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勤快且闲不住的人。春节过后，母亲找到了来矿区的第一份活，到东村农场种菜。家属班长何大爷对家属妇女们说：“你们跟丈夫享福来了，都要好好干活啊！”菜种完了，浇水看菜要不了那么多人，母亲失业了。不久，母亲在公社洗衣厂找了份工作。洗衣厂房，是由木板和芦苇搭的棚，一口大锅，再加洗衣板和凳子，洗衣水要用人力车到远处井里拉运。那时，焦炭生产工艺落后，焦炭工人衣服既黑又油腻。清洗这些工装，难度最大，先要放到锅里加上碱煮，再揉、搓、刷。母亲的手指头常常裂开，碱水刺得钻心痛。冬天拉水很困难，井口结的冰有几尺厚，就是空手走到井口都困难。更何况将200斤重的运水人力车推上、拖下。母亲到新疆怀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冬天到井口拉水时摔倒流产的！这里工作实在太脏、太累，和母亲一起来洗衣厂的8个阿姨，只有母亲和另外一个阿姨坚持了下来。几年后，弟弟出生了，他患有严重的软骨病，一岁多还不能站立，弟弟需要照顾，母亲只得离开了洗衣厂，在家里一边照顾弟弟，一边收衣服、洗衣服。记得小时候，放假了，我还陪母亲到集体宿舍收衣服、送衣服。弟弟健康了，母亲又到公社幼儿园当阿姨，到炼油厂职工食堂做饭。她工作努力，还经常被评为先进个人。母亲很自豪，她当年带的许多“小朋友”，后来都成了优秀的工人，有些走上了领导岗位。独山子文体接待服务公司的总经理高卿、干休所所长陈秀梅都是母亲带过的“小朋友”。很多年过去了，他们没有忘记当年照看他们的阿姨。每到过年、过节都要来家里慰问、看望父亲和母亲。父亲80岁寿辰那天，高卿出差在外，还派专人代表他送来祝福和慰问，陈秀梅给父亲和母亲送来了名贵的衣服。多么至贤、至仁的油城新一代领导干部，此景此情令我这个远离父亲、母亲的儿子深感愧疚！
母亲是一个宽厚、仁爱之人。她辛劳了一辈子，还是闲不住。家门口有个卖菜摊，每年夏天，母亲就提壶开水，把一杯杯开水送到菜贩手里。邻居若有婚丧嫁娶，母亲就到别人家帮忙，或送一刀草纸（川人习俗）。母亲醪糟做得好，每年春节前，她都要做10多斤的醪糟，一小盆、一小碗送给亲友和邻居分享。家里穿剩的衣服，她都要洗干净送给外来务工人员。炎热的夏天，送液化气的工人扛罐来到家门口，母亲总要切块西瓜给他们吃。家里的单元楼道，母亲经常拎着水，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依次清洗，见到近80岁的老人如此，邻居老少都抢着来帮忙。
10年前弟弟去世了，给母亲又带来了沉重打击。母亲信佛了，她相信积德、积善，来生更好。从此，她开始给驻地解放军做鞋垫。10年间，给解放军做鞋垫500多双，鞋垫代表了她对弟弟和子弟兵的一种思念。几十年前，在小山沟农村时，母亲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在桐油灯下，她一边哄着我睡觉，一边给远方的父亲做鞋垫。2006年，年已78岁高龄的母亲，被矿区评为“双拥好市民”，媒体还进行了采访报道。
人老了，总爱唠叨，她常责备父亲不孝，养母和生父去世，都没有给老人送终！我总是宽慰母亲说：父亲的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你在家尽孝，父亲在外为国尽忠！
母亲日渐老了，背驼了，脊梁都扭曲了，走路摇摆着。看着母亲的身影，我想起油城许许多多家属母亲，她们用自己瘦弱之躯，扛起宏伟的祖国石油大厦，记住他们，就是记住了共和国石油发展的艰辛和辉煌！
儿子
1970年5月，我被分配到独山子东村农场劳动，这是母亲曾经劳作过的地方。理想在这里播下了种子，我幻想将来当一名诗人、作家，甚至是军事家和政治家……
每天清晨，当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知青点还静悄悄时，我就带着郭小川或贺敬之的诗歌，跑步到菜地和树林的尽头，对着初升的太阳，背诵吟咏！
年底，我被分配到炼油厂当电焊学徒工。我的师傅是维吾尔族，家境贫寒。我将他的苦难经历编成故事，以大字报形式抄写在几十米长的宣传栏上，车间干部工人都来观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文章“发表”的快乐！在当工人学徒3年期间，我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白雪峰（已故）、傅灡滨（原市文联副主席）、丁青臣（晚年出版了诗文集）、王平（原《新疆铁道报》编辑部主任）成立了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梦想将来当工人作家！
1973年，我第一次来到克拉玛依，参加管理局开办的文学写作培训班。1974年，在当工人还没有转正定级情况下，正式调入报社。报纸还没复刊，出版的是《简报》，每周两期，对开四版。社址在光明新村，一座苏联专家住过的土平房，两个单元办公室。刚到报社，我住的是报社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公用水房，冬季来临，小屋窗上的玻璃已经损坏，我和老孙（已故社长）将窗用砖堵起来。
新闻和文学是两码事，我刚来报社，搞新闻还是“门外汉”，整天想的是搞文学创作。报社前辈孑一背后批评我说：“新闻导语都不会写，还搞什么文学创作！”这位前辈非等闲之辈，据说和郭沫若同事过，写一手沫若体好毛笔字。
“知耻而后勇”，真感谢前辈孑一的批评。我搁下了文学创作，埋头到新闻工作中。1975年元旦，由朱德题报头的《新疆石油报》复刊。这年上半年，我采写的“****”后第一篇长篇通讯《学铁人的好干部——孔凡兴》发表。11月，反映独山子整顿经验的新闻在报纸头版发表。1976年5月，在报社全体编采人员会上，报社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罗国梦宣布我任报社记者组长。当时，报社下设编辑组、记者组、维编组、广播站。6月份，受管理局政治部委派，我和孙长善（已故，时任编辑组长）、尼牙孜（已故，时任维编组长）前往大庆、辽河、华北油田报社考察。在辽河油田，******（时任政治部主任）还接见了我们一行三人。
当记者组长，还带头写新闻、通讯。1977年，独山子炼油厂自力更生建设催化裂化，我在独山子一待就是半年多，深入工地采访，积累素材。那时，每天出差费3角钱。年底，催化裂化投产的当天，我采写的投产新闻和长篇通讯《自力更生的凯歌——记独山子炼油厂催化裂化建设》在报纸上发表。
1978年，是我人生转折的时期。7月份，陈皋鸣（时任报社副总编）对我说：“《工人日报》复刊，报社决定调你到《工人日报》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东北作家傅钟涛要去南疆考察，李敬（时任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来电指示，要求派记者赴南疆采访。陈皋鸣考虑我调动情况，不同意我去。但我还是带着摄影记者买买提·依明执意前往。
在昆仑山下，在柯四井现场的帐篷，我第一次见到了李敬。他对记者谦和、平易近人。他说：“老赵，请你来，就是要把这里好好宣传一下！”我感动地说：“《新疆石油报》是市局党委机关报，你是党委书记，尽管安排好了！”在20多天时间里，我采写了长达12000多字的长篇通讯《勇攀高峰的示范钻井队——记华北油6003钻井队》，为了及时宣传报道，《新疆石油报》专期报纸首次远离编辑部2000多公里外现场采写、现场编辑、现场发行。
回到北疆报社，南疆石油大会战动员开始了。我报的决心书也上了报纸，调《工人日报》报社的事情就埋藏在心底了。我才离开南疆会战现场，仅十来天，又风尘仆仆回到了会战指挥部的帐篷。
刚到指挥部没几天，李敬就把我和衣培显（已故原报社副社长）叫去，说：“请老赵和小衣来，报道一下物探三指的同志们，他们太辛苦了！”老衣扮了个鬼脸，悄悄地对我说，我是老衣，不是小衣。第二天，我和老衣来到60多公里外的莎车县城。短短十来天时间内，我和老衣采写组织了一期《新疆石油报》，我采写的反映物探工人创业事迹的长篇通讯也发表了。
在南疆2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我一边参加《南疆石油报》创办工作，一边坚持写长篇通讯（报告文学）。这段时间，是我长篇通讯写作的黄金收获日子。1979年上半年，采写了《东秋里传来的凯歌》。同年9月，采写了长篇通讯《边疆油城新铁人——记劳动英雄、5014钻井队长买买提·依明》。这篇通讯作为国庆三十周年征文，同时在《新疆日报》、新疆电视台、《新疆石油报》播出、刊发。12月，又采写了反映九号井抢险模范事迹的长篇通讯并编辑一期《新疆石油报》。
1981年初，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下马了，我重新回到《新疆石油报》报社工作。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就是要不断挑战自己，不断地攀登、创新自己的新业务水平。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通讯写作风格上，开始向纪行文体方向探索、发展。这种通讯文体，把“我”和采写“对象”“环境”融为一体，写起来自然流畅。我先后采写了《准噶尔盆地东部纪行》《白杨河纪行》《西北缘纪行》《天山西部纪行》《塔里木纪行》等纪行通讯。在述评、言论写作上也有长足进步，先后撰写了管理局多种经营和校园经济发展系列述评、先后撰写了以石油勘探、科技发展、职代会等内容的6篇社论。1986年，管理局召开勘探技术座谈会，局地质处和科技处领导找到我，要求撰写一篇社论，我撰写了《动员起来，为多拿石油储量多拿产量而奋斗》的社论，谢宏副局长亲自签发。5年后，谢宏任局长时打电话，通知我让带一名副总编去办公室见他。我当时觉得谢宏局长挺够意思，相处多年，竟然不知我在报社当什么“官”呢！采访谢宏局长后，在报纸上发表了《管理局今冬明春“五项”工作》的新闻。
心“净”，才能心静。只有心灵干净了的人，才能静下心来写出传世佳作。在私欲横流、重官拜商、金钱生辉、文章黯淡的年代，静心作文，是需要决心和意志的。刚到报社时，陈皋鸣对我真诚地说：“小赵，你想当官，就别到报社来！”我刚任记者组长，他对我说：“你不成熟，我反对！”近40年了，我从没有记恨他，我尊他为师长，爱他如兄长！我痛恨“牌牌子主义”！我已经是资深记者了，经我带过的实习记者，许多已经当了副总编辑、总编辑了，我为什么还要耽误时间昧着“良心”弄个“牌牌子”？甚至申报高级职称也放弃了。1976年，李浩华（原报社社长）对我说：“老赵，你应该申报高级职称，这是对组织的态度问题！”我到管理局职称办询问，职称办主任对我说要考外语，只要考15分就行。我淡然一笑，离开了，从此没再问。
我在记者组、记者部主任职位上“三上三下”，从无怨言。老衣生前回忆南疆会战的日子，对我说：“没想到，我们合作那么好，关系那么好！”赴南疆会战时，我是记者组长，老衣是普通编辑。到了南疆，老衣负责筹备报纸工作，我成了下级。70年代，我曾有3次被推荐到乌鲁木齐、武汉、兰州上大学，可我都放弃了。曾有几次放弃记者职业，转做行政工作的机会，也放弃了。1984年1月，刘仁杰（时任市局党委副书记，南疆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后任海洋局党委书记）亲笔写信，调我到海洋局工作。1989年，出差到他家做客，还督促我赶紧办理调动事宜。1986年，南疆石油勘探公司成立组建机构，张学民（干部处副处长）对我说：“周源书记（时任市局党委副书记，公司党委书记）黑名单上第一个就是你！”这两次重要机会我都放弃了。2011年9月，在回成都的火车上，我遇到了中石油东方物探西部安全总监冯志文。他说：“20多年前，我任地调队党支部书记时，组织队上职工给他们念《欢笑的叶尔羌河》这篇通讯，鼓励职工发扬石油创业精神。”他握住我的手说，“没想到二十多年后，在火车上相识了作者。”这就是我几十年来做记者工作的快乐！文章的发表、读者的高兴和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一个人活着，还能被人记住，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奖励！2000年，李敬副部长的夫人和孩子来到成都看望我。她说：“老伴告诉我说，在成都有个战友，你们去看望一下。”夫人回到北京之后不久，李敬又请人给我捎来他的书法条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原市长、局长戴明梓，副市长雷红霞，他们到成都，都要来家中集会，老朋友相见甚欢。感谢这些领导，在我离开新疆多年后，他们没有忘记一个普通的记者朋友。
记得38年前，在住进报社那间简陋公用小水房时的第一个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哭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哭，也是最后一次哭。回忆父亲、母亲把我抚养大了，还没有尽孝道，就离开了他们。我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说的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辛勤劳动，总是有收获。1996年和2000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的报告文学集《克拉玛依人》和《大漠风碑——赵登钊新闻作品选》，李敬亲自给新闻作品选书写序言，戴明梓给书题词。回首近40年，可以告慰父亲、母亲，你的儿子没有虚度年华，他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新疆石油新闻事业！
父亲80岁寿辰那个晚上，父亲和母亲都很开心，微笑总是挂在他们慈祥的脸上。母亲很自豪地说：“儿子，你很长面子，老爹80岁生日，市长（是指现市人大副主委雷红霞，曾任副市长）和报社社长（唐跃培）都来了。”是啊，这是母亲的自豪和骄傲，也是我和这些领导长期结下友谊的体现，更是市领导和报社领导对一个普通记者工作的认可和肯定。
（赵登钊，1953年8月（农历）生，四川省盐亭县人。曾在独山子炼油厂成品车间、新疆石油报社和新疆石油管理局驻成都办事处工作。在新疆石油报社工作期间，任记者部副主任、主任，中国石油报驻新疆记者站负责人。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曾出版其文集《克拉玛依人》《大漠风碑——赵登钊新闻作品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