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曾国藩家政方略
曾国藩的治家思想一向被人推崇。在曾国藩一系列的家政思想中，不仅提出了诸如“八本、八宝、三不信”思想、勤俭孝佛德行，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一贯推崇的家政道德思想，而且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发扬和创新。
俗语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仅家有家规，军有军纪，而且国有国法。一国之内没有规矩，国家就会陷于混乱，一切事务、政策都无法有效地组织实施起来；一军之内缺少了军规，军队组织就会涣散，将勇各行其是，军队的战斗力势必就会受损，作战的指令和意图就不能得到圆满实现；落实到一家之内，如果日常事务中没有明确的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家庭成员各行其道，这家人就会显得没有规矩，没有教养。而且一个家庭文化内涵的厚实与否，外人一望即知。再者，有效的家庭组织、家风，可以增强一个家庭的内在凝聚力、文化气氛，有效地支持所有家庭成员各自的成长与发展，协调成员间的关系，促使全家人齐心协力，共同发展。一旦一个家庭内在的能动性、整合力、其生机勃勃的气象被这个家庭的主持者通过适当的方式和规矩合理地调动起来，这个家庭的成员中就会出现那种“兵雄雄一个，将雄雄一窝”的局面。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带有一定封建色彩，然而你又不能不佩服其持家有道的封建家长。在清朝当时那样一个乱世中，居然从一个并不十分显要的乡绅家庭中走出了两位封疆授爵大之臣（曾国藩、曾国荃）；一位外交界的奇才，曾经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曾纪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曾纪鸿）等。不能不说与其持家治家大有关系。
曾国藩的治家思想一向被人推崇。在曾国藩一系列的家政思想中，不仅提出了诸如“八本、八宝、三不信”思想、勤俭孝佛德行，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一贯推崇的家政道德思想，而且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发扬和创新。不仅如此，曾国藩一生品行的过人之处，应是他说得出来就一定做得到的精神。他在管理家庭方面，也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出一种治家之道，而且更加积极地躬身实践，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令必行，有错必究，又相亲相爱，齐心协力，形成了曾国藩十分严谨又十分注重内在团结的家风。
要讲曾国藩的治家之道，就必须先提到他的祖父星冈公、父亲竹亭公，两代人于治家方面给曾国藩遗留下了宝贵经验。在易孟醇先生《曾国藩传》中，对湘乡曾氏的家谱及星冈公、竹亭公在世时的情形作了描述：曾氏第六十二代曾孟学迁至湘乡大界后，在这里繁衍了大批子孙。曾氏迁湘乡后到第四世，家庭开始富裕起来，人丁也更繁盛。第四子贞棋，名应祯，字元吉（1694－1764），“少贫，手致数千金产，室庐数处，尽以予其子。而自置衡邑之能塘湾田四十亩以志焉”。曾元吉次子辅臣，别号辅庭（1722－1777），配蒋氏，生子一，名衍胜。衍胜字儒胜，号竟希，别号慎斋（1743一1817），是曾国藩曾祖。他66岁那年，即嘉庆十三年（1809），举家从大界迁至白杨坪居住，死时，曾国藩已５岁。
曾竟希第三子兴驼，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冈（1774－1817），即国藩祖父星冈公。他继承祖业，占有一百多亩水田和多处山村、屋宇。因为年轻时家道正兴，星冈公年轻时放荡游冶，酒食征逐。直到父死后，已过而立之年的曾星冈，挑起了一家重担，始收心治产业。对于自己的这些经验，星冈公曾有一段坦率的自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袭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志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凭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崛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听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泵，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他的长子名毓济，字麟书，号竹亭（1790－1851），即曾国藩之父。其科考未第，以读书、教书终其身。
曾国藩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受祖父曾星冈、父亲曾竹亭的影响很深。由于曾竹亭科考落第，愤而设馆授课，星冈公一直是这个四室同堂的大家庭的最高管理者。
据曾国藩说，“吾家累世以来，孝佛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反用去一文（当为二文），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
曾星冈从中年起也接受了父亲竟希公的这种自教。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曾国藩已点翰林，正式步入仕途，曾星冈仍然训诫儿子竹亭说：“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靠他吃饭。”后来，曾国藩把父亲的这种家风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家书中提出来，用以教育子侄。他写道：“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清洁，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以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他把这八件事归纳为“书、疏、鱼、猪、早、扫、考、宝”的“八字诀”，并“拟即写屏上”，赠送给诸弟。他认为只有如此，“庶不改祖父以来之旧家风”。
星冈公性情暴烈，言行专横，对妻子儿女皆如此，他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对儿子曾竹亭尤其严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口高口高，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儿子曾竹亭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跟徐进，愉色如初”。可见，曾星冈是个中国传统的“严父”类型。应该说，中国传统的“严父”式的家庭教育，尽管有许多不尽情理的地方，仍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教育子女的方式。与今天中国对独生子女单纯“溺爱”的家教相比，“严父”式教育能够更好地磨练女子的性情，培养其严谨刻苦、尊老爱幼的品德。
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者不傲，更好全了。”
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仍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时时重提此事，同诸弟共勉。
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的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所以，曾国藩对于祖父终身敬服。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他仍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概，而终老山村，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从这些言论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之治家与其祖星冈公、其父竹亭公之家教遗风干系颇深。曾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民风家教中，都痛感清季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以他每每以自己的理学素养出发，发崇古之思，以重振纲常伦理之说为己任。这的确是他思想中比较保守、传统——但也未尝就是全部“负面”的一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良莠杂陈，纲常伦理既有积极、规范的一面，也有束缚人性、愚昧落后的一面，所以我们也应对曾氏治家区别对待，扬弃良莠，而且也由于所处时代变迁转折之点，曾国藩的治家思想也有许多比较先进的时代特征与元素。这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