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小时候在教会学校上学，功课很棒。但是笛卡尔却认为学校中所教的，除了数学之外没有任何有用的知识。他怀疑学校的课程，决心自己去独立求知。我们可以说，在笛卡尔怀疑学校课程的这一刻，他也被苏格拉底附体了。
作为一个基本没什么前人可以参考、没什么书可以相信的哲学家，笛卡尔探索世间奥秘的方法只剩下一种：亲自思考世界。按他的话说，就是读“世界这本大书”。
因此笛卡尔参加了荷兰的雇佣军。不过没打什么仗。或许因为不过瘾，笛卡尔后来又加入过法国的巴伐利亚军，参加了三十年战争。
大约在26岁的时候，笛卡尔离开了军队。他大概是觉得自己探索世界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准备著书写作。最终，笛卡尔选择定居言论最为自由的荷兰，此后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荷兰度过的。
笛卡尔既然被苏格拉底附体，那么他研究哲学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用怀疑的眼光把所有的知识重新检查一遍。
这是一个很有气魄的行为——
管你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你们再有名，你们的书我也得先怀疑怀疑！
曾经有一位科学家拜访笛卡尔，说我想看看您的图书馆。结果笛卡尔指给他看一只解剖到一半的小牛。那意思是：我的知识不在先贤的书里，而是在实践检验里。
实际上，笛卡尔比怀疑先哲著作还要更彻底，他要彻底怀疑整个世界：我眼前的这个世界是不是都是假的？我见到的一切会不会都是幻觉、都是梦境？
其实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怀疑。就不说“庄周梦蝶”的典故了。我估计大家在小的时候，大概都有过类似的灵机一动：我是不是生活在动画片里？爸爸妈妈是不是外星人变的？
《楚门的世界》《黑客帝国》《盗梦空间》等好莱坞片子一出，这个问题就更直观了：我们怎么知道周围人不是全都串通好的演员？我怎么知道自己不是生活在一个电脑虚拟的世界里？我怎么知道自己不是生活在梦境里？
笛卡尔的怀疑虽然小孩子都想得出，可是在哲学史上，这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哲学家都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明明知道我所生活的、所感受的这个世界无比真实，但是，到底怎么能严格地去证明它是真实的呢？你要是非说一切都是幻象，这谁也驳不倒你啊！
咱们一会儿就能看到，历史上的各位聪明人是怎么应对这个难题的。
好，我们承认，笛卡尔的怀疑论很有挑战性。那我们倒想听听，笛卡尔自己是怎么回答的呢？
笛卡尔其实也有点崩溃。都怀疑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是真实存在的呢？想来想去，笛卡尔还真想到一个。他想，不管我再怎么怀疑，“我怀疑”这件事是确定的，它肯定存在吧？那么，只要有了怀疑的念头，就说明“我”肯定是存在的——“我”要是不存在就不会有这些念头了。
这就是名言“我思故我在”的意思。
这句话虽然很有名，但是经常被误读。有的人以为，这话的意思是“我存在是因为我思考”，更有人引申为“人生意义就是去思考，不思考人就无所谓存在不存在了”。
这些解释都是错的。
“我思”和“我在”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推理演绎的关系。即：从前者为真可以推导出后者为真。也就是从“我思”为真，可以推导出“我在”为真。而不是说“我不思”的时候就“我不在”了，在不在我们不知道。
从“我思故我在”开始，西方哲学的精妙之处可见一斑。
当然你可能不服，这明明就是一句浅显至极的话，连小孩子都明白，怎么就精妙了呢？
道理很简单。
拿中国哲学比一比就知道了。
刚才说了，笛卡尔的怀疑论没什么了不起的，“庄周梦蝶”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怀疑了之后，中西哲学的思路就不一样了。
《庄子》里说完“庄周梦蝶”的故事，继续说：
“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这话意思是：周公与蝴蝶肯定有区别，这就叫“物化”。
这就有问题了。
首先说“物化”这词，后人有很多解释，什么“物我交融”了，“顺应变化”了，“四大皆空”了，全都能自圆其说，那么多国学家也没个定论。就看解读的人学的是哪门哲学，就能把哪门哲学的解释安在这两个字上——要是写本书后人怎么解释怎么有，那大哥，我还要你写书干吗？
其次，或许《庄子》真的包含了深刻的道理，但是它像其他的中国哲学著作那样，说道理的时候以比喻为主。它的道理点到为止，不细说，不深究，不推理，不演绎，更不会自我怀疑。就像“一阴一阳之谓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类的话，你听着感觉韵味无穷，让你说明白它到底什么意思，又说不清楚。
数学是最简单清晰的吧。有个在初中学的知识，我们在地面上竖两根杆子，根据影子长度能计算出太阳高度。这是个非常简单的相似三角形问题，一个公式就能表达清楚。那我们古代的数学家刘徽大哥是怎么记录这公式的呢？
“度高者重表，测深者累矩，孤离者三望，离而又旁求者四望。触类而长之，则虽幽遐诡伏，靡所不入。”
我靠，这是首诗好不好？
如果当年的牛顿也是照着这个风格写《原理》，把力学定律通通藏在十四行诗里，他们英国人能赢鸦片战争鬼才信呢！
可老实说，刘徽也是被逼的。他要真的老老实实写成数学公式，他这本书恐怕就更没人待见了。因为中国知识界向来有重视文学的传统，连当官考试都得靠文采，写数学书自然也免不了要风雅一番。
而西方哲学完全相反，不讲究用词是不是优美、意境是不是深远，完全走的是扎扎实实的推理道路。“我思故我在”是按照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严谨得如同数学公式，却缺乏中式哲学的韵味，更不会让人误以为其中包含什么安邦定国的深意。哪像中国典籍，说“微言大义”，几句话就能涵盖无数道理，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呢。
那么，中国的比喻式哲学，和西方人的数学式哲学，我们该选哪一个呢？
我们刚刚说过，我们为什么不要立刻就能提供幸福的宗教，而非要追求哲学？
因为我们想避免独断论。
这就是虽然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枯燥无聊，我们却仍要学习它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坚持介绍西方哲学史，而不是搞一本《道德经新解》之类的东西，每章引一段原文，塞两个励志小故事，凑成一本书把您糊弄过去。那样的书也能让我们有所得，但是假如它不把怀疑当作戒尺、不把逻辑当作纸笔，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它所说的都真实可信？
所以，西方哲学家们一点儿情调都没有，讨论问题的方式都是抬杠、抬杠再抬杠：
你敢写“道可道，非常道”，他就非要拉住你问：“你给我定义一下‘道’。”
你敢回答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他就继续追问：“你给我定义一下‘阴’和‘阳’。”
一如当年的苏格拉底那样讨厌。
当然，这种哲学研究起来枯燥无味，要不怎么哲理书籍都得写成人生小感悟型的才好卖。有时我也恨不得干脆写一本《西哲小语》算了。就这么写：
笛卡尔说：
我思故我在。
为了一本小说流泪的小美说：
我爱故我在。
刚考进美术系的阿强说：
我创作故我在。
每天都会早起打扫街道的大婶说：
我生活故我在。
那亲爱的朋友，你因为什么而存在呢？
——再配一波普风格的小插画儿，多给力呀，您就坐在星巴克里可劲儿感悟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