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像西门庆这样的人绝对不止一个，而是一个绵延不绝的群落。从这个角度说，《金瓶梅》其实是对这种人生的真实再现。作者没有忘记他们是人，像西门庆，虽然是个恶霸，在妻妾面前不过是个丈夫；尽管是一家之主，纠缠于妻妾争执的时候也不少；对那一帮帮闲兄弟，他也不是一副恶霸面孔。他们虽是一味好色的纵欲之徒，但更是有血有肉的人，《金瓶梅》的作者描绘的是他们比较全面的人性。像西门庆这样活过又死去的人不知有多少，看了《金瓶梅》只不过是窥其一斑而已。后来，曹雪芹把这种人称为“体淫者”：“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
唐代散文家柳宗元写过一篇《河间传》，说河间起初是个极其贤良贞洁的人，后来却被“其族类丑行者”所坏而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淫妇，以致“积十余年，病髓竭而死”。这正符合了美国舞蹈家邓肯所说的：有的人之所以有德行，只不过是因为他受到的诱惑不足而已。古希腊传说，人生而完整，后来却被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于是人活着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这种因被分割而孕育出来的内在之力到底有多大？事实证明，它完全可以毁灭人的身体。在浪漫文学里，女人多被称为“妖精”，她们美而媚，对男人能产生不可抑制的吸引。其实所谓“祸水”、所谓“妖精”本是一种属于女人的美，只不过男人们失去了驾驭它的能力，因而赋予其种种罪名。因此，一个女人长得美就意味着她具有经历更多人生和承受更多感受的可能性，如果是乱世，这种可能性会更加突出。马嵬自缢的杨贵妃何罪之有？她的死就是因为她的美，所谓“西施之沉，其美也”。庄子曾经谈过美对美的影响问题：
吴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众狙见之，恂然弃而走，逃于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樣，见巧乎王。王射之，敏给搏捷矢。王命相者趋射之，狙执死。
这只狙由于卖弄自身的美落了个身亡的结局。庄子之后，以美亡身者多矣！美能使自身亡，也能使被它诱惑的人身亡。出于这种考虑，庄子对美有所警惕，因而提出“不以美害生”的观点。但是清醒如庄子者能有几人？大众的思维是既然人死后形神俱灭，不朽已是虚幻，还有什么比和美发生关系更有意义呢？在所有的美之中，女人的美从来都是男人关注和追逐的对象，这种关注和追逐如果不能达成对美的体淫，则必然包含着对美的意淫成分。孕生致死的性，非此不可的情，难以满足的欲，酝酿着幸福，激发过悲剧。这就是作为身体中心的性。
二作为家庭中心的性
作为家庭的中心，性体现的主要是生殖功能，它是名副其实的生命之源。性作为血缘的纽带起着组合家庭、繁衍后代的作用。正如《周易，系辞》中所说天地氤氳，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因此，中国人非常重视这种植根于性欲的夫妇关系。子思在《中庸》第十一章中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因此，夫妇被称为“五伦”之首。辜鸿铭把它称为“公开的秘密对君子之道的认识始于对丈夫和妻子关系的认识一一婚姻中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真正关系。这样的秘密，歌德所说的公开的秘密，即孔子的君子之道，首先被男人和女人发现。”
中国古代的家庭有一种向社会扩充的机制，它由以男子为中心的妻妾组成。妾从社会上被纳人家庭的数量不受限制，而是取决于该男子的财力和欲望。这也许可以称为“一夫一妻多妾制”。这与蔼理士的观察是相符的：“据我们的观察，大多数人，无论男女，是单婚而多恋的。”其中有个规矩，即妻只能有一个，而且娶妻十分郑重，必须先告诉父母，并且要由媒一夫多妾制中只能有一个妻子，如果有两个妻子，那就麻烦大了。《世说新语—贤媛》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贾充前妇，是李丰女。丰被诛，离婚徙边。后遇赦得还，充先巳娶郭配女，武帝特听置左右夫人……贾充妻李氏作《女训》，行于世。李氏女，齐献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经年不决。贾后废，李氏乃拊葬，遂定。”
人来撮合，正如《诗经—齐风南山》中所说的：“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作为婚姻的组成部分，一个男人娶妻置妾主要是为了生育后代、延续家族的香火。明代法律甚至规定：凡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就应置妾。其原因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林语堂说：“婚姻在中国不算是个人事件，而为一个家庭整体的事件。一个男人不是娶妻子，而是要一房媳妇……”由此来看，用来生儿育女的是性，维系一家之主及其妻妾关系的县性，所以，完全可以说，是性把一家人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把一家人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感情。但是，感情也是在性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情者，性之质也”。林语堂对妻子和妓女作过如下比较：“妓女是叫许多中国男子尝尝罗曼斯的恋爱的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比较人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这就是说，妓女对应的是性的娱乐功能，所以是浪漫的；妻子对应的是性的生殖功能，所以是实际的。古希腊人所持的观点也很类似：“我们养了艺妓以供娱乐，养了小妾以侍候我们的身体，养了妻子以生合法的孩子并为我们照管房子。理安‘艾斯勒《神圣的欢爱》）
这种把女人分别对待的方法牵涉到对性功能的理解：“在性行为当中，总是要在愉悦与生殖之间做出区分（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在这方面最悲观的看法来自多恩，他在《世界的解剖学》中把婚姻看成了葬礼：“我们在杀死自己而繁殖我们的种族。”蔼理士在《性心理学》中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不错，天生了我们的性器官，是为传种的，不是为个人逸乐的；但天生了我们的手，目的原在帮助我们的营养的功能，如今我们拿它来弹钢琴，拨琵琶，难道也错了么？”显然，蔼理士是倾向于传种兼娱乐的。泛性论者弗洛伊德激进地认为：“对于人来说，性本能本来就不是服务于传宗接代的，其目的在于获得某种快感。”在弗洛伊德眼里，性的首要目的是快乐，但是，他并不否认性的传宗接代功能，只是把它放在了第二位。而中国人常常倾向于把性实用化。儒家人物认为没有孩子是最大的不孝行为，自然是把性当成了传宗接代的工具。事实上，“性欲是传代的原因达—芬奇）主要体现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而追求性的娱乐功能则是后起的。在家庭中，性首先体现的是生育功能，同时兼有部分娱乐功能，尤其是纳妾行为。
不可否认，一夫一妻多妾制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首先一个问题是由男女匹配不均造成的旷男怨女现象：“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巳。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另一个问题发生在家庭内部，上至皇宫、下至民间家庭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妻妾之间的争风吃醋现象。辜鸿铭对中国的妻妾制度颇为欣赏，说它就像一个茶壶和数只茶杯的关系。
但是，他却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因为人并不像茶壶和茶杯那样相安无事。中国第一部家庭小说《金瓶梅》对妻妾之间的争斗有细致的描绘。《金瓶梅》写的是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其中主要的是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她们虽然都以西门庆为中心，事实上却分成了两派：潘金莲和庞春梅是一派，李瓶儿自成一派。所以，整个《金瓶梅》写的就是这些女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进行的明争暗斗。由于潘金莲欲望最强，因而成为矛盾的中心。她长得妖艳，也很有才艺，很能讨西门庆的欢心，无奈，不能怀孕是个不足。于是，为西门庆生下一个儿子的李瓶儿就成了她的情敌。李瓶儿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潘金莲害死了她心爱的儿子。李瓶儿死后，潘金莲又想和吴月娘交手。由于西门庆也死了，结果她在失利之后被赶出了家门，最终被武松所杀。总体而言，西门庆给吴月娘的是婚姻，给李瓶儿的是感情，给潘金莲的是肉体。
三作为社会中心的性
性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社会的中心，这是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分不开的。中国古代采取的是封建宗法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周朝的诸侯分封制，整个国家由国君统领，下面是许多诸侯国，诸侯国下面是士大夫之家。因此，家族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儒家人物先齐家而后治国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中国古代的社会关系其实是一种家族关系，而家族关系其实是一种婚姻关系。于是，由夫妻关系而形成的各种亲戚关系就构成了整个社会关系网。《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交错纠缠的网络结构。贾母原是史家人，嫁与贾家；王夫人和王熙凤都是嫁与贾家的王家人；薛姨妈和王夫人是亲姊妹，最后，她的女儿薛宝钗又给王夫人做了儿媳妇。
这四个家族就这样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势力。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并不避讳近亲结婚，而是把它作为巩固自己力量的一种方式。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社会明显形成了士族与庶族两大不同的阶层，他们之间互不交往，更不通婚，而是讲究婚姻的门当户对。家族是由姓氏体现出来的媒”就是“谋合二姓”的意思。因此，婚姻就成了不同姓氏之间的结合。《世说新语》中王、谢是两个大家族，富有“咏絮”之才的谢道韫就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唐代诗人刘禹锡曾感慨这两个家族的衰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由于中国社会以家族为单位，家族以性为纽带，所以，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的潜在中心。
古老的卖淫业屡禁不止，这从一个方面证实了性是社会的中心。卖淫业对应的完全是性的娱乐功能。处于社会边缘的妓女对于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叔本华说：“妓女是人类放在一夫一妻制圣坛上的祭品。”莱基则认为“妓女作为堕落的最高类型，是贞操的最伟大的监护者”。事实上妓女就是性欲望排泄的通道，她们给富丽堂皇的古代社会宫殿提供了一条下水道，从而及时排泄不断积累的欲望，成为一股消解暴力的重要力量。但是，妓女本人却为此付出了异化自身的代价：“妓女是死亡在其中通过极端的生活方式暴露无遗的形象。妓女通常是生命的假面遮掩的死亡形象，因为她有色情的含义，她本身就是生与死交融的地点……乔治巴塔耶《色情史》）明代是个纵欲时代，《金瓶梅》就是证明。风流才子屠隆死于性病，汤显祖曾写了一组诗给他，题目是《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所谓“情寄之疡”就是当时对梅毒的雅称。
除了体淫之外，还有一种离开身体的欲望实现，即所谓的“色情”，也就是曹雪芹所说的“意淫”。巴塔耶认为“色情是从不合法的婚外性关系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色情主要出现在非夫妻关系的男女之间。其特点是对异性没有行动，只动心思；具体地说，就是把五种感官中的触觉排除在外。意淫主要体现在偷窥和梦境之中。偷窥和中国的沐浴文化密切相关。死于纵欲的汉成帝是一个酷好窥浴的人：“昭仪方浴，帝私觇之。侍者报昭仪，急趋烛后避，帝瞥见之，心愈眩惑。他日昭仪浴，帝默赐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后觇之，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飞扬。”洪升在《长生殿》中曾写到两个性饥渴的宫女偷窥唐玄宗与杨贵妃沐浴的情景：“亭亭玉体，宛似浮波菡萏，含露弄娇辉。轻盈臂腕消香腻，绰约腰身漾碧漪。明霞骨，沁雪肌。一痕酥透双蓓蕾，半点春藏小麝脐。爱杀红巾罅，私处露微微。”
意淫达到一定程度会出现于梦中，并可能导致梦遗。宋玉的《神女赋》和曹植的《洛神赋》写的都是意淫之梦。这种梦就是欲望的变相满足。据说曹植的《洛神赋》就是他恋慕嫂子甄后的产物，文中详细地描述了她的优美体态，表达了对她异常爱慕却不能接近的痛苦心境：“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
作为一种常见的性心理，意淫不同于肌肤相亲的体淫，它相当于西方所谓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被警幻仙姑称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指的就是意淫。“那年周岁时，政老爹……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贾宝玉的意淫可谓与生倶来。生活在女人堆里的贾公子一心关注着她们，试图驻扎于她们的心中。最能证明贾宝玉意淫的是在他探晴雯时，多浑虫灯姑娘一把把宝玉拉进里间屋中，搂在怀里，宝玉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于是，灯姑娘就说他“空长了一个好模样儿，竟是个没药性的爆竹，只好装幌子罢，倒比我还发讪怕羞。可知人的嘴一概听不得的。就比如方才我们姑娘下来，我也料定你们素日偷鸡盗狗的。我进来一会在窗外细听，屋里只你二人，若有偷鸡盗狗的事，岂有不谈及的，谁知你两个竟还是各不相扰”。
女人与政治的关系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性是社会的中心。中国文化史上流传着“红颜祸水”的论调。夏朝的妹喜、商朝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无不使政权的拥有者国破身死。民间所谓的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中，貂蝉和西施被用于美人计，成功地瓦解了男人社会的最高权力；王昭君的和亲改善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据说也是为了争夺杨贵妃。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谁能否认性是社会的中心？
（第二节）男尊女卑的社会格局及其影响
男女两性本来是不可分割的阴阳关系，但是，由于阴阳两性的生理差异以及他们之间合作与斗争的复杂关系，最终导致了中国古代两性关系的基本形态一一男尊女卑。其主要规范是“三从四德”。“三从”见于《仪礼丧服‘子夏传》，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总之，无论什么时候，女人都得服从于男人。“四德”见于《周礼‘天官。九嫔》，即妇德、妇言、妇容和妇功。为了更好地服从男人，“四德”倾向于让女人在性格秉性与言谈举止方面主动进行自我约束。“三从四德”从理论上规定了中国古代两性关系的主从地位，即男尊女卑。这种性别歧视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
乃生男子，栽寝之床，栽衣之裳，栽弄之璋。
其泣喳喳，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栽寝之地，栽衣之裼，载弄之瓦。
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诗经。小雅。斯千》）
如果生下来的是个男孩，就把他放到床上，给他好衣裳穿，让他玩玉饰，并对他寄予厚望；如果是个女孩，就把她放在地上，最多包个小被子，让她玩纺锤，对她的要求是：只要不给父母添麻烦就行了。后来，汉代的董仲舒提出来的“三纲”思想将中国逐渐规范成一个男权社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