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满洲权贵和顽固官员的怂恿。
满洲权贵，首先是大阿哥父亲端郡王载漪，他与太后关系密切，不仅在皇族中属于近支，尤其他是太后的亲侄女婿，儿子又新立为皇储，在朝中权倾一时，地位显赫，早有“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的思想。他这一思想，不仅影响太后，而且，一些攀龙附凤的朝臣，如满军机大臣刚毅，就一味投其所好，依其眼色行事。而刚毅又左右着一些朝臣。另外，在近支王公中，还有庄亲王载勋和载漪的胞兄弟载濂和载澜等，也都有利用义和团抗拒洋人的主张。他们或在朝廷树党对太后施加压力，或乘机行欺骗蒙蔽之事。如庚子事变后太后回忆道：“载勋、载澜诸人，自夸系近支，说大清国不能送与鬼子，其情形横暴已极，几将御案掀倒。”
在顽固派中，以刚毅、徐桐最为支持利用义和团拒降的策略。刚毅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此人早年为官颇有作为，同、光之际他作为刑部郎中，承审浙江余杭县民杨乃武、葛毕氏（俗称“小白菜”）一案，并为之平反。等到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载漪首倡借拳剿洋，倡言“雪耻强国，在此一举”，并对义和团忠勇之举称赞不已。五月初八，在第一次关于如何对待义和团的御前会议上，时为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刚毅，即附和载漪，同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尚书顺天府尹赵舒翘等主张招抚义和团，与另一派主张镇压义和团的朝臣针锋相对。御前会议最后的结果是：“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好操演，即可成为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
第三，洋兵来京的压力。
早在四月末，各国使节就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派遣“使馆卫队”进京，因为数量较少，清廷便答应了。五月初，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为首的各国联军已组成。他们通知清廷，即将由天津搭火车北上进京。这个消息使清廷上下，一片惊恐。五月十四日后，义和团在京津沿线毁坏电线、铁路，围攻联军，使西摩联军受阻，被迫退回。可清廷因电线、铁路中断，并未得到这一情况的详细消息。所以对西摩为首的续来洋兵非常害怕。在南来义和团和东来洋兵的夹攻下，慈禧太后于二十日再次召集许多大臣入宫研究对策。会上两种意见相左，太常寺卿袁昶和总署大臣、吏部侍郎许景澄等少数人慷慨陈词，主张“剿乱民，以退洋”；而以载漪为首的诸王贝勒，“众口一辞”“皆以受外人欺凌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团，皆以天之所使为词”。慈禧太后说：“人心可恃”“现在民心已变（指拳会“扶清灭洋），总以顺民心为最妥”。斥袁昶所奏不合。因此会后下谕决定对义和团“姑开一面之网”“即行召募成军”,作为“折冲御侮之资”，以对付洋兵。当天即派许景澄、那桐出京迎阻洋兵，又寄谕给直隶总督裕禄、直隶提督聂士成和新疆喀什噶尔提督（时守大沽口）罗荣光：“此后各国如有续到之兵，仍欲来京，应即力为阻止……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同日下旨明令刚毅、董福祥负责召募义和团成军工作。可见五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已正式制订了“招团御侮”
的政策，这时距对外宣战还有五天。
“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至三月间，义和团已在北京活动，他们到处散发张贴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揭帖，动员群众奋起抗争，抵御外侮。六月初，城内义和团团民多达10余万人，全城坛口林立，约有千余个。义和团焚烧了宣武门、前门一带的外国教堂，惩办了总理衙门中的一些卖国官员。外国侵略者龟缩于东郊民巷和西什库教堂，准备顽抗。义和团的斗争，已控制了北京局势，而清廷对此已无法驾驭。
天津是列强从事经济掠夺和宗教侵略的一个重要据点。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月，天津开始有义和团民公开练拳习武，义和团坛口已在城郊出现。四月，城乡坛口猛增，大街小巷遍布冶铁炉，昼夜打造武器。五月，天津城内已遍布了来自附近州县的义和团。着名的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张德成等分别在静海、新城等地成立了义和团组织，并率队入津铺坛。船家女儿林黑儿自称黄莲圣母，在城北成立了红灯照坛口，此坛口全部由女团民组成。此后，天津城内外坛口发展到300余个，团民约4万多人。
义和团运动在津京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反帝爱国斗争。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北起黑龙江，南至广东，东自江浙，西至陕甘、云南，全国20余个省份都发生了焚烧、拆毁外国教堂、驱逐传教士的斗争。反帝爱国运动一浪高似一浪，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高潮。义和团虽然人数众多，影响巨大，但却没有一个统一的严密的组织体系。他们一般是以八卦名目自立团号，分别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等，故有坤字团、坎字团等名称。其中乾字团、坎字团是义和团的主力。此外，各团坛信仰的神灵也各种各样，他们信的神灵大都是《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等小说或戏曲中的人物。如孙悟空、猪八戒、赵云、关羽、黄天霸、窦尔敦等都成为“附体”的神灵。他们声称凡是加入了义和团的人，都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义和团各坛标识也各不相同，如坎字团崇尚红色，以红布包头，扎红腰带；乾字团崇尚黄色，便以黄布包头，扎黄腰带。
义和团在山东西北部、直隶南部兴起时，就以“助清灭洋”“扶清灭洋”为口号。同一时期，四川、湖北、浙江等地的反教会斗争中，也出现了“顺清灭洋”“保清灭洋”等口号。无论是“助清”“扶清”还是“顺清”“保清”，这些口号的唯一目的都是“灭洋”。
“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只是一种自发的结果。它并没有经过义和团民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而是在外敌当前、国难当头的时刻采取的朴素的斗争手段和策略。这一手段和策略自发地顺应了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矛盾已成为当时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吸引和动员了广大群众和爱国清军参加反帝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抵御外国侵略者的坚定决心。在另一方面，“扶清灭洋”的口号也反映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本质并不能了解，只能形成一个模糊的认识。
庚子事变
八国联军侵华
清廷宣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义和团在京、津、保三角地区不断发展壮大，不断破坏芦保和京津两铁路线，火车停驶后，义和团准备进入北京。不仅义和团强烈要求灭教，部分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武卫后军）也越来越敌视洋人。此时，不时传来洋人失踪或被捉的消息。四月二十二日，法国驻北京的天主教主教樊国梁，写信给法国驻京公使，说不幸的事件就要来临了，要求派遣海军卫队进京。后来，由于驻京各公使的要求，总理衙
门允许各国派使馆卫队，但限制人数，即每个使馆人数不得超过30名。五月初四，各国卫队从天津搭火车陆续北上，计有英、俄、法、美、意、日、德和奥匈兵，另外还有19名军官，总计451名武装人员。其中有2名军官及41名卫兵保护天主教北堂（即西什库教堂），其他17名军官和391名卫兵负责保护使馆。
五月上旬，势态越来越紧张。驻京的各国公使认为来到的四百余名卫队人数不够，恐怕帮不上忙，乃共同议定：凡有舰队在中国沿海一带停泊的各国公使，电告本国政府，下令给各自海军统领，在排外运动和北京被封锁占上风的情况下，立刻采取措施救护。于是，列强立刻在大沽口组成联军，推选英国海军中将西摩为统帅。包括英兵736人，德兵450人，俄兵315人，法兵158人，美兵100人，日兵52人，意兵40人，奥兵25人，共计1876人，组成一支海军混合部队。五月十四日上午，西摩联军分批从天津搭火车向北京进发，沿途受到义和团和董福祥武卫后军、聂士成武卫前军的拦击。他们拆电线，毁铁路，围攻敌人，使联军损失惨重，被迫撤退。
西摩联军自天津向北京进发后，驻天津的各国领事与大沽口各国海军当局曾进行会谈，研究下一步的计划，但没有实质性进展。当时情况危急，五月十九日，各国驻大沽口守军将领，分别开会商议。他们在会议上表示：“已经见到许多中国军队的调动，有切断津沽铁路的企图，在白河口也布置了水雷；会议决定必须采取步骤保全铁路并保护天津外侨。”第二天会议决定先下手为强，一切准备好后，各国驻使于二十日夜向中国驻大沽守将升任喀什噶尔提督的天津镇总兵罗荣光出示最后警告，要求罗明日两点钟以前交出大沽炮台，否则立即开炮。罗荣光拒绝后，各国海军立刻于当夜23时提前开炮轰击，八国（按：实际为七国，美国这次未参加）联军侵华正式开始。第二天早晨大沽炮台失守。
五月二十日午刻，慈禧传旨在仪鸾殿召见王、大臣、六部九卿。仪鸾殿来了文武百官百余人，首先由光绪开口责备各大臣不能镇压乱民，神情非常严厉。随后侍读大学士刘永亨出班奏道：“臣刚才见董福祥，请皇上下旨驱散乱民。”话未说完，只见端王载漪大声说：
“好，这是失人心的第一要义。”刘永亨害怕他的威势而不敢说话，只听袁昶跪在门外大呼：
“臣袁昶有话上奏!”袁昶走进内殿，极力讲述义和团不必畏惧，乱民以拳进攻，根本不必害怕，即便有妖术，从古到今也没有能依仗此成事的。慈禧质问道：“法术不足恃，难道人心也不足恃吗？今日中国十分贫弱，所仗者人心，若连人心一同失之，国将以何立？今京城扰乱，洋人要调兵来，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据所见，立即报来。”
各位大臣各言其是，但无法统一意见，此次御前会议未做决定而结束。
二十一日，慈禧再次传旨召见众文武于仪鸾殿，然后对众臣言明新情况，“顷得洋人照会四条：第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第二，代收各省钱粮；第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一战而亡，不是更好吗”。文武群臣都点头同意：“臣等愿效死力!”
慈禧见全体通过就结束了御前会议。后来有人向荣禄问：“照会有四条，为何太后只宣布了三条？”荣禄答道：“有一条是让太后还政，太后避而不谈。”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分别召开会议，最后决定向各国开战。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发布宣战上谕，宣称对外国入侵者要决一生死。清廷的宣战只是惺惺作态而已。这道慷慨激昂的上谕并没有交给任何国家，也未说明和哪国开战。这是清政府在义和团的压力和帝国主义的进攻之下无可奈何的做法。他们企图利用义和团抑制洋人，以发泄对帝国主义的怨恨。宣战后，清政府便向反对宣战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袒露心迹，让他们体会朝廷一片苦心。义和团来势汹汹，遍布北京城，剿灭义和团，则即刻祸起后院，只能是因势利导，徐图挽救。此后，清政府又要求各驻外国公使向驻在国说明，这次对外国宣战，完全是身不由己，要求各国政府体谅，并表示要找机会设法惩办义和团。可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对外宣战和招抚义和团都是另有企图的，它要为以后向帝国主义投降留条后路，不仅利用义和团抗帝，而且必要时就以出卖义和团来抑制列强的进攻，以保住统治地位。
宣战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白银10万两，并奖励抗击列强的天津义和团，以示笼络；同时又任命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等带领义和团，制定章程，以便控制和利用义和团。许多义和团民对清政府很信任，被欺骗而受其摆布。
所以，义和团在津京发展到高潮时，也意味着他们受骗上当，必将走向失败。
抵抗列强入侵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十四日，英、美、日、意、德、法、奥、俄等八国聚集了2.1万多人，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的率领下，大举进犯北京。义和团和部分爱国清军听说后，立即拆毁津京铁路，围追堵截，阻止侵略军北攻。联军在落垡和廊坊数次遭到义和团的打击，历时四天，方走完一半的路程。此后，西摩又企图从水路入京，同样被阻，只好率残余军队退回天津，义和团粉碎了西摩进犯北京的计划。
五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义和团与爱国清军相互配合，在天津城郊英勇抗击侵略者。他们英勇奋战，视死如归，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同联军展开了殊死搏击。
老龙头火车站是京津塘铁路的枢纽，也是天津租界与外界联系的军事要地，有1700余名俄守军。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民数千人在首领曹福田的统率下，与部分清军合力攻打盘踞车站的沙俄侵略军，俄军死伤500多人。义和团和清军曾多次攻进车站，激战中车站轮番被双方占领，但最后清军得手。
紫竹林租界位于海河西岸，天津城东南，各国领事馆和洋行都在这里，是侵略军的老巢。联军集结在这里达两万人左右。六月初六张德成带领所谓“天下第一团”的5000多名团民，袭击紫竹林租界。他们设计骗敌，以火牛踏雷，几番攻入租界，杀死许多敌人。
另外，东局子和武备学堂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武备学堂本是清政府用来培训军官的，失守大沽后，该校几十名支持和加入义和团的学生开炮轰击租界，严重威胁联军。五月二十初一下午，德英军队火攻学堂，学生们奋起反击，联军久攻不下，便放火焚烧房屋，引爆弹药库，几十名学生全部壮烈牺牲。
武备学堂的战火未熄，保卫东局子的战斗又拉开帷幕了。东局子是华北最大的兵工厂，当时在东局子也设立了义和团坛口，驻守该局的清军中有许多义和团的人。五月二十七日，俄英军队600多人攻击东局子，守军和义和团将其击退。六月初一，联军派出2800余人围攻东局子，守军和义和团民进行了坚决反击。在激烈的战斗中，联军的炮弹落入该局的火药库，引起爆炸，侵略军一拥而上，东局子失守。
联军一系列入侵行动和在大沽口外的聚集，使驻扎在北京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更加张狂。早在五月十五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到车站接援军，路过先农坛附近被杀。外国侵略者借机在东交民巷使馆附近建筑工程，分兵驻守，驱赶居住此地的中国居民，并且不断开枪射击义和团民、群众和巡街守城的清军。五月十八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看到正在练武的义和团人，便带兵开枪杀死2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