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34年，日本遣唐使藤原贞敏在长安拜琵琶博士刘二郎为师，并于公元840年回国前与刘二郎之女——一位弹筝名手结为百年之好。公元888年，唐僖宗派遣弹筝博士皇孟学率领62人的乐队赴日本传授中国音乐，日本天皇诏书内教坊女乐人石川色子拜中国音乐家为师，学习筝艺。从此，中国筝在日本落了户，并逐渐演变成具有日本特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一直流传至今（据日本《大日本史》和《筝曲知识》）。而朝鲜的伽耶琴和越南的16弦琴也是中国筝的变体。今天，古筝的伯牙和子期不仅层出不穷于东方——新加坡现有数以千计的学筝者，而且初露头角于西方——近几年就有美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留学生在我国音乐学院学习古筝。但是，对于这件早已走向世界的乐器从何而来，历代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
有人认为，筝是战国时代秦国名将蒙恬（？～前210年）发明的，这是东汉应劭首先在《风俗通》中提出来的。但是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却没有关于蒙恬造筝的记载；而在《史记·李斯列传》中却有“大击瓮、叩缶、弹筝、博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的文字。这也是迄今发现的关于筝的最早的文献记载。《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约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前135年），比蒙恬的卒年只晚六七十年；如以《史记》成书的年代计算，也只晚100多年。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不仅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而且还进行了广泛的实地采访，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如果蒙恬造筝是史实，司马迁不太可能不将蒙恬的这一重大发明写入《蒙恬列传》中去。因此，《旧唐书·音乐志》对蒙恬造筝说提出了异议：“筝，本秦声也。相传蒙恬所造，非也。”今有人认为，《风俗通》可能将“蒙恬造笔”误作“蒙恬造筝”因为笔的繁体字“笔”与“筝”相似，容易混淆。而1979年版的《辞海》“秦筝”条则曰：“相传秦人蒙恬改制，故名。”
有人认为筝源于瑟：秦人鼓瑟，兄弟争之，一破为二，故名筝（争）。这个论点自唐赵璘在《囚话录》中首先提出来后，宋、明、清及近代的不少书籍均有类似的记载。在日本筝史里则演绎成秦始皇的两位爱姬因争25弦瑟而破之，传入日本的是13弦筝，流至朝鲜的则是12弦筝（据日本《筝曲知识》）。今有人则认为这是望字生义，牵强附会之说。首先，从乐器制造学的角度来说，无论什么乐器都是由若干部件组合而成一个整体，缺一不可，（装饰性的部件除外），更不用说将一件乐器一破为二了；在中外乐器中似乎也没有一件乐器取之另外一件乐器的一半而形成的。其次，从汉字造字的规律上来看。瑟（古字为）属琴，故从“軓”为“”；如筝起源于，那么，筝字应取瑟字之“玨”头为“”，才符合汉字造字的规律。而据《风俗通》记载：“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改作也。”可见最早的筝不是瑟，而是有人改作后才如瑟的。
郭沫若在《历史人物·隋代音乐家万宝常》一文中根据中国音乐的发展始终受着外来影响的规律和中外乐器的读音比较，认为筝是在秦朝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日本学者也依据秦国地处中国的最西部，与西域接壤这一现象，认为筝很可能是从西方传入的（据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挪威王国曾发行过一套乐器邮票，其中有一张画的乐器名叫长筝，但不知这种长筝在挪威的情况如何。
有人认为筝很可能起源于筑（一种古老的击弦乐器）。因为据《风俗通》、《说文解字》和宋陈旸《乐书》等记载，筝和筑最早都是五弦之乐，并且外形相同，奏法相似（筝为左手按弦、右手弹弦，筑为左手按弦、右手持竹击弦）；从汉字造字的规律来看，筑因用竹制成，故以“竹”为头，而筝由筑演变而来，并且定弦较高，发音有“铮铮”声，故从“竹”为“筝”。这种如筑之筝约在战国末期才发展成如今的似瑟之筝。持这一观点的有我国和日本的一些音乐史学者。
筝，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并以其独特的光辉闪耀了两千多年。历代筝手层出不穷，遍及上至皇帝、下至乐妓的各个阶层。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在至今出土的众多乐器中还不见有筝；而与筝相似的乐器——瑟，却时有所见。筝与瑟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筝的弦数少于瑟。所以，最近又有人认为，筝与瑟可能是同器异名，小者曰筝，大者谓瑟；或民间曰筝，宫廷谓瑟。但这只是一种假设而已。
要解开古筝从何而来这个谜，还有待于音乐学、考古学、语音学和中外关系学科的深入研究和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