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养生的要领，庄子借广成子的话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这里的形神关系体现了典型的道家身体观念。庄子把肉体称为“形”，把精神称为“情”或“神”，在他看来，养生的关键是管住精神，不让它出离肉体，这样就可以使肉体长存。所谓“无劳女形，无摇女精”就是不要过于劳累自己的肉体，尤其是不要对外物有什么欲望，这样就可以延年益寿。从这个角度说无劳女形，无摇女精”可以视为对“形莫若缘，情莫若率”的反面阐释。
按照道家人物的观点，人生在世之所以常常感到劳累，是因为心为形役、身为物役的缘故。因此，生活要抱朴见素，清静无为，不使身心劳顿。很显然，道家人物和儒家人物都看到了“心1精神）的重要性。但是，儒家人物采取的对策是“正心”，通过“正心”达到修身的目的；而道家人物却竭力将“心”化解，使自己无欲无求，鸿蒙把它叫做“心养”：“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幸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
在庄子看来，把握身体之“道”的养生需要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他借女偶之口说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曰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外天下、外物、外生就是将一切身外之物从心中驱除，然后经过朝彻、见独、无古今的内心审视和心灵净化，最后达到超越生死的自由境界。
《庄子》中还有一种说法叫“卫生”。南荣趑在养生与做人之间出现了麻烦：“不知乎人谓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躯；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己。”于是，他找到了老子，老子就向他传授了“卫生之经”：
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條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
“卫生之经”强调的是专一自守，不事外求，善于取舍，尤其是要向婴儿学习，回到婴儿状态。老子说：“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不论是摄生、养生还是卫生，道家人物追求的都是明哲保身、养生惜命。至于后来道士追求的长生不老，从庄子的言论中也显示了某些苗头。尽管道家思想不受统治者青睐，它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却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调剂品。一个人在不得志，尤其是心灵受挫时，道家思想就会悄然涌上他的心头。《诗经‘大雅蒸民》中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体现的就是道家思想。
（第三节）中国人的脸
脸只不过是身体的一部分，本来属于局部身体学的范畴。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能代表整个身体的部位，有时它可能影响到整个身体生存的优劣和存亡，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归纳起来，脸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容貌。人体的美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脸上，所谓美人其实就是容貌出众的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具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也就是说，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的美主要表现在脸上。二是“面子”。中国人特别爱面子。这种面子观念其实是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积淀的结果。三是命运。中国人往往相信命运是生来注定的，它就写在每个人的脸上。鲁迅曾经写过一篇《略论中国人的脸》，他把脸的作用分成了两方面：“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荣枯。”这两方面其实都属于“相面术”的范畴。这种借助脸占卜吉凶的“捣鬼”术世代相传，延续至今。它体现出来的身体观念是：脸面即命运。
一花容月貌为谁妍
一般来说，身体器官都是为“我”而存在的。但是，随着人的不断社会化，身体器官的功能也逐渐增多。以嘴巴而论，它首先是供“我”吃饭的工具。同时，人们还用它说话（互通信息）和接吻（交流感情显然，嘴巴的后两种功能都是人体社会化的结果，也是人体社会化的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身体器官不再是一种仅仅为“我”的存在，它还会在社会交往中和他人形成密切的关系，甚至成为一种主要为他人而存在的器具。
身体中的面部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化程度很高的器官。面部俗称脸，它当然首先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但是它却常常成为供别人辨识的标志，所谓认识一个人其实主要是认识他的脸。脸就像人的名字一样，表面上属于自己，其实却是供他人使用的。正如巴赫金所说的：“我的名字我是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它是为他人才存在的。”将人的身体略加考察，像脸这样具有利他因素的器官可以说寥寥无几，只有手、乳房和生殖器等数种，而且它们的社会化程度都没有超过面部。
面部之所以成为识别一个人的主要标志，从外在因素说，是由于它在文明社会里是为数不多的裸露器官；从内在因素说，是因为它集结了人体的各种感官：双眼（用于看）、左右耳（用于听）、高鼻（用于嗅和呼吸）、可开合的凹口嘴巴，用于品味、说话、亲吻等穴同时，它还包括额头高高在上面颊（分布两边）、下巴（弧形优美）等。这些左右对称、上下呼应、布局紧凑、色彩多样的器官和头发、眉毛、胡须等形状各异的元素共同构成一个动静相宜的和谐整体。就此而言，多样统一的面部无疑是人体中最美的部位。因而，面部就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美丽的重要标准。在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典籍里，记载了这样一个著名的美人形象：“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其中的妩媚动人之处无疑来自书写面部的最后两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面部对于他人具有两种基本功能：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康德认为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存在。但这只限于自然美。人体美虽然也是一种自然美，但它同时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因而人体美实质上是一种有目的的合目的性现象。在现实生活中，面容之美就常常携带着鲜明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不能说没有“为我”的成分，但主要是一种“为他”的存在。在《诗经‘卫风‘伯兮》中，一个女子苦苦思念出外从军的丈夫，她自述其生活起居和心理状态说：“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她为什么不再打扮自己了呢？因为欣赏她美貌的人已不在身边。这正是所谓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后来，东汉末年的徐干写了《室思》，其第三章云：“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这里写到的一个重要意象是镜子，因为人的眼睛看不见自己的容貌，只有借助镜子才能美化自己。事实上，这也可以视为容貌为他性的生理学依据。而在此诗中，镜子已经因尘封而昏暗，主人公不事修饰显然为时已久。正是从这首诗出现之后，“自君之出”成了乐府旧题，从六朝到唐代，拟作者很多，而且题目、主旨、技法均与徐诗相同，遂形成了一个“自君之出”的诗歌传统。
从《伯兮》到《室思》，书写的无疑都是离别夫妻的坚贞爱情。从根本上说，所有真挚的感情都具有天然的奉献性，两性之间的爱情尤其如此。尽管所有的奉献都是为他的，但爱情中的为他性往往目标明确而且单一，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的爱人而“容”，如《伯兮》的作者之于《伯兮》中的“伯”。爱情中的这种为他性当然是主观的，而在客观上，一个人的美总会引起大家的共同关注。《陌上桑》就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情形：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
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幘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这些句子只是写了人物的穿戴，并未提到罗敷的美丽，读者却能从“行者”、“少年”、“耕者”、“锄者”等的神态表现与动作反应中领略美人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所说的容貌之美均指女子，所谓“为悦己者容”
也专指女子。对于美的含义，曾有“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等不同解释，而马叙伦先生却认为“美”即“婊”，并提出“色好为美”的观点。由此可见，美是一个与女子，尤其是女子的面部密切相关的概念。
尽管人总不免有些顾影自怜、孤芳自赏之类的自恋情结，但这并不能改变面部的为他性。简而言之，眼耳口鼻为谁生？为自己，也为他人；花容月貌为谁妍？为情人，也为众生。
二中国人的“面子”
在人的身体部位中，最能展现内心神思的是眼睛。因此，顾恺之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除了眼睛之外，面部是表情最丰富的区域，羞愧、生气、慌张、喜悦，如此等等，都会在面部一一显露，压抑不住。维特根斯坦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也可以说：人的面部是最能体现灵魂的图画。面部表情显示着一个人的曰常生活状态。通过观察面部表情，大致可以看出一个人距离幸福的远近。“面子”正是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一个概念，与其说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如说它是尊严与虚荣的混合。总而言之，“面子”显示的是一个人的价值和影响。
《红楼梦》中的刘姥姥一度是个受人嘲笑的对象，但是穷人也有穷人的面子。在去贾府之前，他们有一番商议。刘氏以为去贾府无异于“打嘴现世”，也就是丢脸。最后，刘姥姥对狗儿说：“你又是个男人，又这样个嘴脸，自然去不得；我们姑娘年轻媳妇子，也难卖头卖脚的，倒还是舍着我这副老脸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处，大家都有益；便是没银子来，我也到那公府侯门见一见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这里的“嘴脸”、“卖头卖脚”和“老脸”分别对应的就是狗儿、刘氏和刘姥姥的面子。与此相对的一个词是“世面”。“世面”可以理解成“世界的面子”，一般是指富贵人家的大场面。
穷人怕丟脸，富人也一样。傻大姐在园子里的山石后面拾了一个十锦同理好”、“妙”均为由女字旁构成的会意字，囡而都包含了美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