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空前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广泛开展的时刻，毛泽东除极其重视群众的基层组织活动外，还特别注意到如何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他认为如果不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不巩固其革命热情，革命运动就不可能进一步向深度发展，热闹一阵过后，还是会没有什么具体结果的。因此就非常迫切地需要出版一个有高度政治思想性的刊物。在日常繁忙的工作之中，毛泽东挤出时间，来创办这样一个刊物。
《湘江评论》
如何利用报刊和创办一个期刊来传播新的革命思潮，是毛泽东回湖南后经常思考的问题。
五四以后，全国出现了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新高潮。新文化运动起了质的变化：不只是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而且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了；不只是主张民主与科学，而且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经验了。新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一年之内，全国达到四百种之多。这些刊物多数是由各地的学生组织以及许多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的学生主办的。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推动下，长沙各校学生即出版了10多种刊物，如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高等工业学校的《岳麓周刊》、明德学校的《明德周刊》、岳云中学的《岳云周刊》、甲种工业专门学校的《工学周刊》、长郡中学的《长郡周刊》等。除《女界钟》比较有特色外，这些刊物虽然都以宣传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知识为主旨，但多累赘重复，缺少见解。为了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更有力地推动革命运动前进，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主编了《湘江评论》周刊。
该周刊是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发行的。毛泽东以学生联合会文牍股干事的身份担任主编。当时投稿的人不多，每期付印之前，约好的稿件往往不能集齐或不适用，因此，他只有自己动手多写一些。总计第一期的几乎全部，第二期的三分之二，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各一半稿件，都是由他执笔的；其他的撰稿人，也多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从写稿、审稿、编辑到校对，他都要包打包唱。这时他住在修业学校。他的行李简单极了，一顶农家用的老蓝夏布蚊帐，一床席子，几本书做枕头，经常穿的是一件洗得不蓝不白的竹布长衫。在溽暑和蚊虫的侵扰下，他“常常写到半夜之后，早晨一起床，来不及洗脸吃饭，就到教室教课”或者做其他的工作。
《湘江评论》创刊号于1919年7月14日出版。刊物在形式上同《每周评论》一样，报纸型四开一张；分栏也大体相仿：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一种模仿《每周评论》的很短的杂感）和“新文艺”等。出版的第二天，长沙各报都刊出“湘江评论出版了”的新闻。
关于发刊的宗旨，“本报启事”中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由毛泽东署名的《创刊宣言》，开门见山地说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接着说明世界革命的潮流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全体人民联合的力量，人民应当起来为自己的彻底解放向强权统治作斗争。《湘江评论》的职责，就在“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就在研究、传播和推行当前世界的革命新思潮。“宣言”的结尾发出这样激情的呼声：“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久已热切企望的实际政治斗争，如今终于来临，而且亲身投入这个斗争，开始了沸腾的政治生活。发表在《湘江评论》（共4期加上临时增刊）上长短41篇战斗檄文，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大无畏品质，同时也显示了他的雄辩的政论家的才能。这些文章洋溢着敢于理想、敢于斗争的磅礴的革命气概；贯彻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精神；热情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特别表现了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充分信任，并且着意研究以什么样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中国的革命。这些文章除对历史事变作出深刻的概括外，还对形势的发展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关于国内外大事，有述有评，分析得头头是道，总是击中要害，揭露出本质，指明事物发展可能的趋向；文字又特别生动有力，深入浅出——如《每周评论》上陈独秀等所写的“随感录”、“杂评”与“放言”，则针对社会上种种守旧现象、奇谈怪论，予以揭发讽刺，文笔辛辣，三言两语，说到读者心坎里去了。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毛泽东就有每天详细阅读报纸和独立研究时局的习惯。关于俄国革命与世界政治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他当时经常思考的问题，我们终于在《湘江评论》上他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得悉他在这方面的卓越见解。他认为十月革命引起了整个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劳农阶级的革命今后定将普及全世界；同时明确意识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从而将中国这次崭新的革命运动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他以这样热情的词句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和中国革命的形势：“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合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突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旗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埔、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巴黎和会签字前后，德国国内震动极大，人民反对屈辱的和约。毛泽东认为各国人民要想求得彻底解放，只有走俄国人的道路。他说：“我们为德国计，要想不受约，唯有步俄国和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协约国最怕的就在这一点。俄罗斯、匈牙利不派代表（按指革命政府不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不提和议，明目张胆地对抗协约国，协约国至今未如之何。”
由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人们长期不能从本质上来认识帝国主义。巴黎和会几个月分赃的结果，终于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打破了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陈独秀的转变最具有代表性。他原来称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大好人”；到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就直称巴黎和会为分赃会议了。认为威尔逊的14条宣言“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了。毛泽东一向关心世界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对帝国主义没有存过幻想。《湘江评论》以很大的篇幅介绍当时各国革命运动的情况，论述今后世界政治发展的前景。通过这些“时事述评”，编者不仅彻底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而且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本质。文章说，英、美、法等国在巴黎和会上虽然“满嘴平等正义”、“民族自决”，实际上都是“一类的强盗”，他们所干的不过是分赃的活动，所争论的不过是土地、主权掠夺的谁多、谁少。编者还这样概括“地球上第一个实业专制国”美国的情况：几个人享福，千万人痛苦；实业愈发达，受剥削的人就愈多。因此，今后世界的前途必然是：一方面，虽然“和约”签字了，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冲突并没有消除，今后军备竞争必将继续下去，新的战争种子又已种下了；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以下这些为历史所证实了的预言，使我们不能不惊叹刚走出校门的青年毛泽东的辩证思维能力，他在学生时代艰苦的精神劳动，这样快就开花结实了：“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10年、20年之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头痛。”“1919年以后，假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而阶级战争，“必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他非常藐视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深信工人阶级能决定国家的命运，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他对自以为获胜的当时任巴黎和会议长的法国首相克里孟梭讽刺道：“无知的克里孟梭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按指巴黎和约），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做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文中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不要看重了现在巴黎和会上高视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他们总有一天会要头痛”，他们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
还在学生时代，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历代战争、动荡时期，以及近代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就有过思考，同时也熟悉西方近代的各种革命运动。对这些史实，他都有自己的见解。然而他的历史观基本上还是唯心史观。现在，从十月革命尤其是自已亲身参加的五四运动中，他开始克服唯心主义，明确地认识到这个真理，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既劳动人民是人类社会历史每次革命变革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发动与否，是决定一切革命胜负成败的关键。这种思想，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有鲜明的、充分的反映。这是《湘江评论》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也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写的第一篇指导文章。这篇长文连续刊载于该刊第二、第三、第四期的第一版；（二）、（三）两篇分别有小标题：“以小联合作基础”，“中华‘民众的大联’的形势”。
根据这一观点，文章这样概括西方近代的现代的革命形势：“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前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根据这一观点，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根本缺点，作了这样深刻的剖析：“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纵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根据这一观点，文中以这样生动的比喻表达了五四运动所显示的群众威力：“我们已经得到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
这篇文章说明，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站在革命大潮的最前面，超过当时一般先进分子的水平。他对五四时期兴起的群众运动的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充分相信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只要人民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就能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战胜一切障碍，朝着解放的道路迅猛奔跑，从而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使得他以“民众的大联合”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方略提将出来，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争勇气。
从《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还可以看出毛泽东最早的必须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他认为历史上的改革或反抗运动，从宗教、学术到政治、社会，斗争双方必有大联合，而斗争的胜负，则决定于联合的坚强与否，以及作为这种联合基础的主义是新是旧或是真是妄。文章说，近世强权阶级——贵族和资本家的联合统治，使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痛苦到了极点。于是起了革命，而有人民的大联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即人民大联合的胜利。贵族、资本家不论有武力、资财，乃至“知识”三种手段，但他们毕竟人数太少。广大人民如果觉悟提高，大大联合起来，世界上的事情就好办了；这三种看来似乎很厉害的手段，也完全可以转化为人民所有。例如统治者军营里的兵士，本来是民众中的成员，只要他们翻然醒悟，就反而会一齐化成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按指沙皇俄国国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大联合要从小联合做起。大联合的基础是各个革命阶级的共同利益，小联合的基础是各个阶级、阶层的切身利益。所谓小联合，即是根据阶级地位的不同而分别组织起来，其中最根本的是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农民们应结成一个联合的组织，“以谋求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必须由我们自己去求”。地主怎样对待我们，租子重不重，肚子饱不饱，有没有田种，这许多问题，农民们都应当切切实实力求解决。工人们同样要结成一个联合的组织，“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工资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均分与否、文化的增进等，工人们都应切切实实力求解决。根据欧美各国经验，工人还必须按照产业与行业组织各种工会，如铁路、矿工、五金、建筑、纺织、电车、人力车等工会，作为全国工人统一组织的基础。其他如学生、妇女、教员……都应根据切身的利益和要求，组织起来，进行各种改革和斗争。文中对学生说道：国家要亡了，当局还贴着布告，禁止我们爱国，我们就必须结合同志，列成队伍，起而奋斗。总之，民众的大联合必须这样建立在以全国工人、农民为主体，各界人民都分别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才能有力量，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