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意大义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理论。对这样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应该怎么评价？是肯定，还是否定？我认为，一方面龙氏在当时条件下，得出这个结论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人犯罪入狱，监狱的任务就是根据法院的判处执行刑罚。刑罚虽然有改造或矫正功能，但它毕竟只是刑罚的附带功能或次要功能，因而监狱改造罪犯的功效必然极微，服刑后的犯罪人大都会再次重新犯罪。马克思早在1853年据此也曾指出：“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从有史以来，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从这个意义上看，龙勃罗梭的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另一方面，由于龙氏所处时代的局限，加之他认识和考证问题的方法不科学，因而得出的结论又是片面的、错误的。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我国改造罪犯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的光辉论断。毛泽东的这句名言，不仅是对我国罪犯改造理论与实践的精辟概括，而且也是今天改革开放形势下罪犯改造的指路明灯。
几十年来，我国改造了包括日本、伪满战犯在内的各种罪犯一千多万人，重新犯罪率只有6%～8%，成功率达92%以上。“从而维护了中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有效的保障了中国公民的权利。中国改造罪犯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世界范围内都感到十分棘手，而被有的学者称为“凄惨的事实”，哀叹“关于改造的理论正在广泛地被另一个古老的概念所代替：监狱就是惩罚”的时代，我国能将绝大多数罪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守法公民，将社会的破坏者改造成为社会的建设者，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一位在我国因反革命罪判刑9年的法国人鲍若旺，回国后，以自己亲身改造生活为内容，写了一本名为《毛泽东的囚徒》的书，认为我国监狱机关是“因犯错误而学习的学校”，劳动改造“是20世纪的一项发明，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家向人类贡献的一种制度。”经过我国改造回国的日本战犯，也称中国监狱是他们的“再生之地”。80年代初，美国第十五届首席大法官伯格说：“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法庭和监狱都参观过，但中国改造犯人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最富有人道主义。”
对我国罪犯改造事业的评价，无论是在我国改造过的外国人，还是来华参观、访问过的国外官员、学者，应该说都是客观公正的。然而，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的评价还未能深入事物的本质，还不可能论及我国取得改造成就的根本原因，以至于有的“外国法律界人士提出这样的问题：论装备，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狱使用现代化的监听、监视设施来监控犯人，而中国主要靠人来管理；论投资，美国养活一个监狱里的犯人要花一万到二点五万美元，中国劳改场所则可以做到自给有余？”
对此，1981年经中央批转的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纪要》和1992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都作了明确回答，理论工作者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此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升华原有经验，开拓新的理论视角，完善监狱罪犯改造机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加强罪犯改造服务，为社会的稳定、进步、发展服务，这是摆在罪犯改造理论与实践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近年来，学术界对此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同时也提出了我国监狱运行应以什么为中心，罪犯能不能改造等重大理论问题。对此，我的研究结果认为：监狱虽然是国家执行刑罚的重要机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监狱的行刑应服从于社会进步的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制度下，为了更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党和国家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监狱应该实行以罪犯改造为母系统的运行机制，而不应该实行以罪犯行刑为母系统的运行机制。监狱实行以罪犯改造为母系统的运行机制则事业兴，监狱实行以罪犯行刑为母系统的运行机制则宗旨废。
为了繁荣罪犯改造科学，并为我国罪犯改造事业的发展贡献一点绵薄之力，笔者特将罪犯改造机制问题进行的研究和探索整理成书，在新中国50华诞前夕，献给关心、热爱、从事罪犯改造事业的同志们、朋友们！
作者
1999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