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恩与他全身被烧的伤痕滦南县的潘家戴庄有个掩埋1028具死难者尸体的千人坑，它是1942年12月5日日军实施“三光”政策的罪证之一。 82岁的幸存者周树恩给我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那年他30岁。12月5日拂晓，约250人的日军部队包围了整个村庄。日军将村民赶进地主的大院后，便追问起了八路军的去向。只要有人说不知道，便立即遭到一顿木棒的毒打。问了一圈无结果时，日军当场就杀了3个村民。随后又从人群里拉出16个年轻人，让他们在广场上挖了一个掩埋日军两匹战马的大坑。先在坑底垫上3条棉被，将战马安放后又在上面盖了3条棉被，接着便令人用土掩埋。此后又让这16个人在别处挖了一条长30米、宽2米、深2米的壕沟。挖好后就把村民们赶进沟里活埋了。那16个人干完活后，日本兵喊着“你们也下去”！说着便用刺刀逼着这些人跳下了沟，也给活埋了。随后，日军又将干草扔到沟里放火烧，边烧边来回查看是否还有活着的人。
据周树恩讲，他被推进沟后，看到两个日本兵走过来冲着他喊：“这家伙还活着呐！”说着就将点燃的干草和一把铁锹狠狠地扔了过来，他用手挡了一下才没被铁锹砍中。据周讲，他之所能活下来，皆因埋他的地方都是冻土，火烧后冻土溶化，只埋了他的下半身。但后来他的头部又被什么东西击中，便昏死了过去。当他再次苏醒后发现，日军又在前面挖了一个4米见方的大坑，他们把用绳子拴成一串儿的妇女们都推到坑里活埋后，再用火烧。孩子们也被日军接二连三地摔到碾子上，脑浆迸裂，连内藏都飞了出来。此外，他还亲眼看到那些被活埋的妇女中就有自己的妻子。
日军撤走后他开始自救。当时下半身及鞋子、裤子都被深深地埋在土里，他就使劲儿地活动身体，最后好不容易才将下半身拔了出来。他连走带爬地行了65公里，总算是进了妻子的娘家门。所幸的是，不满1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被祖母带走了，这才躲过了当天的一难。不幸的是，儿子无奶水喂养最后也死掉了，而周树恩的手抬不起来，皮肉也发生了溃烂现象，只好整日躺在炕上。直到1943年春，他才能拄着棍慢慢地行走。
当地的八路军司令员李运昌闻讯后，立即派人给他们村送来钱、粮食及衣物，同时还派人帮助村民们种上了地。但李司令员给他们村送来了16匹马大家没敢接受，怕的是又被日军抢走。当年潘家戴庄的人口约1700人，惨案之后至1953年，仍差10人未恢复到原来的人口数。周树恩说完还让我观看了他上身被火烧后留下的伤疤。据他讲当年的幸存者中，现在还活着的仅剩下他一人了。
1956年的沈阳军事法庭上，周树恩对潘家戴庄的惨案做了证言。他指证是铃木启久派出的第一联队的骑兵队制造了血腥屠杀的潘家戴庄惨案。
以上就是日军在长城南侧，即河北一带开展无人区的肃正状况。它的特点是猝不及防，突然袭击，一天内就结束局部的清剿扫荡任务。而所到之处的房屋、人及家畜一个也不留。
长城之北为伪满洲国。日本人在这里对外标榜的是“五族协合、王道乐土”。因此，尽管关东军也采用“三光”政策来制造无人区，但公开屠杀“国民”的政策将受到严格的限制。为此，日本人制造的“民匪分离”式的集团部落(集家并屯)便应运而生。现将包括热河省在内的伪满洲国内集团部落建设状况列表如下：《集体部落之建设状况》，(3)—87—10，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集《东北“大讨伐”》第173页。根据编者的注释，此表是满洲总裁室弘报课《满洲特殊自治制度》的弘报资料，第55号，是1938年10月制成的。合计栏数字有错误，修正的数字放在（）内。
为配合集团部落的建设，关东国加大了讨伐清剿力度。目标则直指抗日联军。为此，日军还特意发出了悬赏1万元缉拿杨靖宇12名抗日将领的通缉令。1940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山中被通化省的警察部队包围，战斗中英勇牺牲；野崎茂作口供(1954年8月14日)，(1)—119—2，41，1，第4号，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集《东北“大讨伐”》第549页。该联军第三路军总司令赵尚志也于1942年2月遭特务暗杀身亡。田井久二郎笔供(1956年6月28日)，(1)—119—2，30，1，第7号，载于同上书第464页。另外，关东军在平定三江省、通化省的同时，又于1942年开始集中肃正热河省内的治安。为此，关东军又将通化清剿中的得力者大量派往热河，以协助当地的肃正工作。
从上表中可知，伪满洲国内集团部落建设数量最少的就是热河省。然而热河省内的集团部落却都集中在兴隆县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