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同治的老师不可谓不好，曾经教过他的老师都是朝廷重臣，饱学之士。例如礼部尚书祁隽寯藻，大学士翁心存，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均、李鸿藻，咸丰朝状元翁同龢都曾经教过他。无奈同治脾气喜怒无常，“天威难测”，这些老师毕竟又都是臣子，并不敢过分要求，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李鸿藻长年担任同治的老师，每天上课的时候不是陪他聊天，给他讲故事，就是下棋而已。而同治的几位伴读奕详、奕询等人都是他的叔叔辈，同治始终对其敬而远之，没法儿起到相互鼓励，彼此切磋的作用，除了代同治受过，给他当出气筒之外一无所用。后来恭亲王奕的儿子载澄进宫伴读，载澄脑子好使，又能说会道，可是也不好好学习，反而带着同治成天玩耍嬉闹，成了同治的玩伴。同治在课堂上有精神的时候就打闹嬉笑，无所顾忌，没精神的时候就呵欠连连，瞌睡连天。《翁同龢日记》记载了同治十年（1871年）同治帝的学习情况：晨读懒洋洋，只是敷衍了事；作文腹内空空，几乎不能成篇；作诗吭吭巴巴，不忍卒读。完全就是一副老师最不喜欢的差学生模样。过了两年依然如此，连《大学》都背不下来。
看不懂奏折的同治
如此学问，同治的治国能力可想而知。同治亲政之后，甚至连奏折都看不懂，只得叫苦连天。曾经有一次，同治和翁同龢聊天，其间居然抱怨：“当皇帝的差使太累了！”贵为一国之君，治国平天下本为份内之事。同治即使不能和他的先人雍正那样，视处理政务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至少也应该和嘉庆道光一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勤恳办公。可他居然把皇帝的宝座看成一个差使，自己只不过是在当差。怀着这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当皇帝，也难怪慈禧迟迟不肯把权力交给他。
强烈的排外情绪
不仅如此，同治的精神世界也极为抱残守缺。或者是着名的清流派首领倭仁、李鸿藻等人先后担任他的老师，或者是幼年时期随同父母出奔热河的经历给同治帝留下了浓厚的阴影，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排外情绪，有时候甚至强烈得令人生畏。据说当同治帝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让太监用泥巴捏成洋人的样子摆在桌案上，他则拿小刀把这些泥偶的头一一割下来，一边割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杀尽洋鬼子，杀尽洋鬼子。”
待同治帝年纪稍大，他的排外情绪愈发高涨了。曾经给同治帝做伴读的兵部右侍郎夏同善有一块怀表，有一次拿出来看时间时，被同治帝看到了，便问他是何物？夏同善不敢隐瞒，便取出怀表呈给同治帝，说此物乃是西洋之物，可以计时。谁料同治闻言大大不悦，一把将怀表摔个稀烂，斥责道：“没这玩意儿，你就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吗？”等他亲政以后，更是对洋务运动不以为然，认为同文馆、方言馆、船炮制造局等都是没用的玩意儿。
沉迷游戏的帝王
同治一见书就头痛，但提到玩乐就两眼放光。他特别喜欢玩儿一种叫“掼跤”的游戏：
这游戏据说是某太监发明的，拿一条板凳，躺在上面，让另一个人按着肚子，然后以此为圆心不停地转圈，有精通此道者，不用板凳，随便躺在地上就可以转起来，煞是好看。同治便非常喜欢这个游戏，他自己贵为天子，不能随便行动，便经常命令小太监表演给他看，他在一旁手舞足蹈哈哈直笑。可是这个游戏对身体素质要求极高，只有身材小巧灵活者才表演得了，年纪稍大一些便无能为力，时间一长，便头昏眼花，甚至因此毙命。可同治才不管那么多，只要他想看，就强令小太监掼跤，由此死者也不在少数。
同治遇到载澄以后，玩儿的花样更多了。载澄极力怂恿同治出宫游玩，在他看来，掼跤把人累个半死，有啥意思！京城里好玩儿的地方太多了。只要有两个小钱儿，就能痛饮美酒，抱得美人儿。好不容易当了皇帝，反而被关在紫禁城里，太没劲了。同治被他忽悠得一颗心扑扑乱跳，于是跟着载澄出宫寻欢作乐，从此竟然一发而不可收。
微服私访的轶事
清人曾有论认为，同治“跳荡游冶之遗传性，亦得之慈禧为多”；如此说来，咸丰贪酒好色的毛病，也一丝不差地全部传给了同治。继承了父母“优良基因”的同治频频出宫，北京城几乎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在清人的笔记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同治微服私行的轶事。
同治自幼养尊处优，甫一接触外面的花花世界，顿时目迷五色，甚至不知道买东西是要给钱的。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吃饱喝足，掉头就走，摊贩虽然不满，但见他前呼后拥，如此做派，想来必然大有来头，只得自认倒霉，不敢声张。
不过天长日久，同治自然也有所觉察。有一次他吃饱喝足，看到别人结帐，不明所以，便问老板为什么要给钱。老板哭笑不得，说道：“我们做生意都是糊口，怎么能不要钱！哪儿像少爷您一看便不是凡人，我们是等着您一总赏下来呢。”
同治一听，也觉得不好意思，便说：“我老来你这里吃吃喝喝，大概也欠了你不少了，不过我出门都不带钱，给你写个欠条你看如何？”说完便取纸笔，写了几个大字“饬广储司付来人银五百两。”这老板也不识字，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便拿给朋友看。朋友一见骇然，说这广储司是内务府的银库啊，敢让你从广储司领银子的，只有当今圣上啦。
老板一听顿时吓得半晕，说什么也不敢去，无奈朋友怂恿，只得硬着头皮去广储司一试。管事儿的一听这事儿，深感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回禀慈禧。慈禧便叫来同治问可有此事，同治供认不讳。慈禧一笑，告诉管事儿的官员：“皇上虽然是胡闹，可是也不能让老百姓觉得皇上说话不算数，这钱就赏下去吧。”
又有一次，同治出宫玩耍，不巧大雨滂沱，同治只得在一所寺院中避雨。可巧遇到一人，穷困潦倒。同治也是无聊，便上前搭话。二人攀谈起来，原来此人原是一大户人家的奴才，被主人赶了出来，无处容身，只得寄居在寺院中，苟活而已。同治听说如此，便问他想做什么。此人长叹一声，说要是能到广东海关当几年差使，就心满意足啦。
同治立刻取纸笔来写了一封信交给他，告诉他你只要拿着这封信去步军统领衙门，包你心想事成。此人半信半疑，第二天拿着信如此这般，步军统领一见此信，认得是皇上御笔，心知皇上又微服私访多管闲事，然而也无可奈何，只得安排此人赴广东就任。
淮军集团的兴起
筹建淮军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道光末期中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安徽大体上可以分为北、中、南三个地区。长江以南为皖南，淮河两岸为皖北，夹于两者中间的地区为皖中。皖南因大江阻隔，而与北、中两区关系不太密切。北区由于土地瘠薄，灾害频作，除寿州等极少数州县外，不仅经济文化落后，士族地主不太兴盛，且私盐畅行，捻党主要在此地区活动。中区与之相反，经济文化发达，士族地主力量大，还有很多诸如桐城张、方、姚诸姓等一些延续百年，甚至二三百年的大家族，其他如合肥李氏，太湖赵氏，霍山吴氏，也是名门望族，而且还继承发扬了程朱理学的传统，从康雍时的方苞，嘉道时的方东澍，到咸同间的吴廷栋、方宗诚，都因此而名噪一时。这样，中区地主阶级，就因其士族地主占主导，而且具有浓厚的理学传统，因此在组织上、思想上与清王朝的关系非常密切。
在咸丰朝革命高潮冲击下，两区上述基本情况的差异，有了更为明显的表现。太平军进至长江中下游后，北区捻党立即响应他们举行起义，太平军也不时往来其间，北区地主遂纷纷举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其中虽有不少人对清王朝忠心耿耿，但更多的是对太平军和清军采取两面应付的态度；而有的人则野心勃勃，力图自成局面，苗霖沛就是这样的人。
随着两个政权对峙日久，太平军江河日下，于是大多数人转向拥护清王朝。
中区除了南部各县因成为太平军巩固的根据地，而无法组织团练，或虽组织，不久即被镇压外，其他的各县则处于两军来去不定的状态。清廷派团练大臣吕贤基，和当地绅士赵、李文安李鸿章父子等对他们耐心说明，于是他们纷纷起来与太平军坚决对抗。如六安李元华，庐江吴廷香、潘鼎新，合肥张树声、刘铭传、周盛华，桐城马三俊等人，在随清军作战，或筑堡对抗太平军的过程中，他们都奋勇敢战，其中吴、马、周三人战死后，其子或弟吴长庆、马复震、周盛波、盛传，又继承父志，继续为清兵效力。其实潘鼎声也是在父亲战死后，“号哭请于大府率乡团及诸子侄，疾攻三河镇克之，畇斩剧贼数百，负父骸归，哭而誓曰，不尽杀诸贼，非人子也”。总之，中区与北区团练的政治风格完全不同，并因此而获得清廷赏赐并加官晋爵，从而激发了他们争相猎取更高功名利禄的雄心。在湘军攻占安庆之后，皖中团练便积极谋划东下江苏。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是把分散的团练重新编排为一支新军，但他们彼此却一直互不相下，有时甚至武装冲突。这样，就需要一个地位声望较高，与各头目关系较好，有才干并且为曾国藩所倚重，因而能带领他们与湘军一同赴战的人，成为他们的首领。
李鸿章是翰林进士，其父李文安早在道光时已官至郎中，咸丰时，父子更同时官至实缺道员，在中区的士族地主中声望越来越高。在咸丰三年至七年（1853～1857年）这几年中，他们父子虽然也举办团练，但从未参与基于个人恩怨的私斗，与各头目保持较好的关系，其中有的还为他父子效力。同时，李鸿章自己也通过办团练，亲自带兵打仗，在辅佐皖抚福济的军政治活动中提高了能力，并且增加了不少经验。而且，早在道光末年，李鸿章因曾国藩为其父同年好友，就师从于曾国藩，并得到曾的赏识。正因为他们之间的非同寻常的关系，所以咸丰八年（1858年），李一入幕府，就受到曾国藩的格外器重，令其参与机要；十年（1860年）又奏保他为江苏盐运使，与黄翼升一起组建淮扬水师，东援苏常。
虽然这次奏保未获准，淮扬水师也未东下，但李为曾所器重，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区团练头目对此早已心领神会。事实上，张树声也在积极谋划。他认为“庐、凤、颖、寿之民，忠于朝廷，并且斗志很高，能别立一军，使其豪及大姓将之”，并通过李上书曾国藩。曾看后极为赞许，他们这样做并表达想在曾国藩的麾下效力的强烈愿望，透露了他们愿在李的带领下，随湘军作战的共同心声。
江南大营覆灭后，清军在江苏南部只剩下镇江、上海两个军事要地，其中上海的经济政治地位更重要。上海在开埠后约20年内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进出口都市，对外财政收入额巨大。外国侵略者与江苏官绅联合，先对小刀会起义进行镇压，接着又打退了太平军首轮进攻。咸丰十一年（1861年），当上海官绅得知太平军将再次向上海进军时，又一次向外国侵略者摇尾乞怜，大绅士潘曾玮等向英国人说：“现在国民无不同声环诉，求助贵国，实已情极之至。”同时，他们也明白侵略者在上海驻兵不多，根本抵挡不了数十万太平军的进攻。于是便两次派人至安庆向曾国藩求救，请他派兵支援，上海方面则提供巨额军饷。
曾国藩既不能拒绝上海官绅的要求，而且他也不愿拒绝。上海是两江总督的辖地，能得到巨额军饷，对于饷需奇缺的湘军也颇具吸引力；另一方面，进援上海镇江，就与进援浙西的左宗棠军、进军天京的曾国荃军相呼应，对太平军形成大包围之势。正因为有这样重要的经济、军事双重意义，曾国藩才精心策划东援江苏的部署，并精心挑选统将人选。
他先考虑派曾国荃，并加派李鸿章、黄翼升、陈士杰，但却令李去镇江，令曾、陈往上海。
很明显，这是因为曾国荃是其亲弟，陈士杰既为其早年门徒，又为同乡旧部，自然要比李鸿章同他的关系更为亲密。但曾国荃意执要攻占天京，立首功，而陈士杰又不愿东来。这样，曾国藩才只好令李领陆营并加派黄翼升之水师一起东援上海。这对李鸿章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李鸿章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奉命招兵买马，至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即各带所部团勇应召来到安庆，并按湘军营制，把淮军编为四营；同时，曾国藩从湘军调拨韩正国两营，程学启两营，张遇春一营，以及新从湖南招募的四营。这十三营，除张、刘、潘、吴四营是李鸿章新招来的，并有同乡，乃至其他私人交谊外，程学启、张遇春三营虽从湘军拨来，张遇春还是李之旧部，但将士全为安徽人；其他六营的将士均为湖南人，与李没有丝毫关系，韩正国两营则是曾国藩之嫡系部队。其实，黄翼升之水师四千人也嫡属曾国藩。即使加上李弟统带千余人不久加入，其嫡系淮军数额也远远抵不上湘军，更何况曾国藩既是李的老师和恩主，又是淮军的创建者和实际上的统帅。这一切使初建时的李鸿章军名为淮，但事实上则同鲍超等军一样，都是湘军的附属。
淮军的正式独立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李鸿章的首批军队乘坐上海官绅以18万巨款租来的外国轮船来到上海，至五月，陆营6500人全部到达，不久以后黄翼升率水师也随后赶到。李军在上海虽多次在战场上获胜，但曾国藩仍然坚持以前的想法，命李去镇江，而让黄翼升继续驻守上海。而这时已署理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却非常明白自从太平军建都天京，特别是江南大营覆灭后，苏北的财政大权已为漕运总督等军政大员把持，如果去镇江，便会失去对上海财税的控制权，自己就陷于有兵无饷的困境，巡抚之职也徒有其名。
在这种关键问题上，雄心勃勃的李鸿章自然不会轻易放手，婉辞加以拒绝：“恐鸿章一动，此间军心不稳”，并言黄翼升不愿与之分开，且“昌岐独留淞沪，文武水陆未见皆遵教令”。同时，他对曾国藩像从前一样毕恭毕敬，且从上海巨额收入中，分拨一部分给曾作为军饷。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至十二月，仅据曾的随手记录，分拨的军饷就达14万两之多。而且李鸿章此时已是立有战功、兼握军政的封疆大吏，不大方便也不大可能随意进退。这样，曾国藩就只好任李所为，不再坚持前议。于是，李鸿章又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