作《爱民歌》，长500余字，表示了他何等重视军民关系：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另一个例子是，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曾国藩遵从戚继光的遗教：“练兵之要，首在练将”，而“练将”首在具有“忠义血性”之“将德”，这样，“才堪治兵”、“不怕死”、“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四者，方能相从并得，驭兵制胜。他认为带勇之人要懂得谋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从实际出发，不拘泥书本，不因循旧法，择善而从，灵活变通。他从《孙子兵法》等古代兵法总结出一套战术原则，如以主待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十攻一，等等。并撰写通俗的《陆军得胜歌》等，使这些原则将喻兵晓。湘军攻陷南京时，兵员最多不过10余万人，而太平军人数最多时达50多万人。
此外，从致曾国荃的信中看到，曾国藩还有很多精彩的军事思想，如“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为意”；“多用活兵”，“少用呆兵”；“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等。他后来能很快认识到捻军“如蚁旋磨，忽左忽右”，“多打几个圈圈”的游击战术，并从理论上总结出捻军作战的“四长三短”，这固然是直接来自战争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同时也与他这时熟读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不无关系。船山在这两本书中就深刻总结了农民战争这种“败亦走，胜亦走，无所不走”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从人民军队的本质出发，后来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明他一开始战争生涯，就极端重视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众所周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战争中，人的因素第一，比武器的因素更重要。当然在本质上，重视军民关系与重视人的因素，曾国藩是从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出发，他杀人如麻，从不手软，自称“勿以杀人多为悔”，却又侈谈佛祖慈悲。所谓“爱民”，也不过是“理学家”的一种虚伪而已。但作为治军之道，曾国藩显然比他的后辈私淑弟子蒋介石要高明得多。
这里只是就现在笔者手上的一些资料，从治学方法，探求本源，修养之道，勤俭刻苦，文章气象，直到带兵打仗，等等，以说明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中，就为何“独服曾国藩”这一点作些说明。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到，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没有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做养料（包括曾国藩的言行），就产生不出他这样一个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伟大革命家来。
《新青年》的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它的果实虽然被袁世凯攘夺了，然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毕竟产生了民主主义的觉悟，国民是国家主人翁的观念普遍地树立起来了。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张勋的复辟阴谋，只能昙花一现，遭到全国的反对，绝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的横行，挡不住中国的前进。随着民族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他们身受几重压迫，具有极大的革命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则从辛亥革命的教训中，以及中国社会内外各种矛盾剧烈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的重要。他们继承了先辈的战斗精神，冲破袁世凯统治所掀起的一股复古逆流，终于发动了一个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的出版，标志着这个运动的开始。
陈独秀主编的这个刊物，1915年9月创刊时，原来叫做《青年杂志》。那时袁世凯正酝酿称帝，政治空气极为恶劣。尽管陈独秀是个很激进的人物，但为形势所迫，刊物还是显得比较温和。创刊号上宣布宗旨，也不过是说“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就这样，仍有困难。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政治形势有所松动，9月开始出第二卷，并且改名《新青年》，从此十分鲜明地树立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以介绍西欧新思想、批判中国旧思想为职志。当时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虽然仍旧属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及其所需要的自然科学范畴，而且不懂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历史遗产，批判旧思想的方法还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方法；但是它跟过去维新派所提倡的新学已大不相同，而是站在新旧势不两立的立场上，主张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中学”，实现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
杨昌济在这刊物上发表文章（第二卷第四、第五号《治生篇》），并且把这个杂志介绍给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在1936年告诉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陈独秀、吴虞等人打倒孔家店的文章，李大钊的《青春》、《今》等启蒙作品，都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醉心阅读的。他们经常把这些文章中最精辟的地方，整段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和日记本上，然后加上自己的意见；平时交谈也常是研究这些文章中的问题和观点。据当时跟他接近的同学回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外，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他决心同封建主义思想决裂，这可以从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长信中的一段话看出：“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他的那种“大杂烩”思想状况，也正是当时《新青年》所具有的复杂的思想状况的一个投影。《新青年》在这个期间虽然勇猛地进行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严重的缺点，其中之一就是，用来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几乎全部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搬来的，包括18世纪的民主主义思想、19世纪庸俗的进化论思想，直到20世纪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纷然杂陈，荟于一身。刊物的这种状况又同主编陈独秀的复杂的思想状况分不开。陈独秀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是极其勇敢而坚决的，他在《新青年》上一开始就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认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号召广大青年解放思想，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打倒骗人的偶像，敢于去怀疑那些从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旧观念。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和观念，如果经理性和科学判定为不合乎现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他对民主与科学的热情宣传和对旧礼教旧道德的猛烈攻击，对当时进步思想界和知识青年有很大的影响，曾合理地被看成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是，他的社会历史观则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的。他将社会改造归结为思想改造，以此作为变革社会的基础，而看不见新思潮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力量。他认为中国以往民主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多数国民之觉悟不足”，因此主张所谓改造国民性，尤其重视所谓“伦理觉悟问题”，以为伦理问题一解决，其余便迎刃而解。从个性解放的思想出发，他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基础，“满足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他过分崇拜西方文化，极力赞扬法国的民主制度，称“人权论”、“生物进化论”、“空想社会主义”为近世三大发明。像一切唯心论者一样，从人的意志、天才、感情去解释人的社会活动。他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膜拜英雄，鄙视群众，认为“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己，则社会莫有进化”。在五四运动以前，进化论曾是进步思想界的主流。陈独秀在这方面的观点同严复早期的观点近似。这种由严复传播过来的19世纪英国人赫胥黎的进化论，尤其是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用“物竞”与“天择”的生物发展的规律来解释社会现象：认为“天演”（即进化）是任何事物也不能避免的普遍客观规律，完全适用于人类种族与社会。严复完全同意这种论点，按语篇幅往往超过译文，认为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一个大竞争局面，谁最强横有力，谁就是优胜者，就能生存，否则就是灭亡。陈独秀也用“生存竞争”的公式激励青年发愤自强，争取“优胜”而避免“劣败”。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当时对中国人民起过警觉奋起的作用，但恰好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提供了论据，使人们容易产生崇外与自卑的心理。从这种观点出发，陈独秀当时不仅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反而认为中国的落后并不在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由于自己不长进（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才起根本变化）。在对待现实的政治问题上，他所依靠的也只能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时代的“国民运动”。因此在《新青年》的前期，陈独秀虽然是“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锋，但是在后来转向更新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时，却是比较落后的。
尽管作为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在后人看来，还存在这样一些弱点，但在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拥护德莫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具有反对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正如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些话可说是《新青年》的纲领。《新青年》在上述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勇敢的不倦的斗争。
毛泽东完全赞同《新青年》的这些主张，后来五四运动时，他在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中，也是以极大的热情宣传民主与科学。几乎可以说，这刊物是《新青年》在湘江之畔的回声。《新青年》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上说，要“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可说是遥相呼应了。
《新青年》杂志前二卷辟有《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两个栏目，介绍了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局和政局的变动、俄国发生的二月革命，以及国内时局动态政潮分析，诸如北洋政府复古尊孔等类倒行逆施之事。紧接这些介绍之后，往往在以后几期就有有关的评论文章出现。这些都是关心时局的毛泽东极感兴趣的材料。第四卷开始的《随感录》一栏，陈独秀、陶孟和、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针对时弊，发表短小精悍的文章。后来《湘江评论》上虽然没有用上“随感录”这名目，但每期都有以《放言》为栏目的，类似体裁的锋利短文。还不只是体裁方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思想方面的影响。例如，鲁迅在《随感四十八》（《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署名唐俟）中描写一些反对改革的人说，这些人主张“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5个月之后，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上批评那种“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在《新青年·随感录》中，陈独秀、钱玄同、鲁迅都发表过好些篇反对“保存国粹”的文章。正如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说的，那些人认为“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也批判了那种认为“中国是一个声名文物之邦，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利害，学来这一点便得”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