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3月，他又到广州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掌握了基督教仪式。接着入广西紫荆山区会见他的老乡、同道中人冯云山（约1815—1852），共同制定了《十款天条》和各种拜上帝会的仪式。《十款天条》是：
第一天条：崇拜皇上帝；
第二天条：不好拜邪神；
第三天条：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
第四天条：七日礼拜赞读皇上帝恩德；
第五天条：孝顺父母；
第六天条：不好教人害人；
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
第八天条：不好偷窃抢劫；
第九天条：不好讲谎语；
第十天条：不好起贪心。
1851年，是清咸丰元年辛亥年，而在这个辛亥年，却也是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原来，本年度1月11日，洪秀全率会众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颁布军纪，建国号“太平天国”，拥洪秀全为天王。太平天国的元年为什么不称辛亥元年，而称“辛开元年”？据南宫搏《太平天国》称：
冯云山“根据咸丰元年的时宪书，在永安城内（刚被太平军首战攻占的城池）埋头研究了半个月，参考中国的夏正历法，又摘取当年在广州教堂中所见过的外国历书，会合成天历，把一年分作三百六十五日。
他又嫌十二时辰中的亥、丑、卯三字发音不好听，并改亥为开，改丑为好，改卯为荣，于是乎，太平天国的元年，便成了辛开”。
其实，“辛开”，也含有辛亥开国的意思，倘若不是外国列强配合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效忠清廷死力围剿的话，那洪秀全还真的会在19世纪中叶就把清朝推翻了的。但十分有意思的是，这次自辛亥年开创的、历时十八年的太平天国政权被灭失后，却在一个甲子六十年轮回后的辛亥年，又发生了更为伟大的辛亥革命，并在这一个辛亥年建立了“中华民国”。不过它的元年是1912年1月1日。太平天国革命与辛亥革命，有着相似的革命。这两种革命有承接的性质，其革命，都是因为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压迫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第一个高潮，而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革命的第二个高潮。出现这两个革命高潮，毛泽东有过如下的结论：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
洪秀全领导的革命运动，虽然有着以上的结果，但洪秀全在揭竿而起时的动机及其燃烧起革命的激情，却应了外国传教士办报的启蒙。可见报刊书籍在中国传播，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充满反清的鼓动性与颠覆性，但对开启民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鸦片战争之前，来华外人在澳门和广州出版过外文报刊，这些报刊讨论列强对华政策，有的传教士参与了外文报刊的创办和编纂。在外文报刊上，《晚清报业史》说：
传教士撕下了“中外亲善”的面具，一再煽动侵华战争，鼓噪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美国传教士俾治文在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上说：
“采取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清王朝的大门终于被轰开了。在炮口的威逼下，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42年的《南京条约》等）。重点在割地赔款，五口通商。
1846年2月，道光皇帝发布上谕，批准法国取消天主教的禁令，基督教（新教）也随之开禁。于是传播“福音”的报纸一下子猛涨，先后发行约76种报刊中，有“十分之系教会报”。
教会办报的宗旨，可以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第二期，由主编米怜的自述中，窥一斑而可见全豹：
记者深愿此后假以时日，逐渐加以改善。至本报宗旨，首在灌输知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
本报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然其他各端，亦未敢视为缓图而掉以轻心。
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欲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岂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
比较有影响力的教会报刊有如下几家：
第一家报纸是《天下新闻》，创刊1828年（道光八年）；
第二家刊物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1833年（道光十三年）；
第三家报纸是《遐尔珍贵》，创刊1853年（咸丰三年）；
第四家是半月刊的《中外新报》，创刊1854年（咸丰四年）；
第五家是《六合丛谈》，创刊1856年（咸丰七年）；
第六家是《香港新闻》，创刊1861年（咸丰十一年）；
第七家是《中外杂志》，创刊1862年（同治元年），地址上海；
第八家是《中外新闻七日录》，于同治四年（1865）创刊于广州；
第九家报纸是《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出至第301期时，即前面讲到的易名为大名鼎鼎的（《万国公报》；
第十家是1872年8月创办在天子脚下北京的《中西见闻录》；
传教士来华的使命，原本是推广基督教，实现在中国基督教化，但出版发行的报刊，大多兼载非宗教性的内容，其在政治上的鼓动性日益猛烈。如美国传教士、《万国公报》的主编林乐知（1836—1907，曾在1901年将他在上海开设的中西书院、苏州开设的博习书院和中西书院合并改组为东吴大学。他首次系统提出将基督教义与儒家旧礼教旧思想相结合的理论，以迎合上层人士的心理。译著有《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中西关系略论》等）在该报通常发表有关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进步与优越性。如在《万国公报》（1975年第340期）刊发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中，论述了天赋人权及其民主政体中的作用，宣传西方“各国所行诸大端，其中最关紧要而为不拔之基者”，则是“治权属之于民，仍必出之于民”，介绍了三权分立及议会制度：
“不过是分行权柄而已：分权柄，但要行之有利而不相违背，有权益而不相伤害。权柄一分为三：行政权，司法权，议会权。什么叫行政权？由传位的君主行使并得到尊重，欧洲各国是这样实行的；美国与南美各国，由公举的总统行使；什么叫司法权？司法独立必须经过行权者所命，再由议会议决后允许独立；什么叫议会权？凡议会人员，有的是由君主委派或民举，有的则是全部都由民间公举。那么行使政权的人，他的权力还在吗？在的，就都照章程中定好了的法则，以及由众议院议定好了的事去办理就行了。……至于议员分为上下两院，合言之即为众议院，上议院中的大员，在英国有亲王的资格才能担任，其他议员由朝廷指派；在美国，上议院由各省派人担任，下议院中的大员由民间公举的人担任”。
这篇政治文章公开发于1875年6月12日。
1875年正是同治帝死，光绪帝即位，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发生旱灾，日本占领我冲绳岛，李鸿章之邀请美国前总统来调无果的这一年。
在这一年，像如此宣传民权、三权分立、议院、民间公举等名词的文字前所未有，对中国帝制的动摇，乃至崩溃，起到了开民智、开官智的先声，其意义实在不可低估。
为什么不可低估？
因为对于长期处于帝制思想禁锢的人来说，那些新鲜的名词是革命的名词，如同“在一漆黑的暗室中，开启了一扇又一扇窗户，眼前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并在强烈的对比中看到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优越于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终于突破了旧思想的樊篱，萌生出变革中国政治制度的要求”。
本来，传教士是来中国传播基督教文化的，他们办报的目的也原本是宣传宗教的一种手段，但自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们突然发现“实现中国基督教文化，这一目的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转而宣传西学政治，以至于使中国人，尤其是使康有为、梁启超、张謇、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熊秉坤、黎元洪、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慈禧太后、光绪帝、奕勖、载津、隆裕太后……等等人士，相继地、不同程度地、不同视野地、不同感觉、不同心态地受到了直接的或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
正是这种影响，催生了改良派，及至出现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博弈较量；君主立宪在那时节，“如万顷洪涛，奔流倒注，一发而莫之或遏”之势，就连原先对改良立宪的守旧人物也乐观其成，以为这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革命在那时节，却犹如孙中山在连续起义失败后所说：以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到了1911年广州起义再度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辛亥“革命风潮，一日千丈”。
于是，走日本或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失算。
走美国三权分立总统制的胜算。
西方传教报刊的舆论威力，最终带来中国报界雨后春笋，在这里有个作者在报端发表了浓厚革命性的文字。
他就是邹容。
1903年发表在《苏报》的《革命军》，作者已为读者所熟悉的了。《革命军》慷慨激昂，当帝制尚存一息时，他仿佛一位披发跣足、撕碎袍服、袒胸露腹的殉道者：
我的祖国今日病了！死了！难道不是应当食灵丹、扔宝方使之复活吗？啊！啊！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不要后退，不要中立，不要徘徊，此时啊，此时啊，这就是我所倡导的革命，与同胞共勉而实行的革命啊！
清廷自此发现报纸上的革命言论太厉害，一再封杀，一再出台办报“报律”、“报馆条例”，但总是遭到报人挖苦与抵制，讥为“始皇偶语之禁”、“全地球之第一夜叉国”。直到1911年2月，清廷又出台修订后的报律，叫做《钦定报律》，但不数月，武昌枪响。武汉、上海的革命党人和革命的同情者居然创办了一大批临时性小报，约计二三十种。如《警报》、《迅报》、《紧报》、《电报》、《快报》、《飞报》等等，但大多登了些假新闻，例如：
“京城失守，清帝逃去，庆王被擒”；
“清摄政王昨晚暴卒，清皇太后自缢死”；
“民军光复天津，地方官皆逃”；
“袁世凯宅被毁，妻妾自杀”；
这些假新闻假电讯，暴露出报人的不严肃性和不良习气，虽然有的收到了预期效果。比如港粤各报信以为真，“相率登载”，本来清吏张鸣歧、龙济光、李准等“初负蜗自固”，但闻“京陷帝崩”四字后，又见“全城人士欢声雷动”，那“张督知人心已去，无可挽救，始仓皇出走，龙、李亦卑辞乞降。
使广东全城，得以不流血而获光复”。
（冯自由：《革命逸史》）
北“京”没有被武昌革命军攻“陷”，这是立宪党人的努力，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种胜利；皇“帝”没有大“崩”，这便是隆裕太后的胜利，但她没有看见这个胜利的果实，她与四万万人一样，只看到了清朝帝制的崩溃。
有人说，武昌起义之日，中华民国建立之日，当是以“文字收功日”。
的确，报纸的舆论，其作用大矣哉！
帝制的崩溃：由一段悲剧到另一段喜剧隆裕病逝前，身边只有保留帝号的宣统溥仪、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内务大臣世续和两三个宫女。隆裕对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这么荒凉，不知魂归何所？”又对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别汝之期至矣，沟渎道途，听汝好自为之而已。”
这位当时只六岁的溥仪，在他长大后差点和辫帅张勋复辟帝制，后来又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当了几年傀儡的康德皇帝，之后又被苏联红军俘虏到苏联，后来是由毛泽东把他要回来送到他的老家沈阳抚顺改造，毛泽东看他改造好了让他回到北京当了政协委员，毛泽东还和他合影。这年——1961年的双十节，毛泽东对溥仪说：
“溥仪先生，昔40多年前，我还是你的一个臣民。”
也是在这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统战部的张执一部长（曾任武汉市副市长）请熊秉坤和溥仪见面，废帝溥仪对熊秉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熊老先生，谢谢您打了第一枪，使我成为一个公民。来，熊公，我敬您一杯！”
熊秉坤说：“过去，是冤家路窄，现在，是冤家路宽，殊途同归。咱们都是新人，新人办新事，你敬我的这杯美酒，我一定干杯！”
这样，帝制的崩溃，便有了喜剧的色彩。
这个喜剧色彩，只能由收拾帝制残局的人扮演。
本书至此也就算是结束了。
但从历史遗留至今的话题来看，有着令人不满的感觉，甚至于令人时有扼腕、伤感、遗憾的所在，这种感觉与所在，如归纳起来的话，主要是来自相当于宋人王安石在《桂枝香》词中所表达的这样一种情愫：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樟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惜，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磋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