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我们非先给他解决精神上的问题不可。我们要替他从苦闷中找到出路，从彷徨中找到方针，从意兴消沉中仿佛叫他有了兴趣，从他不知将往哪里去的时候能够让他看见一点前途、生出一点希望。总之，第一要想法子让乡下人活起来，不但使他脱离了迷信与习惯，并且使他脱离了彷徨及苦闷；必如此，农业方可改良，合作社方可组织。否则，一个没有精神的人干什么也干不好！一个颓败死板的民族，想让他农业改良、组织合作，实万不可能！至于如何让乡下人活起来，将来自有许多讲究，而根本的一点是做乡村工作的人自己先要活起来。如果做乡村工作的人本身无勇气、无力量、无大志愿、无坚毅精神，则什么事也不必作、不能作！我从丹麦教育联想起来我们精神陶炼的意义，就在要复活我们每一个人，打破我们每一个人的彷徨与苦闷！
关于让乡下人活起来的意思，我在《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一文中曾经详细论述过。因为在乡农学校里边有精神陶炼的课程；安排此一课程的目的，就在救济乡村精神的破产，让乡下人活起来。所谓精神的破产，即指着一切旧的风尚、规矩、观念，都由动摇而摧毁，新的风尚规矩此刻尚未建立；所以就成了精神的破产。此中原因：一方面因为中国文化传之日久，文化愈老，机械性愈大；一方面因为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照例多保守、多定驻、多死板，不像工商业社会一样。这样死板机械的社会，卷入了新的世界潮流，遂起了剧烈的变化。几十年前，从沿江、沿海输入许多新的生活习惯，使中国社会先从上层政治变动，影响到社会其他方面。几十年来不断的剧烈变化，最后乃影响到乡村。因为上层强迫乡村变化，乡村就不得不变化了。它对于这种激烈的变化，心中虽然感觉不适合，但不能明白其中意义，所以心中无主，同时没有判断力，又不敢去否认这种变化。大概乡间五十岁以上的人，多数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窘闷痛苦；因为传统的好习惯、好风尚都被破坏，他很觉不合适。在三十几岁的人虽不觉得窘闷之苦，但心里也是无主，而成了一种顽皮的样子。
我们要知道，任何一种社会，都有其价值判断，是非好歹；可是现在的乡村社会就失掉了它的价值判断，所以乡下人整天在苦闷无主之中。再则：近数十年来的天灾人祸太厉害，--本来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之中总要遇到几件不幸的事情；可是不幸的事情如果连着来，那一个人就受不了。社会亦然，如果接连遇到许多不幸的事情，它的精神也就要消沉下去。
乡村中人现在既无乐生之心，进取的念头更谈不到。有此两面--价值判断失掉，天灾人祸频来--所以乡村中人死板沉寂而无气力。这个时候，你若要乡村中人进取，则非先使他活起来不可。如何使他活起来呢？一面须恢复他的安定，使之有自信力。此必乡学教员先认识古人的道理，让他已经失去的合理观念恢复起来，把传统的观念变为自觉的观念；让他安定，让他看见前途，从我们的指点让他认识一点进取的方向。再则在人生实际问题上来给他点明，使看见前边的道路，他才能有乐生之心、进取之念。所以我们要先安定他，然后再给他开出路子。有了活人，其他事业才可以说得上。
我们作乡村工作的人，必须对于人生实际问题有一个认识、判断、解决。比如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如何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自己先有一点见地，然后才能给乡村中人开路子；所以我们训练部的功课有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在"丹麦教育"只收十八岁以上的人，就是因为年龄稍大才有人生经验，才能彼此讨论人生实际问题。除了人生问题的讨论之外，尚有音乐、历史的讲求，也是让丹麦活起来的一个有力的因子。
我们的精神陶炼，含有三方面：即合理的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刚才所讲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即其中之一；前边所谓深心大愿，即修养方法与合理的人生态度的根本。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也很重要；由此我们又想到丹麦教育。兹仍以丹麦教育与我们的精神陶炼相比较：
丹麦民族的复兴，靠丹麦民族活起来；中国民族的复兴，也要靠中国民族活起来；丹麦民族复兴靠丹麦教育、丹麦精神陶炼；中国民族复兴也要靠中国教育、中国精神陶炼。话虽是这样讲，可是事情的大小很不相同。
中国的民族复兴，问题太大，事情太难，与丹麦的民族复兴简直不能相比。我们所遇到的困难都是丹麦民族所未遇到的。丹麦民族复兴，是前八十年的事情。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时代丹麦未遇着；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剧变，是一很特别的时代。此刻，不单中国社会已失其价值判断，即全世界全人类从来所有的价值判断此刻也都在动摇变化；所以这个时代，思想顶纷纭，最富于批评，充满了怀疑。这个特别的时代，丹麦未遇着。
人类到现在太能批评，太能怀疑了，一切固有的文化都在动摇之中；欲在此时建立一个新文化，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中国此刻欲谋民族精神的复兴，较丹麦是困难得多，简直不能相比！丹麦民族是因为被德人战败而颓丧灰心，格龙维出而谋丹麦民族的复活，遂创始了丹麦教育。他的问题小得多。且丹麦人的精神原来是宗教的，格龙维等很得力于此；他们是以宗教的精神来苏醒丹麦民族。他们视人生问题的批评讨论虽很重要，可是音乐、诗歌、文学、历史也很重要；这些科目都带有宗教的意味，都含有感情奋发的意味。而感情奋发就大可以复兴了丹麦；中国则完全不能那样！
中国此刻讲精神陶炼，诗歌、音乐、文学的帮助固很必要；可是恐怕要多重人生问题的讨论，多用思维，多用脑筋才行，--不是一个精神的奋发即能解决中国人的苦闷。中国人的苦闷，从音乐、诗歌、文学、宗教来解决是不够的，必须从人生问题的讨论始有解决的希望，这完全因为此刻正是一个怀疑批评的时代，意见分歧的时代，理智作用兴起的时代，非用理智不能够对付，单靠感情的兴奋恐怕冲不过去。此时非从彻底的批评怀疑，不能转出一个彻底的非批评怀疑的精神，不能用不批评、不怀疑的精神，而希图挡住批评怀疑的潮流。
假定中国民族精神如丹麦民族之靠宗族，则中国民族将永无复活之望；因为那个样子必不能打破我们的难关。丹麦的宗教，是比较浅的生命；若遇到大的困难，它就不能动了。丹麦民族假使遇到像今天中国这样大的难关，它一定就完了！不过中国民族的精神却不是那样的，中国民族精神是人本的、是现世的；中国虽无科学，而其精神接近科学，远于宗教，而合于思维。中国人的精神是什么？中国人精神之所在，即是"人类的理性"。大家慢慢体会参究，可以了然理性之为物。此处所谓理性，虽然不就等于理智，可是包含了理智，或者说最接近于理智；所以中国虽无科学，而其精神却很接近科学，--诚以科学即理智之产物也；所以中国民族精神与科学完全不相冲突。
我们所谓"合理的人生态度"之"合理"二字，亦即"合于思维"之谓。
在丹麦则不然，它必须多靠音乐、诗歌以启发人的感情，启发人的志气。如果要让中国人的志气，中国人的感情振作起来，那就非讲理不可！中国此刻虽然遭遇这么大的难关--人类剧变时代，怀疑批评时代--精神因而动摇摧毁，可是动摇摧毁不到它的深处，以其植基于理性之上，而理性力量特别深厚，则完全不怕批评与怀疑。除了中国以外，任何民族，--尤其是受宗教的孕育，借宗教的精神以自立的民族，都冲不出这个难关；唯只中国人可以冲得过去，因为他接近理性，不怕批评与怀疑啊！
如果大家留心看我的书，就可以看见我常常说：除非中国文化完全没有价值，如果其有价值，则他对人类的贡献只有一点--就是对人类的认识。只有中国人反回头来认识了人类是怎样一回事；将来不敢说，此刻其他洲土对此尚无认识。中国文化的可贵即在此。中国古人最先认识了人类，就从这一点上开出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之与众不同即在此。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在其具有理性；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了人类的理性，发挥了人类的理性，所以中国民族虽遇今日之难关而无碍。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将来的人，都是人；能够认识人类的这种精神（理性），是始终不会被打倒的。只要人类存在，中国人的精神即可存在；因为人类之所从来即由于此（理性），中国人能把握住这个（理性），当然可以站得住。丹麦民族的复兴，胜过了它的难关，是因它的问题小；而中国问题虽大，因其精神合于思维，亦足以通得过现在的难关而复兴。
以上略将中国历史文化加以分析。大家应当注意"分析"这两个字，只能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用，而不能用于丹麦。丹麦人固可借其过去的历史而复兴；民众学校只讲它过去历史的光荣，历史人物的伟大，丹麦民众即可活起来。我们中国的复兴则不能全靠这个；恐怕要靠一点分析，用思维的眼光，找出中国文化的特点。--从这一种自觉（对自己的认识）里，方可以看出现在及未来中国社会所应走的路。对历史文化的分析，很要紧的是认识过去的社会组织构造，找出它的特点，而求得今后我们应走之道。这在我们的精神陶炼上是必要的，而在丹麦即非必要矣。
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所谓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会而言。这在丹麦即是如此，丹麦的老根是它的旧宗教精神。它发新芽的"发"，是靠它的教育，它的新芽是指它从民众教育生长出来的新社会。丹麦农业与合作的发达，完全是从这个新萌芽生长出来的。中国亦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自一面说，老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已不能要了，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可是自另一面说，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所以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
中国老根子里所蕴藏的力量很深厚，从此一定可以发出新芽来。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有一个念头，以为中国民族已经衰老了，照普通生物的例，衰老以下跟着就是死亡。一些比较有学问的人，皆不免有此恐惧、有此观念。中国民族的衰老是不容否认的，但其是否有返老还童之可能，或者是一直下去就死亡，这很成问题。此问题甚大，必须是一个有大学问的人，才配讨论这个问题。
近些年来，一般研究文化史的学者，以及许多思想不同的讨论文化问题的书籍，都讨论到文化衰老的问题。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在那本书中，从头至尾都是说民族文化同生物一样，有其少年时代、壮年时代，以及衰老灭亡时代。他列了一个表，把世界著名的有文化的民族全罗列于内，并指明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少年时代，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壮年时代，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衰老时代，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灭亡时代。他把每一个民族都拿这种眼光来看，最后又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可逃此例，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其第二度的文化创造，第二度的壮年时代。这样说来，则问题很严重！中国是不是就会灭亡呢？抑尚能返老还童呢？
如果中国民族真能返老还童，真能够开第二度的文化灿烂之花，那真是开历史上从来所未有的纪录。这个问题很不易说，我想粗略地说几句：
我的话虽简单，而意思却有根据。在我想，民族衰老这句话不要顺口说去，我们应当分析何谓衰老？其衰老在何处？一个民族社会，是群体而不是个体；个体与群体的生命不同。群体生命是由许多个体生命构成，个体生命既有其死生灭亡，则群体生命的构成原很显然的是常常更换，常常新鲜。
诚如是，则所谓民族衰老的话怎么讲呢？似乎群体生命与个体生命自一面说是不能比的；然而自另一面说则也能比。如果让我回答"民族衰老何所指"这个问题，则可说所谓衰老非指其构成乃指其机构而言。一切文物制度组织结构，自一面说愈用愈熟，可是愈熟则机械性愈大；愈成为习惯，则愈失其意识适应的力量。个体生命的衰老亦复如是。个体生命有其机构，社会（群体）生命亦有其机构。所谓衰老，乃指其用得日子太久，机械性太大，适应环境的力量太小，至此则这一套家伙非换不可；所谓死亡，就是指这套家伙已不能用了。个体之死亡，民族之灭亡，莫不如是。说到这里都还是说社会生命可看成个体生命。底下要转过来说：个体生命的机构是先天的，社会生命的机构是后天的。
一切文化制度是后来想出的方法，非如五脏六腑之与生俱来。文化是后天的安排，故不能比与生俱来的那套家伙，到不能用的时候就一点没有办法，就非换过不可。民族文化、社会生命因为是后天的产物，所以能够改，能够创造翻新，不是绝没有办法，而如个体生命之绝不可移易也。
我说这些话，好像是大胆地回答了那个问题：民族文化衰老之后可有第二度的创新，有第二度的生命，非如个体生命之由衰老即至于死亡。--"民族文化能够返老还童"，我们实可如此说。
现在再回头来说老根上发新芽的话。所谓发新芽者是说另外的一个创造，而这个创造是从老根来的。中国民族复兴，一定得创造新文化，那一套旧家伙已绝不可用，非换不行。然其所换过的生命里头，尚复有不是新的地方在；这个不是新的地方，是从老根复活的东西。这个东西自一面说很细微，很抽象，很不易捉摸，而自另一面说却非常实在，非常明白，绝不虚缈。这个不容否认又不易捉摸的东西，即所谓民族精神。只有民族精神是当初的原样；除此之外，那一套家伙都换过了，所以谓之为"民族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