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著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6世纪）近500年间的305篇作品。《诗经》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诗经》名称的由来
《诗经》在先秦只称“诗”或“诗三百”。因汉代儒生尊其为“经”，故称《诗经》。一般认为，《诗经》中的雅诗主要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卿大夫献上来的，其目的是运用诗歌进行讽谏或赞颂，表达对政治的评价。《诗经》中的民歌也就是《国风》部分，主要是当时的乐官采集而来的。
《诗经》的艺术特色
风、雅、颂是前人对《诗经》按音乐特点进行的分类。风，本义指乐调，所谓“国风”，便是汇集各地的地方民歌。雅，是正的意思，雅即朝廷正乐。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舞曲。赋、比、兴是《诗经》创作的三种艺术手法。赋就是直陈，比就是运用比喻，兴就是借物起兴。
《三家诗》
汉代传习《诗经》的有四家，即鲁、齐、韩、毛。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毛诗创始人为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其中鲁、齐、韩是今文学家，在汉代立有博士，成为官学，故又称为“今文三家”或“三家诗”。
我国最早的文章汇编《尚书》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尚书》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上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
“史书”的四种体例
“史书”分编年体、国别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编年体是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的，如《左传》。国别体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的，如《国语》《战国策》。纪传体是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的，如《史记》。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的，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史书”的通史、断代史
通史是不间断地记叙几个朝代的历史事件的，如《史记》。断代史只记叙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如《汉书》。一部史书往往可同时归入不同体例，如《史记》属纪传体、通史，《三国志》属纪传体、国别体、断代史。
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春秋》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写的《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记载了鲁国242年间的历史。《春秋》对鲁国历史只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
什么是“春秋笔法”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春秋笔法”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意蕴深刻。
左丘明与《左传》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司马迁和班固都说《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左丘明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也有的说左丘是复姓。左丘明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或略早于孔子。左丘明双目失明，故后人亦称盲左。《左传》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了十七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左传》的特点
《左传》的叙事能力与它以前的作品相比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在《左传》中都能叙述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为后人称道。写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春秋时代《秦晋郩之战》等著名的五大战役。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这种叙事能力和写作方法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开创了文史结合的传统。
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国语》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内容涉及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以记载言论为主，但也有不少记事的成分。这部书不是系统完整的历史著作，除《周语》略为连贯外，其余各国只是重点记载了个别事件。可能作者所掌握的原始材料就是零散的，他只是将这些材料汇编起来，所以各国史事的详略多寡也不一样。《国语》中《晋语》九卷，占全书近一半。司马迁认为《国语》是写《左传》的左丘明所写，但后人多有异议。现在一般认为产生于战国初年，作者不详。《国语》的文字质朴，远不如《左传》有文采。
极富文采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记事年代大致最早与《春秋》相当，最晚到秦国统一全国。《战国策》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与《左传》相比，《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战国策》在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方面也比《左传》更加具体细致，生动活泼。《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
诸子散文
“诸子散文”是指春秋战国时儒、道、法等各个学派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诸子散文”是百家争鸣的产物，主要是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论说文，不是文学作品，但同历史散文一样，也包含着文学因素，因此“诸子散文”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价值。
孔丘与《论语》
孔丘字仲尼，世称孔子，鲁国人。孔丘在鲁国做过官，又曾游说四方，其主要活动是聚众讲学，并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私家学派——儒家。《论语》是早期语录体散文，语言基本上是口语，明白易懂。《论语》文字简括，一般只叙说自己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论证。由于孔丘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有很深刻的认识，《论语》中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论语》虽然篇幅不大，但作为儒家经典之一，长期以来都是文人必读的书籍。
墨翟与《墨子》
墨翟，生活时代约在孔子与孟子之间，即春秋战国之际。相传他原为宋人，长期居住在鲁国。《墨子》书中提到，墨子被人称为“贱人”，又提到他能制作车辖，大约出身地位是比较低的。墨子创立的墨家不但是一个思想学派，而且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民间团体。领袖称为“钜子”，门徒众多，重视艰苦实践，不避危险。《墨子》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汉代有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墨子》一书语言质朴，逻辑严密，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论说文，就是从《墨子》开始的。
孟轲与《孟子》
孟轲生活于战国前期，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由于他景仰并弘扬了孔子的学说，成为儒家的又一名大师，后世尊为“亚圣”。《孟子》共七篇，记述孟轲的言行，是他本人和门徒共同完成的。《孟子》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发展。《孟子》不但篇幅加长，议论增多，而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添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孟子》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文字通俗流畅，喜欢使用层层叠叠的排比句式。此外，《孟子》还善于用形象的故事帮助说理，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再作冯妇”等等，都成为后世常见的成语。
关于《老子》的作者
关于老子其人，《史记》中引用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他姓李名耳，字聃，年代稍早于孔子；一说老子可能就是楚国的老莱子；一说战国中期周室有位太史名儋，他可能就是老子。现在看来，老子很可能是古代一位具有传说色彩的贤哲，并一直有些关于他的故事和言论流传，这些言论，可能就是《老子》一书的雏形，大约是在战国中期，又有人对这部书加以增补，形成了今传《老子》。《老子》是用韵文写的，用韵规则与楚辞相近，所以它的作者应当是楚人。《老子》全书约五千字，都是一些简短精赅的哲理格言，文辞押韵，特别便于记诵。
庄周与《庄子》
庄周生活年代与孟轲相仿，可能年纪比孟轲略小。据记载，庄周生活贫困，困窘时织履为生，弄得面黄肌瘦。但据说当楚王派人迎他到楚国去做国相时，他却拒绝了，说是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庄子》共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通常认为是庄子本人所著，其他部分是庄周门人及后来道家的作品。庄子本人既是一个哲学家，又富于诗人气质。因而，《庄子》这部哲学著作，又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并且，《庄子》中的文章也已经脱离语录体的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庄子》的艺术成就
《庄子》善于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逍遥游》《秋水》等文章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和虚构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入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使文章充满了诡奇多变的色彩。《庄子》的文章结构也很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有时似乎不相关，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庄子》的文章句式也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更加之辞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显得极有表现力和独创性。后代的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曹雪芹等在思想、文学风格和写作技巧上都受到了《庄子》很深的影响。
荀况与《荀子》
荀况，又称荀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他的著作，后人编定为《荀子》三十二篇。荀子的思想虽出于儒家，但又吸收了其他各家的学说，对儒学有所改造。荀子思想中最突出的，是反对效法先王，主张文化制度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否认天有意志而能主宰人间的事务，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人性恶”也是他的著名观点。《荀子》书中的文章多为关于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长篇专题学术论文，论点明确，论断缜密，结构严谨，风格朴实，善于运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论据，多用铺陈手法和排比句式，整齐流畅，适于诵读。
韩非与《韩非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荀子的学生，生活于战国末期。秦始皇读了他的著作，十分佩服，便邀他来到秦国。韩非的同学李斯恐怕他被重用而动摇自己的地位，将他陷害入狱，最后韩非自杀于狱中。韩非的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作，共五十五篇。韩非懂得运用各种手段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从逻辑的严密、论述的细致、条理的清晰来看，《韩非子》要超过《荀子》，善于运用大量的比喻和寓言故事来论证事理，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自相矛盾”、“守株待兔”、“郑人买履”、“滥竽充数”等都是《韩非子》里生动的寓言故事，至今仍被广泛引用。
《天问》的艺术特色
《天问》是屈原创作的一篇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全诗三百五十余句，一千五百多字，并全采用问句体写成。全诗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通过对自然史的诘问，表现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考，对古信仰的怀疑；后半部分通过对复商周三代兴亡的回顾反思，流露出对楚国前途的强烈忧患意识。
《九章》和《九歌》
屈原的短篇抒情诗集《九章》是对自己一生悲惨遭遇和苦难历程的记载，包括九篇作品：《惜颂》《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歌》是屈原吸取楚地的民间神话故事，并利用民间祭歌形式写成的一组意象清新、语言优美并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抒情诗。《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东君》《河伯》《少司命》《河伯》《湘君》《湘夫人》《山鬼》《国殇》《礼魂》。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屈原的诗篇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辞藻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构成了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楚辞》更在《诗经》之上。
宋玉和他的《九辩》
屈原以后的楚辞作家最著名的是宋玉，现在可以确认是他的楚辞作品的只有《九辩》一篇。宋玉的创作明显受屈原的影响，《九辩》中共有十余处直接袭用或间接采用《离骚》《哀郢》等作品中的成句。但在感觉的细致、语言的精巧方面，《九辩》则在屈原作品之上。《九辩》全诗句式多变，长短错落，同时，诗中又多用双声、叠韵、叠字等修辞手段，在散文化的不整齐句式中，保持音乐之美。《九辩》特殊的艺术成就，使宋玉成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与之并称“屈宋”，为后人所尊崇。
《垓下歌》和《大风歌》
楚歌是用楚地地方方言歌唱，用楚地音乐伴奏的歌谣。最早的楚歌是项羽被刘邦的各路大军围困于垓下时对着虞姬唱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诗中表现出了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在先秦诗歌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与《垓下歌》相呼应的，是刘邦的《大风歌》。虽然刘邦是战胜了项羽的成功的英雄，但他的《大风歌》也同样贯穿着关于命运无常的感慨：“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贾谊和他的问答体汉赋《鹏鸟赋》
贾谊在22岁时便受到汉文帝赏识，成为朝廷中年轻有为的政治家。他性格尖锐，敢于说话，引起朝中元老的不满，被贬谪到楚地长沙。贾谊在长沙时，某日有一只猫头鹰飞入贾谊室内，在当时的迷信中，这意味着“主人将去”，大不吉祥。贾谊因此更想到世事无常，便作《鹏鸟赋》自我宽慰。《鹏鸟赋》是楚辞体与汉赋之间的一种过渡，由于重视说理，直接抒情的成分已经减少，语句中除去语气词“兮”字，基本上都是整齐的四言句，已经脱离了楚辞的风格。赋的内容是以贾谊假设自己与鹏鸟的问答展开，也开了问答体汉赋的先河。
枚乘的新体汉赋《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