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文绣决意要同溥仪离婚，争取人身自由的权利，就是因为受到了玉芬的鼓励。
文绣的娘家亲属中有一位远房的表姐夫名叫毓璋，号子特。晚清时曾任清西陵守陵大臣，辛亥革命后，出任民国政府海军部总务司长。他的大女儿就是玉芬，属文绣的晚辈人，却较文绣年长几岁。她容貌美丽，为人老练有谋略，工于心计，但在婚姻上也很不幸。她的丈夫冯曙山是民国前总统冯国璋的长孙，家世显贵。冯曙山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纨绔子弟，整天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完全不把玉芬放在心上，所谓夫妻只是虚名。玉芬很为自己的婚姻担忧，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她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样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接触了很多女权主义者，长了许多见识，逐渐老练了，特别是对离婚和维护女权更是有自己的心得和独到见解。
贫在闹市无远亲，富在深山有人知。文绣入宫前，因家境贫寒，亲属们都断了往来，怕沾了穷气。玉芬也从未到过崇文门外花市胡同的傅家。只是后来文绣平步青云，贵为皇妃，荣耀无比，连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亲戚们也都频繁走动起来了。玉芬便常到北京地安门后海的蒋氏那里串门聊天，与文绣的母亲相处甚欢。文绣出宫在醇王府“被难”的日子里，曾几次回到娘家看望母亲蒋氏，因此与玉芬结识。
玉芬的婆家不但在北京东四十条有漂亮的公馆，而且在天津租界也有房产。所以，玉芬有机会居住两地，像迁徙的候鸟一样，一年之中总有几个月住北京，几个月住天津。文绣随溥仪去天津后，宫中寂寞，没有谈心之人，玉芬就成了她闺中密友，两人在津交往密切，她们无话不谈，息息相通。玉芬和文姗一样，成了文绣最亲近、最信赖的人。1931年7月的一天，玉芬又到静园看望文绣。提起自己受到的折磨，文绣潸然泪下。她向往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然而，她这一合情合理的正当要求，在这个没落的帝王之家，却根本得不到满足。当玉芬得知文绣婚姻如此不幸、处境如此悲惨时，一向追求思想解放的玉芬，第一个向文绣指明了新的人生目标。她坦诚地对文绣说：“现今是中华民国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而溥仪早已被撵出皇宫，不再是过去的掌有生杀大权的宣统皇帝了，和我们一样都是平等的公民。他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可以控告他虐待妻子，请个律师，写状子，同他离婚，另外索要抚养费。”并给她讲了中华民国政府于1930年新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其中第四编《亲属》就是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该法规做出了“允许自愿离婚”的明确规定。文绣得知此条法规如获至宝，终于在现代法律精神的鼓舞下，决意要同溥仪离婚，争取人身自由权利。
这便是文绣同溥仪离婚的缘起。
后来文绣回忆说：
我和玉芬相处得近了，甚么心里话都向她掏。她见多识广，又有心计，很会出主意。她告诉我，现在是民国时代，你可以根据“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和她打离婚官司。向他要赡养费。你若考虑好了就这么办！我可以在外面接应，找人帮你的忙。事成之后别把我忘了就行！玉芬这人说话在理，我当时也相信她，可这离婚官司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我就把文珊找来，征求她的意见。我三妹从小就是不甘吃亏的人，又加上快言快语，一说就很赞成，她看我略有迟疑就急着说：“二姐呀！难道还没过够？和溥仪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还有什么幸福可言！早离婚早利索！”
后来，我和文珊、玉芬三人一块前前后后地核计一番，至此我才下决心和溥仪离婚。外界都以为是我妹妹文珊的主意，其实是玉芬最先和我说起的。当时，这事除了文珊、玉芬和我三个人，再没有向谁露过口风，别人并不知情。过了几天，玉芬又来看我，我偷偷交给她银洋一千元。因为她认识的人很多，让她和文珊先用这笔钱在外边打点打点。我还嘱咐她说，就按民国的新法律起诉，请律师与溥仪打这场离婚官司。
由于计划周密，文绣在出走静园之前，玉芬就已从各个方面做好了准备。她聘好的三位律师也早已在国民饭店租了房间，等待行动；文绣陈述离婚理由的文件以及出走致溥仪的信件等，也已拟好缮清；同时，文绣也找机会清理了自己房中的细软及金银首饰，让文珊陆续带出，暂时存放在文珊家里，以备后来应急之用。这一切都做得周密、细致，神不知、鬼不觉的。由此足见玉芬的谋略，非当时女子可比。
1931年8月25日（旧历七月十二日），离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只有24天，文绣选择这样一个关键时机，向溥仪发难，也算占有了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