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既然当炮手，若不是时时刻刻放炮，每天就很可抽出一点空闲来学许多不是放炮用的知识，或与放炮有关的高深知识。当年拿破仑也是个炮手，如不用脑子，不过永远是个炮兵小军官罢了。凡事无妨从小处着手，做人勇敢，做事认真，莫吃烟酒，更莫只想吃肥肉。二十年前伟人多大胖子，到走路时自己搬不动自己身体，就特别被人敬畏，认为是天生福相福气。现代伟人可不同了点，要能跑能跳才够，太胖了是容易成为目标的！无事时能把字写好，又敏捷又整齐，将来升学对你有用处。我看不惯流行“伟人字”和美术字。还是应该让张飞、张宗昌写伟人字，三脚猫艺术家写美术字，你就为准备升学来写“记笔记”作战时抄“报告”的普通字吧。
你说到装备能增加士兵勇气，一个新上战场的士兵，头上有顶钢盔也许在勇气和虚荣上都有点儿作用。至于一个现代军官，单是头上有钢盔并不济事，还要同时武装那个脑子才够格！钢盔只能防备流弹，可并不能抵抗社会中流行愚蠢有毒的观念和打算。流弹不可怕，随时随处都可以发现的糊涂小气才是最可怕东西！在军队中多有几个钱，能用来买书读，比买自来水笔或镶金牙齿有意义多了。要能管自己，从小处又严又狠地来管自己，要学习，从各方面学习，这才像是个理想军官！
你羡慕“教授”，二十年前我和你爸爸一辈人，在军队中混日子，糊糊涂涂地玩下去，耽误了正经事，所以才轮到如今不文不武地来在普通学校中教书。教授有什么稀奇？我看到过一些专家教授，在五年战争中，受不住生活变动的试验，精神萎靡，一切国家向上理想，都随同他个人生活的不稳定而失去，就只会用玩牌赌博消遣日子，唯一希望是等待和平回家。这种人目前过日子方式，实在是不值得羡慕的！学术知识可尊重，因为一般学术知识的发展，正可表示这个民族的进步。至若知识与做人气概脱了节，对国家无信仰，对战争逃避责任，这种人的知识，平时既造成了他过多的特权，战争时且作成他一种有传染性的消极态度，在学校即使大学生受坏影响，在目前社会，真可说是毫无用处的！为的是我们这个国家在患难中，想挣扎，想翻身，最需要的就是从大处看从远处想的做人气概！知识阶级有些不争气的，也有些特别值得敬重的。照例用“时间”来淘汰，十分公正！凡知自尊自重又永远有青年精神，对个人工作十分认真，对目前环境挫折永不消极的，必然得到世人应有的敬重。因为这也是一种勇敢战士！此外低能的、生性懒惰的、工作成就拿不出手，在埋怨中颓废下来，活得恹恹无生气的，可说是精神上的败北之士。即或会诪张为幻，逢迎投机谋个一官半职，在应景凑趣场合中也好像活得有声有色，其实不过三五年，还不是原来叭儿狗原形出现。正因为一切的逐渐进步，终会把这些人丑处和不中用处显露的。
过去的人物，过去的希望打算，都应当随同一去不返的时间，完全成为过去了。这回轮到你们来奋斗作人，给历史上见出一点奇迹了，打了五年仗，年青人在炮火经验当中，虽事事都见出可乐观的征兆，可是空洞乐观并不能应付事实。事实是在一切职务上，国家设计上，抵抗敌人的火力或修正习惯上弱点，都需要万千优秀青年来担当分内事情。所以凡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就一定要好好地有计划地来活几十年。我们和敌人有形战争，也许三五年内因国际局势转好转劣都可以告个结束。另外民族与民族间，却有个永远不能完结的无形战争！谁个民族能团结向上，谁就存在，且活得又自由又尊严。谁个民族懒散而不振作，谁就败北，只会在奴隶身分中讨生活。三十年来社会方面有人把事情稍微做得好一点，有点小小成就，就给你们许多鼓励，增加不少求生存求上进的勇气和信心，你们假若一切作得更好些，岂不是对年青一辈有更大帮助？
凡事得慢慢来。“信仰”是要靠“韧性”来支持，不能单凭“冲动”来表现的。湖南人单纯性急处于事实无补，只作成到处冲突精力对销的机会。一个新的湖南青年，若不参加“政治”并不可羞，若缺少做一个新中国青年的气概，才真正可羞！
所谓湖南精神若只知“打仗”或“打架”，那未免太小了。我以为真的湖南精神应奠基于做人态度。要紧处是对工作理想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放松，谈改造尤其是能用耐心和勇气去求实现。努力时永远不灰心，学习中永远不自满，小小成功永远不自骄，困难来临时永远有办法去克服战胜。重视“人”而不迷信“神”。明白国家转好，完全出于多数人的意志，大家只要有信心和勇气，修正一切积习上的错误，自然免不了有牺牲，个人不幸被这种除旧布新的战争毁去了时，就沉默地死去，让更年青更结实的填补上去。若经营的是一种新的职业事业，不幸破了产时，也如此不声不响，休息一会儿再想办法重新做起。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新湖南精神”！这点精神在长沙三次战役中，新军人方面已有了充分表现。我们还应当努力表现于其它各方面。我相信这是办得到的！
云南局面虽紧而不紧。向缅边前线补上去的部队，士气都很旺，相信可以把敌人打败。在城市中传述谣言的，多是发财太多或贪心不足的商人，有的想在谣言中走路，有的又想从谣言中发财，所以川湘两地都传说昆明有一时节已炸平，事实上近九个月来，我还不曾见日本飞机在市空上飞过。谣言说昆明人已跑光，事实上新来的人想找个住处即不容易。且以联大一校而言，就依然还有三千学生照常上课，照常比球，照常演戏，而且还有少数顽皮学生，照常为同学起绰号，像你那么一个人，就会有人叫你做“迫击炮弹”，恰恰如像别的什么女人应分叫作“航空母舰”一样。他们日子过得相当苦，精神却并不坏。使人苦恼的不是敌机敌人，倒是当地法币多，以及当局对这种游资的活动无从控制。虽有数万万游资，只闻在有限现存货物上转手增加物价，从不曾有人用过十万块钱到出版业上投资，增加多数人一点理性或知识。三十万人口大城市中，除了四家报馆，只有一个定期刊物，还是从国家拿钱，带点救济性敷衍下去，完全缺少学术上自由批评检讨的精神，俨然只为装点场面而存在。比起桂林五十个印书的书店，五十种期刊向全国各处分布，二十家报馆，供给本市需要，我们也就大略可以看出一点“钱多也要会用”的情形来了。若不会用钱，在家庭或社会，是都只能造成一种不必要的纷乱，丝毫无补于实际的。随同商业荣枯而流行的谣言，虽能增加一点生意人的财富，和神经不健全分子的悲观（再增加他们用胡闹消磨生命的理由），然而对明白责任、且不失去做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的年青人，是不会有多少作用的。这也正如伤风嗝食一类小病小痛，对于你那么一个体力极健的小军官无作用一样。
卅一年九月昆明。
致一个作者的公开信
先生，谢谢你的来信。某君信寄还。你要我作的不知是什么事。是不是说应当多写点小论文？是不是说评评《水星》？若说的只是要我写点对于创作的态度和意见，我本来有几篇讲演稿子，说的话也许同一般人稍稍不同。但不成，这文章我不想发表。第一件事就是每个人脑子乃“生活”同“一堆书”安排的，观念同情感是一片生活一堆书籍的反映。同样的生活，同样读了那么一堆书，但体质稍稍不同一些，到结果也就变成两份东西了。人与人原来很不同！你尽管相信人类应当平等，但事实上人与人有时候比人与猴子差别得还多，你得承认。我说的是差别不是智愚。我的生活同一堆书与人不一样，这个真如你说的很帮助了我，使我想到的写出的皆走了一条新路。这自然是事实。五年内我若不病死，十年内又还不自杀，我也想到我一定还可以在这一堆日子里作出许多事情！我可以写出些比目前完美的文章，一定的。但我今日明日实在还不配教人，不配指导人。大多数人受过“学校教育”，我受的却是“人事教育”。受学校教育的人，作人观念似乎就不大宜于文学，用功地方也完全不对。他们爱憎皆太近于一个“人”了。一个像人的人，同社会哀乐爱憎原应当一致的。但一个饱受人事教育的人呢，他热得怕人也冷酷得怕人。对于生活上得失既全不动心；他不要及格，他不需奖励，他有他自己；整个的有他自己。对于工作则只知死死的扣着。看书时不受书支配，却只利用书。过日子时一切不在乎。他没有伟人和渺小的感觉，也没有成功失败的快乐和失望。他听机会安排住处同饮食，这些好坏不能分他的心，可是他决不放松每一个日子。不问生活怎么样，环境怎么样，他要作的事，总得在这一天里去作。他什么都不怕，只怕糟蹋日子到琐碎意气上。他无牢骚，无恩怨。他写文章，单纯的写下去，到死为止。先生，是的，我说的是到死为止。他需要报酬和快乐，在工作上他已得到了报酬，得到了快乐。人事上成功了，与他无关，失败了，他不过问。先生，这种写作态度，一个从大学校出来的人受得了？大多数人皆太需要社会，却太不知如何爱惜自己了。多数人皆习惯于受社会上的奖惩所控制，我却劝人抛开一切，自己来控制自己，先生，这对人有多少益处？你说。其次是关于写作的思索、安排，这是用脑子的问题，比作人更难说。我想到的别人想不到，恰如别人想到的我想不到一样。这件事若我能够帮助朋友，不是我来说教，倒是用我小说同散文作例，用篇章所及的各种形式，文字所及的各种形式作例，也许对人有小小益处。另外来解释怎么写就写得好，有说教者与骗子两种人，一个人若不相信自己，就去听他们指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