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尽人力，安天命
曾国藩一生经历的困难、挫折无数，但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不断努力，他认为尽人力以促天力是事业成功的法宝。
很多人的心里常常都有这种想法：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自己流了多少汗就该有多少收获，否则的话内心就会失去平衡，继而对现实不满，整天满腹牢骚，怨天尤人，却不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天就是命。但信天命并非放弃人为的努力，从此生活得过且过，无所作为。这些就要看你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努力，以及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尽性上，不妨盲目些，在知命上，不妨透彻一些。
人生在世，有可为之事，也有不可为之事。有可为之事，当尽力为之，这就是尽性；有不可为之事，当尽力从之，这就是知命。
曾国藩一生经历的困难、挫折无数，但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不断努力，他认为尽人力以促天力是事业成功的法宝。
曾国藩曾悉心研究过《易经》，探寻过虑静安息的原因，从而理解人不可能没有缺陷。他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任何事物都是此消彼长，祸福相依，人们才有苦尽甘来，绝处逢生，山穷水尽，柳暗花明之叹。所以，大吉大利之后，就是大凶大难之时。
曾国藩说：“君子身处好的环境中，做事兢兢业业，常常觉得上天厚待我，实际上并非老天厚待你，而是因为与处境不好的人相比较，你才会觉得幸运。‘古人常说，处境顺看不如我者，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每个人都喜欢一切顺利，本能地回避生活中出现的凶险。但是，到底有没有办法保持吉利回避灾难呢？他认为，人处在好的环境不断反省自己，通过反省又可走向吉利。常人只知道有了过错才需要悔改，而并不知道取得成功仍需悔改。
为什么是悔改？曾国藩说：“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取求全也。”也就是说有遗憾有不足就让它有遗憾有不足，不要过分追求全、圆、满。然而多少人不明白这一点，拼命追求胜利，功成名就；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灾难也就降临身旁了。清人朱柏庐劝诫子嗣：“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曾国藩说：“天下事常由命不由人。”曾国藩虽认为天命不可违，但他并不安于现状。他在防守安庆时，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这样说道：“做大事，一半靠人力，一半靠天意。这次把守安庆，战壕挖得很深，城墙也筑得很坚固，日夜守卫巡视不敢有丝毫懈怠，这就是尽了人力；到最后会不会因一个小漏洞而造成全线崩溃，那就是天意了；各种增援兵马也已安排妥当，多、鲍是正援集贤之师，成、胡为后路缠护之兵。助守墙潦之军，在人事方面我已尽了全力；但最后交战能否得手，能否不被敌人算计，能否不让敌人逃走，这些都是天事。我自当竭尽全力做好我能做的事。”
尽人力以促天力，成大事才有一线希望，而如果不尽人力只听凭上天安排是任何事都干不成的。
曾国藩认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为一件事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而且做的过程中一丝不苟，精神不敢有任何懈怠，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尽全力，成功了不要自得，失败了也不要气馁，更不要怨天尤人。这才算得上正确的处世方法。
曾国藩征战数十年，终于取得胜利，然而他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居功自傲，而是激流勇退。他说：“知悔而变，才可以立身。让大家牢记的就是这两句话，‘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用尽’。有福而不去过分享用，事事以简朴为主，仆人和奴婢要少用，银钱也要少花，这样做就是福分了；有权势而不乱用，就会少了很多闲事，也就不会随意评判是非，没人感激你也没人怕你，自然可以长久了。我想了很久，不辞职就不能回老家。以前曾经觉得这样做显得太急促，但是功成身退，却是越快越好。”
《易·系辞》中有这么八句：“尺蟆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德，以崇德也。”这就是尽性。大意是说，尺蟆虫收缩身体，是为了爬行。龙蛇的冬眠，是为了求生。精通义理出神入化，是为了学以致用。利用所学安身立德，是为了弘扬德行。此外还有四句：“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这就是知命。意思是说，离开了上述所讲的而谈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至于超越神奇，懂得教化，那就是最完美的德行。
由此可见，农人耕种庄嫁，勤劳者就有好收成，懒惰者当然会歉收，这就是性，种庄稼若遭了旱涝之灾，到头来庄稼或者早死或者淹烂，这就是命。爱人，治理人而得不到治理，以礼待人而人不以礼相答，这就是命。因此，同一件事在不同的人那里也有尽性和知命的差别。
曾国藩征战多年，屡建功勋，但总得不到当权者的信任。官场几度沉浮使他明白，很多事情就算尽人力也不能做好，凡事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像现在，他为皇帝尽心卖命，到头得来的是猜忌和怀疑，不如顺其自然乐天知命。
曾国藩奉命节制四省军事，他忆起从前，历经百般沧桑，知晓世态炎凉，何况树大招风，功高震主。虽能权倾一时，但必将招致无穷后患，思虑再三，一再恳求皇上准许辞去其统辖四省军务大权，甚至在奏折中说：“所以不愿管辖四省，再三要求辞职，实在是因为大乱未平，用兵遍及十多个省。诸道出师，将帅联翩，我一个人权力太大，恐怕会引起其他人陷入争权夺势的斗争中去，为防他日有外重内轻之嫌。机括甚微，关系重大。这是臣的拙见，还望皇上明鉴。”
从这里固然可以看到曾国藩邀功的一面，但这也与他在知命上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一般的人之所以赶不上那些圣人，就在于圣人既可尽性又能知命。尽性，就像学习可通的道理，至于知命则是一种至高境界。当你尽性时，说明功力已达到了十分，然而所得到的效果或者有相当的回报，或者没有相应的回报，对此圣人则能淡而处之：好像知道这样，又好像不知道这样；好像很在意，又好像不太在意，这其中的滋味最难体会。
攻克天京后，曾国藩兄弟事业达到巅峰。一时间荣耀满天。然而这些荣耀只是表面上的，曾国藩兄弟面临的，是无数的暗涌激流。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攻陷天京后，清政府获悉天京城内有许多财宝，因此下令攻城将领将财宝献归政府。清廷连年的征战耗资巨大，内忧外患已是国库空虚。但是朝廷欠湘军军饷甚多，况且要让将士将财物交出恐怕也不可能。因此，曾国藩上奏请求免缴。但曾国荃从此落下贪名，曾国藩也落下一个“包庇”的罪名，更是遭到清政府的极端不信任。
清廷对曾国藩兄弟明里封爵，骨子里却充满疑忌，猜防备至。曾国藩陷入此境，虽有冤屈，但他一生克己持重，坚忍宽厚，因此逆来顺受。
在他看来，人的一生不可能完美无缺，既使得到了完美，但灾难凶险也会随之而来。凡事尽人力听天命不要太在乎事情的结果，这样心里也就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