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道家人物比儒家人物更透彻地意识到欲望对身体的伤害，因而，他们倾向于让欲望蛰伏于肉体之中安眠酣睡，以达到抱朴见素、清静无为的目的。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因此，他试图使自身的欲望在漠然处之中自行消解。老子对待欲望的态度就是禁欲式的“无欲”，也就是说，不让自己对外物有任何欲望。老子告诫世人说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在这里，老子把两种对待欲望的相反态度摆出来供人们选择，其倾向是不言自明的：凡是爱惜身体的人自然应当“塞其兑，闭其门”，否则，只会落个“终身不救”的结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常常“开其兑，济其事”，以致因小失大，由于追逐欲望而损伤身体，甚至失去生命。因此，老子沉痛地写道：“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为了消泯身体的欲望，老子开了两剂药方。首先，他劝人们要知足，所谓“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其次，他建议人们不要和自己想要的东西接触，以防止因得不到它而感到痛苦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庄子更是强调绝圣去智，无知无欲。他有意打破一切文明的规范，提倡“任其性命之情”、“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的观点，甚至渴望返回传说中远古的“至德之世”。
从表面上看，儒家人物和道家人物对待欲望的态度比较接近，他们都看到了欲望的副作用。其实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儒家人物是节制欲望，节制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而道家人物是消解欲望，消解是为了使它“形同虚设”。事实上，道家人物认为正是儒家人物倡导的“仁义”学说导致了人心浮动和欲望泛滥，所谓“罪在撄人心”。《庄子》里记载了孔子和老子的一段对话，其中，老子严厉地批评了孔子的“仁义”思想：
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
孔子曰：“要在仁义。”
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
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
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1”
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迁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遁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
当然，后来的道教人物和道家人物在对待欲望的态度上有很大差异。因为教士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其中一个让人长生的方法是“采阴补阳”术。也就是说，如果能在性交时采取女子的精气，就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据说，黄帝就是在和一千二百个女子交合后成了神仙的。但是，葛洪认为黄帝成仙并非只是借助于房中术，主要还是依靠了丹药的力量。尽管这样，他还是肯定了“采阴补阳”的作用：“善其术者，则能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令人老有美色，终其所禀之天年。”葛洪对“采阴补阳”的意见是：善于运用只能延年，不能长生；如果不善于运用，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若欲纵情恣欲，不能节宣，则伐年命”。而这正是“采阴补阳”带来的消极后果。历代皇帝几乎没有不想长生不老的，也几乎没有不纵欲的。儒家人物不关心肉体，没有就此发春高论。因此，所有企图长生不老的人，特别是皇帝，只好相信道士。而道士多讲究房中术，其规则是“御女多多益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另一种对待欲望的态度：纵欲。从“无欲”到“纵欲”，正是所谓的“物极必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道家人物的无欲思想是抑制身心当中的欲望，属于用心灵压抑欲望、平息欲望的做法，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养生的需要。由此可见，道家的无欲思想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身心分裂倾向。至于某些道教人物的纵欲行为，其实是想借助“采阴补阳”达到长生的目的，从本质上说，属于用肉体滋养肉体的行为，仍然缺乏对精神的关注。不管无欲还是纵欲，他们其实都是想从不同方向达到同一个目的，即保身养生。无欲是有意使身体避免来自欲望的伤害，纵欲是试图通过阴阳交合达到肉体不老的目的。对于他们来说，欲望始终是个幌子，对它的压制与放纵都是为了肉身长存这个唯一目的。因此，他们的做法无疑属于身心分裂行为。
除了像道家人物这样过于关注肉体的身心分裂之外，还有一种过于关心精神的身心分裂行为，其主要表现有两种，即怀古与思乡。（10）杯古意味着建功立业的渴望，思乡则近似于一种生命的寻根活动，二者构成了人们内心的两极，中国文人的心理空间往往就是由它们搭建起来的。怀古往往是中国古代文人在事业有成、名垂后世的先辈墓地或功业建立地而产生的追思和膜拜。面对先贤遗迹，他们心驰神往，同时感喟自己的蹉跎无成。由于功名的确立需要世人的认同，因而总是姗姗来迟。《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作者苏轼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敬慕先贤的人，怀古者可能会成为身有所成者，所不同的仅在于他和先贤之间隔着一段或长或短的时差。正是这段时差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大量的怀古之作。
苏轼如此，孟浩然也是这样。他在《与诸子登岘山》中写道：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怀古思乡共白头”，这是李商隐的一句诗。如果说怀古只是文人的雅兴，思乡却是人之常情。如果把思乡怀亲的作品排除在外，中国文学的魅力可能会失去一半。随便翻阅一个诗人的集子，只要他有过宦游经历，很少没有留下这类作品的：
在身心分裂方面，梦是一个频繁造访的蒙面人，有关梦的探讨见本书第五章。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痩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由于父母先后病逝，林黛玉成了无家可归的人，纵然在外婆家里住，依然难免思乡之苦：
……进来坐着，看看已是林鸟归山，夕阳西坠。因史湘云说起南边的话来，便想着父母若在，南边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桥，六朝遗迹。不少下人服侍，诸事可以任意，言语亦可不避。香车画舫，红杏青帘，惟我独尊。今日寄人篱下，总有许多照应，自己无处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么罪孽，今生这样孤凄。真是李后主说的“此间0中只以眼泪洗面”矣！一面思想，不知不觉神往那里去了。（《红楼梦》）
这种思乡之情达到一定程度后就有可能使人成为怀乡病人，其强度与情人之间的相思几乎没有区别。怀古也好，思乡也罢，其实都是身心分裂现象。王维的《相思》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他用红豆这个美丽的意象写出了情人们的心头之声：“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三身心关系的冲突模式
所谓身心关系的冲突指的是一个人的肉体和心灵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是使肉体中的精神在麻醉中陷人沉睡，还是为了成全某种精神而处死自己的肉体？这两种极端构成了中国的禁欲主义，前者萌芽于道家思想，后者可溯源至儒家思想。
儒家的节欲思想本身就蕴涵着冲突的可能。节欲就是对欲望采取节制的态度，其中的问题是：对欲望节制到何种程度？从早期儒家人物的论述来看，他们无不把精神提升作为自己不懈的追求，对肉体享乐则不同程度地持贬抑态度。儒家人物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具有政治理想。因此，必须结合他们的政治理想，才能真正把握儒家的欲望观念。
儒家的政治理想主要是孔孟的“仁政”学说，其奠基人是孔子。事实上，孔子也有隐逸自适的念头吾与点也”的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戏言都可以作证。但是，孔子只是说说，并没有真的去做。也就是说，他克制了自己。按他的话说，仁的实质是“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以恢复周公制定的礼仪制度。所以，为了心中的社会理想，他舍弃了个人的物质享受。这就奠定了儒家“自我克制”的思想基调。因此，尽管孔子与隐者都是“道之不行”的人，但是，他一直恪守“事君，能致其身”这个根本原则。所谓“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孔子所要推行的社会理想并不否定秩序，而是要确立秩序。他的社会秩序观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家要“孝”，在国要“忠”。用他的话说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辜鸿铭把儒教的要义解释为“孝子良民”说：“儒教则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做个孝顺的儿子和善良的公民。”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儒教便指示人们说：那就不要做孝子了，只做一个忠臣顺民好了。之所以舍孝选忠，就像舍生取义一样，是因为忠君是儒家思想的“熊掌”和最高原则。儒家社会秩序观的第三个方面是人与人之间要有“礼”，不符合“礼”的任何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对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就此而言，儒家思想到宋代发展成“程朱理学”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二程和朱熹将“孝子良民”说加以扩展和深化的结果。其扩展是让寡妇们宁可饿死，也不失节：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
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其实质是要求人们将欲望的毒瘤革除净尽。朱熹在《朱子语类》第四卷中写道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从此以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存天理，灭人欲”成了中国禁欲主义思想的经典台词。
儒教确立的社会秩序是导致身心冲突的潜在根源，因为它把外在的社会秩序作为了最高典范。但是，包括孔子本人也无法消除欲望的本能冲动，他们试图把欲望置于伦理秩序的规范之下，这就势必导致内心欲望与外在秩序的冲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身心之间，儒家人物要求身服从于心；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儒家人物要求个人服从于社会。这两个服从时刻孕育着冲突的种子。但是，由于儒家思想长期以来被奉为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并且“行之有效”，致使本应出现的冲突变成了无所不在的压抑，后来，甚至连压抑也感觉不到了。
所以，在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中国，任何欲望都可能导致严重的身心冲突。这里仅从最常见的食欲加以分析，看看儒家思想如何制造了身心冲突。身心冲突的极限是把自己的身体克制至死，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自杀。不妨考查一下中国历史上绝食而死的人：伯夷、叔齐、司空图、不食嗟来之食者、楚灵王的臣子等。伯夷、叔齐和司空图的绝食都是由于朝代更替，所谓“忠臣不事二主”。前二人生活的时代虽早于孔子，其行为却被儒家思想加以放大、利用，为后世效仿。这种例子在朝代更替时很多，尤其是明清之际。
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出自《礼记‘檀弓》：“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这个人之所以“不食嗟来之食”，是因为他受不了那种带有侮辱性的“嗟”。就此而言不食嗟来之食”和“忠臣不事二主”非常接近，都是死于某种气节。但是，“不食嗟来之食”者是为了维护自身的人格，而不是为了国君的缘故。
姚叔祥在《见只编》中记载了一个五岁小女孩的死：“海忠介公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妇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谓非忠介不生此女也。”一个贵族之家的小女孩由于吃了男仆人的一点东西，就绝食死了，因为这事既牵涉到贵贱等级，又关系到男女之别，这些都触犯了儒家规范。此事发生在明代清官海瑞家里，记录者所持的是一种赞赏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