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以为南京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是例外的。自从去年夏季华北战事爆发以来，像这样侵害平民的暴行，即普遍发生于许多不同的地方。
我并不想把各处所发生的事件，尽量加以叙述。因为这样写法，决非本书的篇幅所能容纳。所以我还是依照上面几章的写法，仅将各大小中心地点若干外人亲自经历的真实纪录，作为本章的主要材料。
这些外国人没有一个不是在中国侨居了许多年，有几位则曾在日本侨居很久。他们在信内所纪录的事实印象，并非准备发表，只准备给关系密切的朋友们传观。因此，这些亲切的见闻录形成了一幅直接恰当的画面。同时，叙述的公正坦白也飞跃纸上，这一种自我抑制确是各人的基调。因为许多人目前还在原处从事救济工作，所以我略去了他们的姓名，恐怕一经宣露反而会损害到他们继续工作的能力。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初次袭击沈阳的枪声，发展到日军制造“满洲国”和控制整个的东北四省。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日军对于华北，尤其对于平津一带，采取逐步压迫的方法。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于北平的近郊，揭开了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的序幕。大批日军每天开入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在十一月底的时候，已达三十万左右。日军在占据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中国领土后，又向山西和山东的邻省挺进。北平和天津迅速地陷入日军的手中，日军又开始攻略离北平以南八十里的河北省会——保定。
下面一封信是一个中立的外国人写的，叙述九月上旬到十一月中旬山西境内的情形：
“××兄鉴：我于九月四日离开保定，赴山西的平定，那时保定已略遭轰炸，但日军在两星期后始占领该城。到了平定后，我和几位朋友同居在博爱传道会内，决定大家不走，等待日军到来。”
“十月二十三日，我们和山西省会太原间的交通阻断，二十五日，日轰炸机从上午五时到下午五时，整天盘旋上空。平定城内并未落下炸弹，因为中国军队都驻扎在城外。有几颗炸弹落在离城两里的营房，有许多炸弹落在相距五里的车站。那一晚，有许多中国兵经过平定城，警察和公务人员纷纷逃避，不知何往。二十六日（星期四），天未破晓时，我们听到枪炮的声音，早晨，我们看见尘土飞扬，烟硝弥漫。星期五午后四时，我从窗口遥瞩，城墙上已插起太阳旗，接着日军蜂拥入城。自此以后，我们便在日军的统治之下生活了。我们住的地方还挂着美国旗。我们住着的房子，屋顶上漆了一面其大无比的美国旗。”
“挑动战争的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战争终于是战争。我在夏天曾看过一本小说——GONE WITH THE WIND——所以多少了解一点七十年以前祖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一千到一千五百个中国难民，麇集到我们的院子来。得胜的军队在占领一个地方时，第一个星期常常充满了不可形容的罪恶。难民中间有许多姑娘或年轻的女人，她们最需要躲藏。我举一个例子，可以看出日军怎样穷凶极恶地搜索妇女。有一个人家，母亲病在坑上，不能动弹，把女儿藏在非常狭窄的一口木柜内。日本兵到处寻觅年轻的女人，甚至在夜间还要闯入几次，看看是否有女人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那姑娘潜伏在木柜内，既不敢自由呼吸，也很难照常饮食，过了两天两夜，家人才能够设法把她送到一个教会的收容所。有几百个女人匿在附近的矿山中。一位美国籍的看护妇救出了其中的两百人，她们已经饿了两日多。还有一部分则因走漏风声，给日军拖去。我们的教会在城内设立收容所三处，在城外设立一处，其中有一处因为不属教会产业，故不能悬挂美国旗。一天，两个日本兵越墙而入，抢去了两个姑娘。C君赶到的时候，日本兵幸而尚未及加以奸污。在最初几天的恐怖时期，外侨轮流在各收容所值班。晚上，我们的屋子里睡了七十多个姑娘和少妇，其他外人住宅也同样拥挤。你可想而知我们是既不能解衣而卧，也不能安然入眠呵……”
“大军过境后，平定即成为日军的粮站和兵站，因此常有许多军队来来往往。从前线回来的军队要休息几天，大事奸淫掳掠。兵士和战马侵占民房，屋子内只要有他们喜欢的东西，可以随便取用，家具、门窗及任何木器，都作为起火取暖的柴料。我曾经视察过几家民房，除了砖墙和龌龊的地板外，一无所余。第一批回来的日本兵，在城内休息了四天，所有书籍文件，均经任意翻阅。他们要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要伤害什么人，就伤害什么人，店铺和住宅一样，都弄得空空如也。要是还有什么东西剩留的话，一定给第二批回来的军队取去。任何人的衣服如与军服有任何相似之处，就立遭枪杀，不加究问。我知道有一个人因着了灰色的内裤，便给日军戳杀。为日军抓去充役的人，如一时猜不透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就送掉性命。这样的故事，不计其数。然而，这却是战争呵！”
“因为日本兵霸占了一切食物，吃的问题渐趋严重。许多难民既无存粮，也无银钱，教会收容所中有几百个难民的生活，是由一个在日方控制下中国人所组织的委员会维持的。有钱的人也觉得难于购买所需要的东西。猪羊鸡等家畜，有的是给日本兵吃了，有的是给日本兵带走了，因此我们每天不得不尽量限制肉类的食物。水果一类的东西也给日本兵一扫而空。不过蔬菜的供给尚不致断绝。幸而几个教会家庭的花园中也出产大量的番茄……”
“以上是过去几星期内我在这人间地狱亲自经历的若干事情。但这仅是一个平常的例子，同样的事情正发生于中国其他广大区域内，那简直令人不敢设想。我个人并未感到有任何危险。C君早就与日本军官建立关系，我们遇见几位很优秀的日本人，有的曾留学美国。士兵的态度也有好有坏，不能概论，这要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而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于北平。”
下面一封信叙述保定一带所发生的事情：
“我开头先向可以看到这封信的几位朋友解释一下。自从日军占领保定以后，我就每天写日记，题名‘见闻录’，主要是想给我的家人观看的。有几件事情我在日记中没有提及，想在这封信里加以叙述和批评……”
“下面我来叙述几件具体的事情，这些事情我知道得最清楚最详细。此间统治权的迁变，迄今已有七十多天了。所以我们多少已经离开真正的战区及其紧张白热混乱骚动的场面。事实上，最近两月来，我们周围的六十里内已无主要的战场。”
“最近七星期来，驻守此间的日军很少，恐怕常常不满两千人，军队调动也不见频繁。宪兵队负责维持此间的治安与秩序。日军占领保定不到一月，城内就成立相当数量的警察队，迄今依然存在，所以城内居民在大部分期间仍觉得和平时一样安全。不过，几天以前还发生下面的一件事情，听说类似的事情并不罕见。事情是这样的：三个日本兵闯入一家殷富的住宅，家里只有仆人，主人已逃往它处。他收藏了许多宝贵的古玩和各种字画。日本兵老实不客气挑选了心爱的东西，扬长而去……”
“本星期初，我们派了一个职员到附近的村庄去访问合作社的办事人员，那合作社是我们所促成的。日本兵侵占村庄上的几家民房。晚上，要是日本兵去敲门而不立刻开门，他们就破门而入。前一个晚上，日本兵曾用电筒挨户搜索女人。那一天，另外有一个老百姓因为交不出女人，触怒了日本兵，给活活打死……”
“普通人家在冬季所用的燃料，多数是树叶、枯草及谷秆，很少用柴爿。日本兵却到处找寻柴爿，大举烤火。柴火完了，日本兵于是把门、窗、家具、农具乃至房屋的栋梁柱木，也作为引火的燃料。今天收容所中有一个女人边讲边哭，她的一架织布的木机，也给日本兵拿去当柴烧了。她说：‘我是靠机活命的。’街对面一个院子内——属于本地教会，有一所三十年前筑成的半西式房子，镶板的窗门很精致。前天，日本兵扭去了两扇窗门，其余几扇因为生锈的螺旋钉很牢固，扭不动，他们就敲下一部分的镶板。昨天，我们将那些窗门扭下，移到自己的院子里。也是昨天，几个日本兵爬越后墙潜入我们的小天井，待我们发觉，直径五的一棵树已给他们锯断。事后，我的美国同伴去招呼他们时，他们似乎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加以措理，使之渐进而达于高潮，只是想纪录此间战争后果的片段而已。此刻我又听到了一个确确实实的故事：离开我们不远的南首院子里，三个房客因为放走了他们的女人，受日本兵一场痛殴，其中一人击落了牙齿，另一人打伤一条腿，不能走路。”
“我以上所述各种事情，难道是任何战争所不可避免的后果吗？战争也许会使这现象更坏！可是，日本人不是说过，这一次战争仅为解决‘华北地方事件’吗？到现在为止，尚未正式宣战。但无论如何，战争仍继续进行，‘中国问题必须根本解决’了。而这据说‘仅属两国间之事’。第三者不得出加干涉。任何解决的办法必须依据‘停止反日宣传与反日行动’以及‘共同防共’的谅解为基础。日本现在是用了多么杰出的方法来使中国民众获得彻底的谅解呵！难道日本军队方面对于心理学——不管是理论上的或实际上的，完全不准加以研究吗？”
“我并不愿以这些措辞来咒诅整个日本民族，我一点也没有这意思，我也不愿咒诅整个日本军队。据我们传闻与观察所及，若干日本士兵和军官曾表现善良的同情和人类的美德。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日本军队中有几个人亲口对我说，他们并不喜欢打仗，但‘我们须服从命令’。这句话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为某种制度所控制，被迫参加战争，完全失去了自由，既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也不明白结局究竟如何。天呵，垂怜这些人罢！垂怜这个仍为战争制度的恶症所纠缠着的旧世界罢！我们基督教信徒难道还是毫无办法来挽救战争的疯狂吗？我们究已努力到什么程度呢？”
“这封信特别是想给几位比较接近的亲友观看的。我希望你们不会因此燃起仇恶的火焰，但我希望这封信将使你们遇到虚伪无稽的宣传时，能够仔细考虑，并加以反证……”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于保定
一位美国老教士向上海总会提出一件机密的报告，称为“一九三八年二月之华北现状”，下面是从该报告中摘录的几段：
“二月十六日平津泰晤士报，刊载该报主笔潘纳尔君（PENNELL）所作空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一文，叙述平津一带现状，非常具体而详晰。他在远东事件（ORIENTAL AFFAIRS）一月号上也发表了华北之无政府状态一文，那一篇文章内所叙述的各点，大部分还是准确的。所不同者，要是借用爱尔兰人表达真相的说法，在若干地方，这‘无政府状态’已逐渐组织起来。换一句话说，凡是中国政府机关已告撤离的地方（事实上仅撤离铁路线附近和有日军驻守的少数城镇），已经有若干起而代之的新势力。这新势力似乎可以分为下列三种，即：第一，仅顾本身利益的地痞土匪；第二，较具社会思想的集团，如复兴的红枪会等，在山东最为活跃，在冀南也已发现；第三，中国的流动部队，有的与著名的八路军发生组织的关系，有的在组织上并无关系。这三种势力都在彻底反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不过，第一种地痞土匪的势力常给第二种和第三种势力压服消灭，第三种势力则有吸收或巩固第二种势力的希望。”
“目前这三种势力大大地增加了占领区域内日军的困难。民间已有许多故事，讲起他们的事迹，其中若干部分大可保存下去，成为新三国演义的材料。平汉路沿线的日军确已多少感到恐惧。保定的日本兵在黄昏以后就不敢远离他们的营房，这消除了老百姓心里惴惴不安的一大原因。T县的驻军据说曾有三次被突击所消灭。”
“日军遭遇打击后，对于附近的居民，常常采取报复的手段，这是最悲惨的一面。其次，流动部队袭击T县的驻军后，日本兵就用洋商经理处栈屋内的煤油或汽油，烧死了许多老百姓。”
“在我离开北平的几天以前，另一在山东服务的教会团体的司铎，也到了北平。据P博士讲，他曾报告发生于他们周围的许多暴行，简直和南京方面所泄露出来的情形一样。侮辱妇女的事情不限于住宅和院子内，在街道上也是肆无忌惮，有一次，一个日本官员曾因此殴打一个外国牧师。山西方面，在十一月间，日军的进展已告停顿，前锋抵平遥南郊，距太谷约三十里。两面的山地则为半独立的流动部队以及直属八路军的部队所控制。不断的袭击使日军陷入慢性的不安状态，但也使日军对于留居在作战区域内可怜的老百姓，时时采取报复的行动。”
“日本兵不懂得用煤的方法，因此有许多中国人的财产，受到不必要的破坏。日本兵除木料之外，显然不知道其它东西可以引火，即使有大量存煤，他们也弃而不用。于是他们向各村镇搜索木料，毫不考虑其来源。所有门、窗、木柱、木筏、桌子、长凳、农具以及各种木料，都给日本兵捆载而去，做煮饭或取暖的燃料。保定一个城门口，整天整夜放着大火焰，情形非常浪费，任何木制的东西，只要可以拿到，都认为是合法的引火物。”
“我离开北平的前一天，听到一件最残酷的事情。八路军某部队突然出现于离保定不远的铁路旁，召集附近村庄上的老百姓，破坏路轨。工作的成绩非常美满，石家庄和北平之间，整整有六天不能通车。（这一件事情我们从法文北京纪事报上看到的，但新政府的外国文机关报在两天以前还完全否认。）后来路轨是修复了，实力相当雄厚的日军开到出事地点。他们先光临一个村庄，最初似乎并无特殊的目标，不久以后，他们却围捕两百个男子，拖去枪毙。过了若干时候，惊怖的老百姓逐渐回到家中，日本兵突然又出现，捉去强健的壮丁六十人。据说他们是要给日本兵去烧死的，但在准备行使火刑的时候，情形相当混乱，有人乘机松绑，使大家脱逃。日本兵于是又捉去许多老人，以代壮丁……”
“据报告者称，他乘平汉车更向北进时，看见铁路旁的一个庄子，正火焰沸腾，包围四周的日本兵，一见庄子内有人逃出，就开枪射击。经过详细的诘问后，我有一位接近的中国朋友（过去七年内我们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确信那一个庄子必定是他的岳父母和其他亲戚所居的庄子。某国使馆人员也接到一个报告，据说在那一带铁路附近所有的庄子，统给焚毁了……”
（原载于《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193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