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学会第一批到法国的会员，关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情况曾详告毛泽东，这些信在《湘江评论》连续发表了三封，进一步推动了湖南广大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运动。当时在溆浦办小学的向警予，就是受这个刊物和这些信的影响，毅然离开家乡来到长沙，从而认识了毛泽东，并参加了新民学会。
《湘江评论》被查封以后，毛泽东和学联的工作人员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继续革命活动。各校学生会的周刊仍坚持出版，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学生周刊联合会”，各周刊派一个代表参加，每周开会一次，商议如何在宣传内容上步调一致。湘雅学生会办的周刊《新湖南》，比较起来，在各校周刊中水平较高；这时因暑假期间，写稿人少，刊物难以继续办下去。主编龙伯坚便约了编委李振翩、张维一道去找毛泽东，请他接编这个刊物。“他们三人同毛主席约定在图书馆见面。说是报纸阅览室，实际上是一间破烂不堪的屋子，里面放着一张长桌，几张板凳。进入屋内时，看见毛泽东一个人全神贯注地阅读报纸……毛泽东答应任《新湖南》的总编辑。”自第7期起，这个周刊继承了《湘江评论》的精神。每期都有一篇较长的政治论文，毛泽东写了许多文章。好多重大问题，他早就将材料收集好了，思虑成熟，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写一二十张稿纸，往往大家在旁边谈话，讨论问题，他就一边写成了。
关于毛泽东主编以后的《新湖南》的内容，我们现在只能从《新青年》第7卷第1号以下的介绍中，得知一点概貌：
“《新湖南》周刊的内容，自从第7号起，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请看第7号刷新的宣言就知道。本刊第7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7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再看第7期内容，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最重要的是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的很透。又有评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
北京《晨报》1919年11月25日的“长沙特约通信”，这样介绍《新湖南》：“湘雅医学校发行的《新湖南》，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的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
张敬尧后来将所有这些不利于他的期刊统统查封了。《新湖南》挣扎到第12期，终被封闭。1919年10月以后，毛泽东再想利用一种期刊，宣传新思潮，介绍马克思主义，同张敬尧作战，就完全不可能了。但是他仍利用湖南《大公报》等报纸，继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和随感录等短文，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以及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予以侧面的揭露或正面进攻。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一件新娘在花轿中自杀的事情，顿时震动了整个社会。这位新娘名赵五贞，是一个女学生，她极不满意父母的包办婚姻，强迫她嫁给一个有钱人家。她做过许多反抗都无效，因而出嫁之日，在花轿中以剃刀割颈自杀。第二天，长沙所有报纸都登了这件新闻；有的还发表评论，说死者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者。
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是五四时期文化思想战线的一个主要方面。当时在这方面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关于妇女解放和婚姻问题。《新青年》以及一切进步报刊，都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如鲁迅曾为此写过许多篇鼓舞人心的小说和论文。这个问题是当时广大青年首当其冲的问题之一；许多男女青年自己都有一页伤心的婚姻史，有的人还因此才最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湖南自然也毫不例外，刊物报纸常常讨论妇女问题和婚姻问题。周南女校由于校长朱剑凡是一个革新派，在五四运动中，提倡学生自治，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学校呈现一派新的气象。由周敦祥主编、学生会出版的周刊《女界钟》，“大半是讨论‘妇女解放’、‘妇女劳动’诸问题”。据周敦祥回忆，毛泽东曾为这个周刊写过好几篇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
毛泽东感到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认为这个惨案是万恶的封建社会造成的，应趁此机会，“大做文章”。因此，在事件发生的第三天，11月16日，湖南《大公报》便刊出了他写的评论赵女士自杀的文章，指出：“赵女士的自杀，是环境逼着她求死的。”环境是社会、母家和夫家，她被围在这三角形的三面铁网之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这件事的发生，是由于“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他号召大家来讨论这件大事；他认为各种学理，必须伴着活的事件来讨论。自11月16日至28日止，13天之内，随着舆论的展开，各种意见的提出，关于这个事件，他在湖南《大公报》共发表了七篇论文和两篇杂感。长沙各报对这个惨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许多教育界、新闻界的人士都参加了，青年学生写的文章尤为激昂慷慨，《女界钟》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为此出了特刊，对旧式婚姻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围绕这个事件，形成一次对封建社会及其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大讨伐。
有些论者光责备母家、夫家不该包办强迫，而放松了对整个旧社会的批评。也有的人认为这种自杀行为是软弱的消极的行为，说赵女士“为何不逃亡”？关于如何改革旧的婚姻制度，有人提出折衷办法：“儿女自行择合，经父兄鉴定”，或“由父母择合经儿女的许可”等。针对这些观点，毛泽东将批判的重心放在整个社会，指出母家和夫家固有直接责任，但是罪恶来源仍是社会。这个“万恶的社会”，“它可以使赵女士死，又可以使钱女士、孔女士、李女士死；它可以使‘女’死，又可以使‘男’死”。如果社会好，家庭要制造罪恶，也没有机会。所以根本问题在同这个旧社会作斗争，改革一切旧的制度和恶习。文章指花轿为“囚笼槛车”，痛斥中国封建的、迷信的、腐败的婚姻制度。文章说：“必须打破父母代办政策。”“‘讨媳妇’、‘选快婿’，都是父母专为自己打算。《礼记》上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子不得宜其妻’，便是丢脱儿媳的恋爱问题，专以媳妇干奴隶工作的铁证。”“必须打破媒人制度。媒人以‘拉合成功’为根本主义”，“只务‘拉拢’，不顾‘说谎’”。“往往结婚之后，驴唇不对马嘴。”“错已铸成，只好将错就错。”“尝推原媒制之来，系由于男女界限太隔；故欲废媒制，首要彻底的撒开什么男女大防。”还要解决“婚姻上的迷信问题”。迷信最大的就是“婚姻命定说”，什么“月老牵丝”、“天作之合”、“百世修来共枕眠”之类；“婚姻拉拢不拉散”，否则，“定遭天谴”；极无道理的“指腹为婚”、“襁褓择配”，也由此派生；此外，还有“合八字”、“订庚”等小迷信。“把一对男女，用这些迷信绳索，将他们深深地捆住。”因此，在婚姻问题上，文章鼓励青年们起来同社会奋斗，自己绝对主办自己的婚姻，“夫妇关系，完全要以恋爱为中心”。
文章对死者寄予无限的同情，讴歌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精神。“吾人所以尊敬壮烈的自杀”，有两个原因：一是敢做人不敢做的事，一是反抗强权的精神。当然，作者并不是赞成自杀，自杀是由于“社会夺其希望，吾人应主张与社会奋斗”、“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亡”；“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天下之至刚至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当时全国出现了好些有名的自杀事件，引起舆论界的评论，《新青年》上就刊登过这类专文，可是陈独秀等人写的《自杀论》，为纵论中外古今自杀现象的“学术研究”。毛泽东《非自杀》的论文，则是合乎辩证观点分析社会现象的范例，从社会到个人，从伦理到心理等方面，对于含有社会意义的自杀行为，予以合情合理的批判和分析。1919年12月7日的北京《晨报》，曾刊文评介“长沙赵女士在彩舆内自杀一事”，文中特别介绍了毛泽东《打破媒人制度》与《打破迷信》两文的鲜明论点。
虽然没有自己直接掌握的刊物，在张敬尧的残暴统治下，毛泽东仍然利用报纸，对旧社会的罪恶进行有力的抨击。
驱张运动
张敬尧的昏暴统治日益为湖南广大人民所不满，人民的愤恨有加无已，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青年学生和部分教育界人士是这个怒潮中的先锋队伍。毛泽东精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内外形势，顺风张帆，中流掌舵，将五四前后以反日反卖国政府为中心的群众爱国运动，逐渐转为反对军阀的驱张运动。
湖南人民为什么这样痛恨张敬尧呢？
自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政权，中国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湖南就一直是南北军阀争夺的焦点之一，是南北军阀混战长期拉锯的战场。1912年以后的七年中，湖南曾三次被北洋军阀统治，其中尤以张敬尧统治时，人民受害最为深重。
皖系军阀张敬尧是在1917年至1918年间，直皖联军同湘桂联军作战，南败北胜后，于1918年3月进入湖南的。在他统治湖南的两年中，完全采取了类似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残暴手段，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无所不用其极。1920年初，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在北京活动时，曾向当时的北京政府控诉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纵兵劫抢；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摧残教育；暗罪公民；钳制舆论；私加盐税；勒索军饷；伪造选举。
关于纵兵烧杀劫抢的情况，“湖南各界人士痛斥张敬尧祸湘罪行”的控诉书这样沉痛地说道：“七年（1918年）5月之后，醴陵全城万家，烧毁略尽，延及四乡，经旬始熄；株洲一镇，商户数千家，同遭浩劫；攸县黄土岭一役，被奸而死者，至于女尸满山。杀人之多，动至数万。而兵听劫掠，地无不遍。人民流离转徙，至今未复。死不能葬，生无可归。岳州、宝庆各处，大半烧残，十室九空，不忍目睹。然此犹得曰，战时不常及远地难制也。长沙一城，军署（按指张敬尧的督军署）所驻，白昼抢劫，无日无之。其弟张敬汤，强买商物，不给分文，事尤屡见。而所派清乡队，在乡获‘匪’，动押亲族或团保取赎，每赎一人，勒索千元、数千元不等，皆有据可证。人民乱后萧条，重遭敲剥，卖妻鬻子，不能应供，而暴兵三五成群，下乡搜索，横行闾里，无日或宁。凡此纵兵殃民之结果，以致农不得耕，商不得市。”
这一幅惨苦的图景，全是如实的写照。打开当时湖南的报纸一看，虽然经过张敬尧的严密控制、检查，仍然连篇累牍地记载着北军的种种暴行和人民的深重痛苦。北军肆无忌惮地骚扰，最为人民所痛恨。如军队过境，必掳人夺船，人掳多了就代兵背枪，掳少了有的累死道旁；必放肆劫掠，鸡鸭猪牛，一衣一物，都不得免；必强奸妇女，敲诈银钱，稍不如意，就纵火焚屋。因此，群众一听说“北兵来了”，无不竞相“跑反”，即使在雷雨之夜，也要走避山中。
关于张敬尧操纵金融、滥发纸币、勒索商民的情况，“控诉书”有如下概述：“湖省历设湖南银行，以纸币周转。张督到湘，废湖南银行，改设裕湘银行，吸收现金。其弟敬汤，复设日新银号，操纵市面，运买铜圆往汉，获利无算。张督又尽将湖南银行纸币四千余万元作废不用，设惠民彩票，饬各县派发，以收湖南银行纸币，并勒买现金。及彩票开签，民间中者，又多不照发。以是湘民往日之现金，既悉被吸收，所藏之纸币，又尽遭废撤，金融枯塞，无以为生。”当时充斥湖南市面的滥票子，名目繁多，除湖南银行发行的以外，还有湘西银行，湘西债票，湘南军用票，广西银行，甚至还有军阀个人名义发的军用票、借债票等，此外，还有新旧铜圆票一万万串。张敬尧以收回市面滥票为名，发行“惠民有奖券”，每张按银洋5元向全省商民硬性摊派，人民怨声载道。当奖券举行开奖仪式时，有人在开奖台上贴一对联：“惠而不知为政，民欲与汝偕亡”，以示公开反抗。后来张又发行一种金库券，勒令各地按亩推销。“控诉书”列举的张敬尧其他经济掠夺大宗，还有以下几项：盗押矿产，将水口山铅矿押与外人；白铅炼厂押与美商；与英商订约，将全省矿产抵押三千万元。湖南纱厂则拍卖给天津商人。张自兼湖田督办，盗卖湖田一万二千亩。擅运私盐，不断加高盐税。此外，更征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控诉书”所列第九条罪状为勒索军饷等情：“勒索省城及各县绅民，供给饷银，动辄数千万，湘乡一县，勒捐军米至五万石。又尝勒民出米百万石私运至津，售与日本。迭经湘绅抗阻，文电确凭。又逼提中华汽船公司华盛轮船，以已定勋臣，改名勋华，据为己有。各县田赋每一元率加二角以及五角，或径加倍征收。”田赋税收需缴现金，银行可按法价易银，商民则不能以法价兑现。因此，滥币成灾，现金绝迹，百业凋残，物价飞涨。一石米需钱一百串，一斤盐需银四两。真是“人非淡食，即属绝粮”。老百姓怎么活得下去呢？
张敬尧本人鸦片烟瘾很重，他所率领的部队也被称为鸦片军。强迫湖南人民种鸦片一事，引起极大的公愤。“控诉书”说：“张督烟癖甚深，军署上下及所部将卒，多数有瘾，相习成风，烟禁大坏。近更勒民种烟，每四百亩，种烟四十亩，每亩抽税20元。长沙一县，发烟种至四万包。最近武昌鲇鱼套车站，扣留张督由奉天运到烟子四十五袋，迭经各方呈诉，外人抗议，通国执言，狱卒被张督强迫运去。”
教育界也同样受到严重摧残。张敬尧进入湖南时，军队即占驻长沙各学校。此去彼来，徙迁无期。如第一师范师生400多人，只剩下教室3间，寝室2栋。乙种工校，工场被占，不能实习，学生餐宿，都移至校外。长沙师范，校具损毁无余。北军驻校，常常毁坏房屋器具，甚至将图书当柴烧，拿仪器耍把戏，终日喧哗，妨碍学业。公立学校受到的最大威胁，还是经费无着。按原来的教育经费。张敬尧只发一二成。1918年秋季以后，开学几个月，张不发一钱。到年底时，许多学校借贷一空，至于断炊。有的学校，名义上发了个把月经费，到裕湘银行领取，竟是收回待毁的滥票子。这年11月，长沙9所公立学校校长以经费无着，学校即将涣散，曾联合向“张督”缴印辞职。五四运动以后，有些校长，被迫离湘。北军尤其仇恨学生，时常加以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