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到了北京，这个“荆蛮山国”的青年，才真正大开了眼界：看到了在世界新曙光照耀下，刚刚出现的中国的新曙光。
第一次到北京
为了组织湖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于1918年8月来到北京。北京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在这里出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著名人物在这里活动，是他久已渴望来到的地方。只有到了北京，这个“荆蛮山国”的青年，才真正大开了眼界：看到了在世界新曙光照耀下，刚刚出现的中国的新曙光。
在《新青年》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前，新文化运动还只限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还没有同反对军阀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自然也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不过中国的现实情况——军阀统治的日益残暴，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紧迫，使得先进分子中的少数人，对中国能否照样走西方资产阶级的道路不能不产生了怀疑。
十月革命正好以事实作了回答。这个翻转世界历史的伟大革命，启发人们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但这时中国还不能直接得到十月革命的真实报道，从欧美和日本资产阶级报刊传来的消息，往往是歪曲的或别有用心的；北洋军阀政府则跟在帝国主义后面大肆污诬蔑，称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为“过激主义”。因此，就是在先进的知识界，关于俄国的十月革命，一般也所知有限，而且常常真伪莫辨。最早探索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及其本质的，是李大钊。他在1918年11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中，代表了少数先进分子这种新的觉醒。他认为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大势所趋，无可抗拒，一切历史的残余——帝王、贵族、军阀、官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将被革命的洪流彻底摧毁。他号召中国人民把创造这一新纪元的历史任务承当起来。
李大钊这两篇文章也是针对当时段祺瑞政府大吹大擂庆祝所谓“欧战胜利”而作的。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于1917年对德国“宣战”，借以取得日本的借款，实现其武力统一全国的迷梦。俄国十月革命后，又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所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计划配合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的革命。这一亲日卖国阴谋，曾立即引起留日学生的归国抗议和北京学生的请愿示威。欧战结束之后，段政府以“战胜国”自居，宣传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在社会上颇起了一些迷惑作用。李大钊于1918年11月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欧战胜利”的群众集会上，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以《庶民的胜利》为题的演说。《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则是同时刊载在《新青年》五卷五号上。这两篇文章都指明人类已揭开了新的史页：这回欧战结束，战胜者并不是哪一国“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而是“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这正如弥天阴霾中射出的一道阳光，揭破了北洋军阀以及官办书刊报纸上对十月革命所作的诬蔑和歪曲，同时支持了人民群众对段祺瑞政府的反抗。
《新青年》每月出版一次，当时是一个以学术理论为主的刊物，难以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为了及时反映和评论迫切的国内外时事政治问题，由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报纸型周刊——《每周评论》随即于1918年12月出版。从此，新文化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直接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和开始宣传社会主义的阶段。这就预示中国新的民主民族革命的高潮日益迫近了。
毛泽东正是在这一高潮的前夕来到北京的。北京这时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他和萧子升、蔡和森、陈绍休、罗章龙、罗学瓒等八个新民学会的会员，住在景山东三眼井吉安所左巷七号，这里距北京大学很近。这是一所普通的北京四合院小平房，8个人挤住在北屋靠东的三间小房中，“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他们的物质生活虽然很苦，可是读书求教，学习新的东西却非常方便，参加各种思想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机会也很多，还可以到北京大学自由听讲。他们的老师和朋友杨昌济，仍时时给他们以关怀和帮助。他们的精神生活过得极为充实，极有意义，比长沙时代丰富多了，不可同日而语了。
罗学瓒寄回的家信中曾这样介绍当时同住的朋友：他们“皆敦品力学之人，侄素所钦佩者，朝夕与处，时有受益”。其中对毛泽东特别作了这样的介绍：“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志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同学所佩服。”信中还谈到他们的学习生活：“至于学业，除习各科功课外，惟喜翻阅杂志报章及最近之新学说，其余暂置高阁……又京师设有学术讲演会，关于文学、哲学及各种科学，可往研究，并敦请名人担任演讲，我亦时往听讲。”
毛泽东回忆这段生活时，这样说道：“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的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为什么近20年后，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翻古”时，如此深情地谈到北京美丽的早春呢？原来此时此地，他得到了晚来的青春幸福——同老师的掌上明珠产生了恋爱关系。鼓楼后豆腐池胡同的“板仓杨寓”，同长沙的“板仓杨寓”一样，仍是毛泽东常去的地方；同杨昌济讨论更多的新问题，有了更深的友谊，“成了最真挚的朋友”，真正的忘年之交。19岁的爱女杨开慧，将父亲这个最得意的门生、群众公认的新民学会的领袖，当做她自己的领路人。他俩有时迎着寒风，漫步在北海桥头，欣赏着万树梨花，谈论着自己的理想和祖国未来的春天。
杨开慧已深深地爱着毛泽东，并且她认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真够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十年之后，她回想起他们的初恋时曾经这样写道：“这个时候我对于结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够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事……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一个命运！”“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
虽然一个月的最低生活费用只需要五六块钱，但是毛泽东也无法筹到这笔款子，他必须寻找一个维持生活的职业。于是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他钦佩的人之一李大钊。李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毛泽东被派在图书馆做助理员。看来，这是一种暂时安插性的职务，每个月有8块钱的工资，这就能够勉强维持日用生活了。他的工作室紧靠着李大钊的办公房间（北京大学旧址现为文物出版社，只是当年红楼一楼的东南角，现辟为纪念室）。“房子的中间是长方的会议桌和许多凳子，他自己坐在窗下的一张三屉桌前工作。当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就常常在这间房里围着那张会议桌开会。”这时湖南青年参加勤工俭学的已达100多人，都很能吃苦，很用功，思想进步，朝气蓬勃，在北京有很好的声誉。李大钊很看重这个“助理员”，认为他是湖南青年的领袖。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是各种社会思潮会聚之所、传播革命思想的摇篮。校长蔡元培倡导学术思想自由，以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著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中右三派，不论教授和学生，在校内都有讲坛，都办刊物，各种活动是很多的。学生中学术团体特别发达，如哲学会、雄辩会、新闻学研究会、体育会、数理研究会、图书报社和《新潮》杂志社等，不下十六七种。毛泽东除经常旁听他所喜好的课程外，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
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当时在中国还是一种创举，每周举行两次研究会，参加的有三四十人。《京报》总编辑邵飘萍担任讲师。邵飘萍，号振青，浙江金华人，当时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以他犀利的笔，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24日，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加以杀害。新闻学研究会由邵飘萍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经验，还有人讲新闻理论。毛泽东多年以来就同报纸结了不解之缘，阅读报纸如同吃饭一样不能有所间缺，因为这是掌握国内外时局动态、了解社会各方面情况和吸收新事物的最及时的工具。杨昌济原来就打算介绍他参加北京一个报馆的工作。因此，他以很大的热心和兴趣参加了这个研究会。1919年2月20日的《北大日刊》，载有“新闻学研究会之改组启事”，“是日到会者”的名单中，有毛泽东的名字。他同邵飘萍很接近，在有关新闻工作的业务知识等方面，得到邵很多的帮助。毫无疑问，参加新闻学研究会活动这一段经历，同毛泽东以后办《湘江评论》、平民通讯社等，以及在革命运动中利用舆论工具，一贯重视报纸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求学的方法，毛泽东历来养成了“每事问”的良好习惯。现在到了北京这样一个沸腾的新天地，他的兴奋的情绪是可想而知的。他当然极愿意多接触一些先进人物，满足求知的渴望。他的活动中心是在北京大学。他不是正式的学生，他的身份是低微的，是一个每月只有8块钱工资的图书馆的助理员，这就使得他在这方面的活动遇到许多困难。北京大学当时虽然是一所充满新的精神的最高学府，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他能够在这里得到李大钊等著名先驱者的器重；但是同时，这里毕竟还是充满趋炎附势等腐朽思想的落后社会，他不能不受到当时也是所谓“先进人物”的冷遇。谁愿意去理会这个来自湖南的“土里土气”的青年呢？他自己的回忆曾说到这一情况：“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在回忆中特别提到的傅斯年和罗家伦这两个人，他们当时都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学生，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的发起人，也是1919年1月出版的《新潮》月刊的主编。这个刊物在五四运动以前反对封建主义和提倡“文学革命”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都曾积极予以支持；这两个人也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在刊物上赞美过十月革命。可是五四运动以后，他们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资产阶级思想立场，而且表示后悔不该参加学生运动。后来都成为国民党政府文化要员，是五四运动时期向右分化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