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之中央政府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
1380年（洪武十三年），明太祖以“谋不轨”罪名杀掉左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历时中国1500多年历史的宰相制度被彻底废除，并诏令后世子孙永远不准设立宰相。明代是没有宰相的，朝廷一切大权尽在皇帝手里。
废除宰相制度后，中央政府政务改由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分头负责。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到了明初，门下省早已废弃，中书省罢撤，只剩下尚书省，但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也不再设置。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分割昔日宰相的事权。六部的长官叫做尚书，正二品，所以叫做六部尚书。六部的副长官叫做侍郎，正三品。六部尚书互不统属，是一种秃头的尚书，成为一个多头的衙门，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总其成。明代六部的职权范围是中国历朝中六部权力最大的朝代。
中央政府中的都察院这一机构，是由御史台变来的，职责是专掌弹劾纠察。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都察院长官有左右都御史，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并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纠察内外官员。监察御史正七品，官阶虽低，威权却重，外出巡查，大事奏裁，小事可立决。
中央政府中还有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通政司长官通政使，大理院长官大理院卿，合称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送给皇帝的一切奏章，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大理院主平反，主刑讼案件的审判工作。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
明太祖经过这样的变革，朝廷中的一切大权都集中到皇帝手里。可以说其政治制度是专制的，朝廷大事是由皇帝来独裁的。明代皇帝的职能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的角色。明制是有卿而无公，这九卿是中央政府中的名正言顺的大臣，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各部门的首长。在九卿之中，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卿不太重要。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是一个多头政府，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
明太祖设立五军都督府（中、左、右、前、后），分领在京各卫所和在外各都司。都督府所管仅是兵籍和军政，不能直接统领军队。军官的选授权在兵部。出征时，兵部奉皇帝命令调兵，任命军队统帅，发给印信。战后，军队统帅交还印信，士兵回归原来的卫所。
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但毕竟还是有历史旧传统的，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由七卿、九卿，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假如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叫做廷议。假如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狱，叫做廷鞫。这一制度汉代就有，朝廷集议大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的。
六科给事中制度。给事中的官阶只有七品，在明代是一个很重要的官。明代分科设立给事中，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皇帝诏书必经尚书，然后分部行下全国。六科给事中驳正章疏违误，各科给事中对皇帝诏书有封驳权。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给事中并无长官，可以各自单独发表意见。遇到廷推、廷议、廷鞫，他们也可出席。一般说来，他们的意见是很受尊重的。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谓之科参。往往六部尚书因为科参，束手无策，只有把原议搁下。这仍然是对当时君权的一大限制因素。
明代的廷仗制度。明太祖设立廷仗制度，皇帝在殿廷上杖责大臣，重者立毙杖下，行刑由锦衣卫承担。廷仗制度表明和高高在上的皇权相比，朝廷大臣地位的下降。
二、明代内阁制度
明代皇帝大权独揽一身，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中国是一个大国，每日各地汇报给中央的事务繁杂，导致皇帝每日的工作量剧增，政务繁忙。皇帝一个人的精力、体力有限，一个人处理巨量政务，虽日理万机，殚精竭虑，政务还是处理不完，而且天天如此，日日理事，皇帝就需要找一些秘书来帮忙，这就产生了内阁。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明太祖挑选若干文士担任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的大学士。这些殿阁大学士都在内廷，就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的官阶只有五品，在朝廷上的地位并不高。内阁大学士备皇帝的顾问，协助皇帝批阅奏章。内阁从法理上讲，只是皇帝的秘书处，秘书就是内阁大学士，政治大权在皇帝，并不在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大学士上；担负政治责任的是皇帝，并不是内阁大学士。
明成祖时，内阁制度开始形成。阁臣常设，殿阁大学士是兼衔，阁臣的正式职务是翰林院官，可参与机务，但不置僚属，不得专制百官。
明仁宗、宣宗开始，用六部尚书、侍郎兼殿阁大学士，阁臣权力逐渐加重。大学士的官衔，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本官是尚书，大学士是一兼职。大学士官职地位虽低，但在政府里的权任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过他们的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亲历亲为，大学士自然只如一个秘书。后来的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咨询大学士的意见。内外一应章奏先由大学士看过，大学士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的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皇宫里，再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供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等待皇帝自己看过，把这条子撕了，亲自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也称“朱批”。批好拿出去，就是正式的谕旨。明代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明代从制度上讲，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遇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上同大学士当面商量，遇到不重要的事情、小事情时，由内阁学士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由皇帝慢慢地批。
明宣宗时，内阁大学士有了票拟权，使内阁有了处理政务的权力，有了属官和办公机构，获赐文渊阁印，有了行使公文的职能。明英宗时，确定文渊阁为内阁办公场所，内阁制度从组织形式到实质内容都稳定下来，并且内阁还形成了首辅制度，出现了内阁首辅大学士。内阁首辅大学士，有时候权力重时有前朝宰相的部分权力，但始终没有前朝宰相之名。明代中期的几任内阁首辅大学士，如夏言、严嵩、高拱、张居正等皆被时人视为权臣，就说明了这一点。
明太祖是自己打天下的，明成祖也是自己打下的天下，明太祖、明成祖都是比较勤政的皇帝。明代中后期有几个皇帝长久不管事，不见大臣，不开朝会。经年累月，皇帝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皇宫里。最出名的怠政皇帝就是万历（明神宗），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许多朝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
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皇帝和内阁之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司礼监是明代宦官系统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司礼监的职权有三项：一是批答奏章，传宣谕旨，这是司礼监最重要的职权；二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实际上居于总管，具有统领其他宦官机构的地位；三是宦官系统的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南京守备等或专由司礼兼领，或为司礼外差。司礼监的第一项职权成为历史上宦官所拥有的最大权力，也是明代司礼监权势显赫的根本原因。明代的有名的擅政宦官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均为司礼监太监。
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能上下其手，操弄权柄于手。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公文，便当废纸用。这种朝政的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明代政制最坏时，司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明代宦官的权力来自于一种内外平衡的制度设计。“今后政务，不分大小，惧下司礼监及内阁公同商榷，取自圣裁。”明代宦官的权力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至荒主童昏，则地近者权益专，而阁臣亦听命矣。”明代太监预政，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全面、深入。
在皇帝不理政，宦官擅权的情况下，内阁见不着皇帝面，内阁大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否则一切政事便透不达最高层——皇帝。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张居正是明代有名的内阁首辅大学士，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之一。在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万历的师傅。万历做了皇帝（明神宗），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又是内阁首辅大学士。大学士照明朝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张居正也只能结合司礼监太监冯保，才能揽实权，策动当时的政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当时朝臣中很多人反对张居正，说他不是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这样的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六部尚书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需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冲突，六部可以不接受内阁的意见，因为内阁首辅大学士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六部的事情。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揽。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权臣弄权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明代的制度，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才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反对张居正的人认为，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如果以这种关系正式出面干涉部院事务，就是越权行为。
张居正要求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准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六科给事中过目政府文件，合情合理合法。内阁并无必须预闻政事的职权，只有皇帝私下要他预闻才预闻。当时人反对张居正这样做，张居正是没有理由答辩的。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无法自辩。张居正主张讲法治，其实张居正本身已经违法了，而且违反的是当时国家的根本大法。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难道不是不法之至吗？张居正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是一个好宰相。但张居正生活在明代，依明代政治制度论，张居正是一个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府中的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大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异于汉唐宋传统之处。当时清议，并不讲他的好话。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反而认为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这是由他在政府地位上的正义性而言的。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明朝的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引用万历后期叶向高对张居正改革之事的评论：“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职掌，终以贾祸。祖宗设立阁臣，不过文学侍从，而其重亦止于票拟。其委任之权力，与前代宰相绝不相同。夫以无权之官，而欲强作有权之事，则势固必败；以有权之事，而必责于无权之官，其望更难酬。此从来阁臣之所以无完名也。”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明代的制度是如何牵制着人事的行为，明代的此项制度是如何的不科学、不合理，即可得出结论。
三、明代的特务制度
明代最重要的特种镇压部门是锦衣卫和东、西厂，合称厂卫。
明太祖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置锦衣卫指挥使、指挥同知等官，下属南北两镇抚司，除负责侍卫、密辑盗贼奸宄外，北镇抚司掌握诏狱，各地重罪逮至京师，往往由北司严刑审理，直接奏请皇帝。
明成祖时设立特务机构东厂，由宦官统领，一般由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监领，长官为东厂提督。厂属内官，权势在卫上，锦衣卫后来也归东厂节制。
明宪宗设立特务机构西厂，也由宦官统领，职能与东厂相同，权力超过东厂。
厂卫组织都是特务机构，权力很大，可以秘密逮捕、审讯、关押、刑罚官民，都是皇帝的爪牙。皇帝通过特务机构进行特务统治，表明中国皇帝专制制度的衰落。
四、明代的宦官制度
明成祖时开始任用宦官，开了宦官干政之端，但明成祖能驾驭使用宦官，一直到明英宗正统年间之前，皇帝皆亲自视政，宦官尚不敢擅权。正统年间之后，宦官开始擅权，此后越发厉害。
明代的宦官组织庞大，共有十二监、八局、四司，号称二十四衙门。二十四衙门均设有提督太监、掌印太监等作领导，最多时统帅十多万名宦官。
二十四衙门原来是主要在皇帝周围为皇帝提供生活服务的部门。随着历史的演进，明代的宦官组织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势力，控制了全国的军政事务。司礼监有提督太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随堂太监等不同职位的太监，是权力最大的宦官组织。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本来是根据皇帝的旨意做一些文字工作，后来随着内阁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的裁决意见由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批红”。秉笔太监有时利用其掌握的职权，改动内阁大学士票拟的内容，实际上拥有对内阁所拟谕旨的最后判定权，秉笔太监实际成了皇帝的代言人。后期皇帝怠于政事，一般听之任之，放任不管。结果就是，明朝政制最坏时，司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司礼监所批的文件是以谕旨的形式来下达的，内阁以及其他国家机关只有执行的义务，而没有表示异同的权力。明代的宦官还广泛走出宫廷，深入渗透到国家行政组织与行政活动之中。宦官有侦察、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地方、涉及司法审理等权力。太监可以统领特务机构监视官民，重大司法案件要有太监来听讼、会审，各地有镇守太监，军队中有监军太监等。明代的宦官实际上已经侵夺了正规国家机关很大部分的权力。明代擅权最出名的太监有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由于宦官掌握着特种镇压机构厂卫，全国官民都生活在恐怖气氛之中。
宦官势力是明代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宦官势力形成宦官政治，是明朝政府机体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各朝的宦官干预朝政时间之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毒害之广，无出明朝其右者。
“明代中央政府利弊得失分析”
明代政治制度是绝对君主制，政治制度是专制的，朝廷之事是由皇帝来独裁的。废除宰相制度后，也就废除了中国自古代就形成的君主通过相职治理国家的模式，改为由皇帝亲自治理国家。皇帝的职能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的角色，集大权于一身。
宰相制度的废除是明代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观念，宰相制度是王朝循环中贤人政治的体现，可以适度弥补君主世袭制度带来的一些弊病，除弊益彰。废除宰相制度之后，官僚制度的平衡能力被打破，官僚机构对皇权的调节机能大为弱化，政治的正常运作受到严重影响，负面影响加重甚至扩大，其恶果在明朝中后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后人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绝对君主制的弊端在宰相制度废除后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君主个人专断国家政务，没有权力制约机制，没有政务纠错机制，没有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的选拔机制，如是国家的繁荣昌盛与衰落败亡，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品质、才能、素质和特点。君主的位子、统治国家的权力是可以世袭的，但统治国家、治理百姓的才能与经验却没有遗传性。
明太祖所立的制度是要求皇帝独裁的，故明代皇帝的角色要求皇帝必须勤于政事，但明代中后期诸皇帝不理政，又哪里谈得到能把国家治理好了之说？明太祖建立的制度对皇帝是没有约束的，明太祖是自己打天下的，深知打天下之不易，所以能勤于政事。他的后代子孙长于深宫，坐享其成，迷恋于后宫享乐，导致其精力、体力衰退，哪有明太祖那勤于政事的劲头，这哪里是明太祖所能料想到的，所能防范得了的。明代中后期皇帝怠于政事，偷懒懈怠，国家机器还能够运转下去，多亏有内阁制度的存在，否则国家机器的运转早就瘫痪、垮台了。
废除宰相制度后，明太祖对国家的各项制度设计得十分完善，但明朝的历史表明，施行的有效程度值得怀疑，各种违反制度、破坏秩序的行为屡见不鲜。例如，宦官专权问题，明太祖曾明示不许宦官干预朝政，但明代宦官专权又是历代中最严重的。明代宦官专权表现为制度性专权，是明代制度运行中所允许的。反思其来龙去脉，可见明太祖所建立的制度就是一个不好的制度，既没有科学性，又没有合理性，是一个违反人性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以后的运行中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它违反了设计者的意愿，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五、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
省区制度的由来。今天我们还用行省这个名词。行省制度，不始于明代，这是从元代开始的。其实金代已有行省了，正式成为制度的是元代。今天的某某省，省像是地域名，但在历史上省字原是衙门名，非地域名。在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中书省是当时中央的宰相府，一般称为都省。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都省）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因蒙古人入主中原，不敢把政权分散，故完全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某地方出了事情，就由中央宰相府派一两个人去镇压，行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这是元代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无论是金或元，少数民族都是用此制度来统制中原，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就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制。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是宰相府的派出机构，分驻在地方来管事。这样的话，地方绝对无权，权力只在中央。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中原只是其征服地。
元朝同宋朝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给地方，仍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在当时，并不是说把全国划分成几个地方行政区，而是这几区地方各驻有中央宰相，即成为中央宰相府的活动分张所。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中央需要派一个大员来镇压某地方，就派一个外驻的宰相。在元代，共计有如是的十个分张所，并不是全国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个区。
行省制度还有一项功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的需要。任何一行省都是给这一半战略要地，割去另一半战略要地，使全国各行省都成支离破碎的态势。各行省既不能统一反抗，任何一个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度的内在精神。
元代的这一制度，明朝人自然懂得其用意，这一制度在名义上就说不通。明代已废去了中书省，何来行中书省？于是把行省长官改成为承宣布政使。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使指的是官，司指的是衙门。明代的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三个布政使司，不该说分成了多少行省，或说多少省。称呼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域，已经是名不正，言不顺。就官制言，地方区域也不该称为司。而清代更无适当称呼，于是仍沿袭称了省。其实省的称呼，更是名不正，言不顺。
六、明代地方之监司官与督抚
明代地方行政机构名义上是三级，实际上是四级。明代地方官不论大小均由中央政府任免，地方无权自行任免官员。
明太祖设置了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后来习惯上仍称行省或省），置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从二品，主管一省行政、民政和财政；设提刑按察使司，置按察使一人，正三品，管一省司法及监察；设都指挥使司，置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管一省军事。承宣布政使司又叫藩司，提刑按察使司又叫臬司，都指挥使司又叫都司。三者合称“三司”，互不统属，分别归中央有关部门管辖。
承宣布政使下面有参政、参议等官，提刑按察使下面有副使佥事等官，这种官派出去，叫分司。分司是省的派出机构，机构叫道，作为监察区域分管若干府，普通称为监司官，犹如省政府派几个参议到地方上协助办事。分司分道又分为两种。由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由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
府和州。府分为三等，即上府、中府、下府，各府设知府一人，正四品，知府的佐官有同知、通判、推官。州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隶属于布政使司的州，称为直隶州，地位相当于府；另一种是隶属于府的州，称为府属州，地位相当于县。直隶州和府属州，设知州一人，从五品。知州的佐官有同知、判官。
县。县分为三等，即上县、中县、下县，设知县一人。佐官有县丞、主簿、典史等。
明代地方省以上还有更高一级的官，就是巡抚与总督。总督与巡抚因有事才派出，并且都带一个都御史的衔。即由中央政府都察院的都御史临时派到地方去办事，所办是巡抚、总督等事。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总督与巡抚）仍回中央，机关也予以撤销。明代的巡抚与总督是地方非常设的机构，有事情才设置。到明代中后期，部分地方的巡抚与总督有向固定职位演化的趋势，但还没有形成制度。
“明代地方政府利弊得失分析”
明代将省的权力一分为三，互不相属，三司直属中央部门垂直领导。三司的分工有效地加强了省内机构的相互监督和牵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需要。
明代省级三司分立，若地方太平，没有多少事情时，三司通过各自的职掌，构成一个综合驾驭地方的系统；若地方不太平，有重大事情时，就会经常出现处置不及时、延误时机、配合不力、互相推诿塞责的情况。为解决这一情况，三司之上设立了巡抚、总督。这样，就解决了地方遇事的难题。
明代的巡抚、总督制度还是比较好的。巡抚、总督是地方非常设的机构，不是地方法定的大员，巡抚、总督也受中央监察官员的制约。三司不是巡抚、总督的法定属吏。巡抚、总督之间也相互制约，以防止地方出现割据势力。
明代地方行政机构层级多，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县官才是亲民官，府和州以上都是管官的官。管民的官不仅少，而且小。县官在官僚队伍中地位太低太可怜，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众多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工夫去亲民。
明清两代的巡抚与总督，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派军官来地方担任巡抚与总督，常驻镇压，只能说明地方行政、地方治理的失败。
七、明清两代之胥吏
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的区分。最先吏是指管理一般业务的，略等于今天的所谓事务官。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都称吏。官吏的出身，并无大的区别。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平常事。汉代的政治风气很敦厚，很笃实。唐代的官与吏，已有所区别，但还没有判然的划分。元代的政府长官，用的都是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不识汉字，于是仰赖于书记与文案。中原读书人没有了出路，便进入各个衙门当书记与文案。从元代起，官与吏的流品就泾渭分明起来。明太祖时鼓励荐举，任何长官都可荐举人才。所荐举的人，不论进士、监生还是吏员，朝廷一律任用，而且不分高下，同样有出身。等到明成祖时，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吏胥不准考进士。这样一来，限制了吏胥的出身。官与吏就分开成为两途。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代，到明成祖时最终确定。
流品观念在中国政治史上，有很大的影响。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有流品，无阶级。直到现在，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海里还很深。流品观念表现在一行业与另一行业之间，分清浊高下；还表现在文官武官尽管一样是官，官阶品位相等，但文官武官有分别。流品观念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传统，西方人是不容易理解的，也没有办法把流品二字翻译成西方名词，只有中国人的脑筋才懂得。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
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个流品，胥吏是没有所谓出身的，只有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路的人来当胥吏。胥吏流品虽低，但他们对当时的政治影响却很大。近代政治界中有名的绍兴师爷，也不是清代才有，早在元明时代就已有了。绍兴师爷的势力，遍布在全国。
历史上的事情，有些是在桌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底下。一般谈论历史，只注意桌面上的事情，如宰相如何，六部如何，却没有注意到桌底下的力量和影响，而桌底下的这股力量和影响，正是胥吏发出的。大抵上中国政治界吏胥经管的事情共有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人命、狱讼与工程。当时大一些的政事，也只有这七项。吏胥是此七项政事的专业人才，传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并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为流品卑污，不知自好，于是自甘污浊，舞弊作恶。直到晚清光绪年间，人们还在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就可疾可迟，处分就可轻可重，财赋就可侵可化，典礼就可举可废，人命就可出可入，讼狱就可大可小，工程就可增可减。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情都交给师爷，由吏胥去办。这种师爷，各衙门都有，上下相混，四面八方相勾结。而管官的官从科举出身，不太懂得这些事情。一个真想做事的官，一到衙门，需要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能把衙门里的详细情形弄懂了，一旦动了真格的，而一辈吏胥不免就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情形，以前是没有的，明代开始出现，到清代日甚一日。吏的公开性的枉法行为，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失误在于行政系统的官吏分出流品之清浊。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的是浊流。人只要一行作吏，便沉入浊流，一世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来。
这种官场流品，从深一层次来说，是一种法，是一种制度。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一旦在胥吏流品中，不论多么有才有德，仍然走不出胥吏的本流，仍然还是一个胥吏。因此，胥吏不再自爱，不再向上。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都经胥吏之手办理，胥吏便操纵这些事情来束缚他们的长官。长官虽然贤明，却奈何不了他们。正相反，吏胥政治的另一面，就是今天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尚文之弊。尚文政治的害处，最容易在政治的下层、低层暴露。地方基层是政治的最底层，最下层。明清两代，一个小官（知县）之下有很多永无出息的办事员（吏胥），但是政治上的许多花样（文与法）却尽可能地付与他们，请问事情的影响和结果又该如何呢？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清人总结说，自朝廷到地方，有不营私之官，而很少有不营私之吏，这是很有道理的。
“明清两代之胥吏利弊得失分析”
明清两代的胥吏由于制度所限，一日为胥吏，终身为胥吏。虽然胥吏为各级政府不可缺少的专门人才，但对政治运作的影响和效果却不敢恭维。
明清两代的胥吏在政治运行过程中，上下其手，操弄政事，自甘污浊，舞弊作恶，留下了恶名，而且是恶名远播，滑吏就是其代名词。
流品观念虽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观念，但确是一个糟粕。过去虽有一些制度和环境的因素使其得以附行，但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社会分工日益复杂，流品观念与现代社会显得格格不入，十分不合时宜。需要对流品观念大力加以挞伐，清除流品观念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和土壤，逐渐消除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