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庄太后没有与皇太极合葬，而是葬于清东陵外，据他们分析主要源于以下原因：首先，满族入关以前，实行火葬；入关后，由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也逐渐认为火化为不孝不仁，开始实行土葬。而孝庄太后知道自己死后肯定是要土葬的，可是这样一来，皇太极的墓必须经过改建，才能放下三个骨灰罐和一口大棺木，而且“卑不动尊”，这对死者是不恭敬的，鉴于此，才决定另行安葬；其次，说太后葬在风水墙外，是罚她为儿孙看陵园，纯属无稽之谈。试想，如果太后真的下嫁了，清廷后来认为是件大丑事，那么必定会严加封锁，讳莫如深，不可能对她如此公开惩罚，留人笑柄。太后之所以葬在“风水墙”
外，主要是因为顺治帝的孝陵占据了东陵区的最佳位置（因为他是入关后去世的第一个皇帝，当然要选择至高无上的墓穴），当初也没有考虑孝庄太后会不入盛京昭陵，也就没有在清东陵为她留下一个好地方。由此，当孝庄太后要求葬在孝陵附近时，让康熙帝犯了大难，因为太后是顺治帝的母亲，身份最高贵，把她葬在陵区内的任何地方，位置都低于顺治帝的孝陵。而孝庄太后又遗言“一定要在孝陵附近为我找一块地方安葬”，只有把她葬在孝陵附近，但是又不能葬于陵园，否则就成了一个体系，无法区别。正因此，康熙帝不知如何是好，迟迟不能定夺，这也是太后灵柩迟迟不能安葬的原因。一直到雍正朝，雍正帝看到大清江山永固，康熙帝儿孙满堂，便认为多蒙太后庇佑，也说明太后“安厝”之地为风水宝地，便决定把她葬在了那里。
实际上，孝庄太后的陵墓被称为昭西陵，与孝陵近在咫尺，却独成体系，其名义上仍与沈阳皇太极的昭陵是一个体系。并且，按照清室拜祭皇陵的规定，拜谒时应从高辈分的人拜起，昭西陵处于清东陵门口，正好符合了这一要求。由此，太后葬于清东陵风水墙外，完全出于实际情况的需要，与太后是否下嫁没有关系。
《汤若望传》中的只字不提
另外，还有人分析，如果太后确实下嫁了，《汤若望传》中肯定要有所反映。《汤若望传》上面对清廷中的许多事情都直言不讳，汤若望与皇太后有义父女关系，太后下嫁作为一件大事，他不可能不知道。而他的笔记中没有记载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太后不曾下嫁。上面提到的朱家先生在一篇涉及到太后下嫁的文章中，也认为太后下嫁是假的。
他说，人们之所以众口一词，是因为他们都认准了太后下嫁多尔衮确有其事，只不过下嫁诏书在乾隆帝时被偷偷销毁了，所以后世就没了凭证。这只能说明人们不了解清朝制度。
按清朝制度，太后下嫁这种大事，是要颁诏天下、让世人尽知的，所以，后世君臣即便想否定这件事，也必须发谕旨，否则，只偷偷销毁诏书是没用的。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时至今日，太后是否下嫁仍是史学家颇有争议的论题。在没有出现新的强有力的论据之前，仍是一个历史悬案。
清兵入关
经略关外
在努尔哈赤执政时期，虽然他未必有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想法，但他却牢记两个字：
进取。继萨尔浒大捷后，他率领八旗铁骑攻占辽沈，夺取辽西，并一直打到长城一带。而且，他数次迁都，统治中心逐渐南移，势力范围不停扩展，显然他并不安于现状。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努尔哈赤经过深思熟虑，准备把都城迁到沈阳，以便控制统治区域，进一步进攻明朝。此后，沈阳成了后金（清）攻打明朝、问鼎中原的基地。
但从总体上讲，由于天命时期（1616～1626年）的后金经常受到侵扰，而且内乱不断，再加上明朝强有力的抵抗，所以入关只能是一种梦想。但等到皇太极即位后，他们夺取中原的愿望开始一步步地走向现实。
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皇太极率兵从喜峰口突破长城沿线，夺取遵化，并进而攻打北京。不久，他带兵向东进发，并一举攻取永平、滦州、迁安等地，派重兵把守。他本人于第二年二月领兵返回关外。撤退之时他曾经说过：“等我回去以后派军队夺取山海关，把都城迁到内地，以作长久的打算，你们不要认为我会一去不返。”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第一，皇太极即位不久便打算把都城迁到内地；第二，皇太极攻取京东四城，只是问鼎中原的开始，这些基地的建立，为以后的进攻作好了准备。
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时隔不久，明军派兵攻打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负责守城的后金大将阿敏和硕托难以抵挡，被迫放弃四城，返回关外。
这些情况说明，在阻挡后金军队入关方面，山海关起着极其重要的屏障作用。
继崇祯二年（1629年）以后，皇太极又多次领兵入侵中原，以便打击明朝，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每一次入关都以失败告终。
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率兵讨伐蒙古察哈尔，并在回师之时大肆南侵掠夺明朝边境地区。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再次向西进军，攻打宣、大地区，并征讨察哈尔的残余部队。七月，大军抵达宣、大境外，大肆掠夺宣、大、朔、代等地（今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称帝不久便派武英郡王阿济格与饶余贝勒阿巴泰率军入犯明边。清军在北京周围地区大肆烧杀抢掠，攻占许多州县，俘获人口7万多、牲畜12万多头。
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皇太极命多尔衮统率左路军，岳托统率右路军，一起出兵攻打明朝。九月，两路军分别从蓟镇中、西协（蓟镇分为三协）进入明境，掠夺北京近郊地区，并一直向西攻打到山西。不久，又分路南下，攻打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占领70多座城池，俘获人口47万多。
皇太极一面对明朝进行不断的侵扰，一面把主要力量放在打通锦宁防线上。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获悉明朝修筑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东），并前移锦宁防线时，便准备发起进攻。七月，清军迅速出击攻打该城，祖大寿被迫投降。崇德元年（1636年），在多尔衮、岳托进入明境之后，皇太极亲率多铎、济尔哈朗和孔有德等部军队，乘山海关明军奉命入援中原防备空虚之际，进攻山海关。结果，多铎在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县城）被祖大寿打得大败。第二年二月，皇太极与代善再次领兵攻打山海关，围攻20多天，但由于明军顽强抵抗，没能攻占山海关。这件事说明攻打山海关需要长远规划，并非短期所能奏效。
皇太极在巩固了东北地区后，准备以全部力量攻打锦、宁。崇德六年（1641年），皇太极在锦州城外挖掘数道长壕，隔断锦州与外界援军的联系。明朝派洪承畴率八镇13万大军增援锦州。皇太极亲自指挥作战，身先士卒，一举打败明军，洪承畴和祖大寿也投降了清军。通过松锦之战，明朝在北方的军队丧失殆尽。至此明朝在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中后所（今绥中县城）、前屯卫（今辽宁绥中县前卫）四城了。
松锦之战后，一些汉官建议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下山海关，进逼燕京。皇太极自有主张，他认为攻取燕京就像砍伐大树，只要持之以恒的从两旁砍削，到一定程度大树自然会倒下。因此，要占领山海关必须首先攻下关外四城。因为明朝的主力已被消灭，只要长期围困，随着力量的彼长此消得到燕京只是早晚的事情。
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决定从右侧“砍削”明朝这棵“大树”。他命贝勒阿巴泰为统帅，率八万大军从蓟镇界岭口、黄崖口入侵明朝边界，大掠京畿、山东等地，一直打到淮北宿迁一带，占领88座城堡，俘虏人口36万，掠获牲畜55万，大获全胜。正当皇太极准备从左侧“砍削”明关外四城的时候，突然间身染重病，旋即溘然去逝。不久，九皇子福临即位，济尔哈朗和多尔衮摄政。
崇德八年（1643年）九月十一日，济尔哈朗、阿济格统率大军，攻取关外四城。清军借助红衣大炮，于九月底攻下了中后所，击毙明朝游击吴良弼，歼敌4000人，俘获4000余人。十月一日，攻克前屯卫（在中后所南），斩杀明总兵李赋，消灭李部官兵4000余人，俘虏2000人。明中前所守将获悉前屯卫失陷，大惊失色，弃城逃跑。清军也曾进攻宁远，但被吴三桂打败，无功而返。至此，关外四城除宁远一座孤城外，其余三城都被清军攻破。
吴三桂降清
随着形势的发展，清军更是加紧筹划，准备一举消灭明朝。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兵临北京城下，京师危急。吴三桂接到诏书，只得放弃宁远，率兵去解京师之危。三月十六日，多尔衮获悉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便发布动员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旬，大举进讨。”四月四日，内秘书院大学士、清廷的重要谋臣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认为：第一，大清虽然夺取的是明朝的江山，但目前必须首先对付的却是流寇；第二，要想一统中原，必须严明军纪，与民秋毫无犯；第三，我军或是直取燕京，或是相机攻取，必须在长城以西选择一座坚固的城池作为根据地，以免军队长途跋涉带来的不利。范文程的建议，为清军入关指明了一条较为正确的道路。
不久，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灭亡。多尔衮得知这一消息后，下令：男丁70岁以下，10岁以上全部从军。经过几天的征兵之后，四月九日，多尔衮自任大将军，亲率二十四旗大部分军队，大举南侵。十四日，大军到达翁后（今辽宁阜新），十五日，吴三桂派使者求见，向多尔衮“泣血求助”。
松锦之战中，吴三桂大败而逃，被明廷降职三级，但仍然奉命驻守宁远。吴三桂鉴于以前的教训，重新招集失散的士卒，大力整顿，实力大为增强，他的部队成为当时极具战斗力的部队。崇德七年（1642年），阿巴泰率军侵扰明朝边境，在其退往关外时，明朝将领只有吴三桂敢于追击，并屡立战功。崇德八年（1643年），济尔哈朗等率兵攻打明朝的关外四城，只攻下了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在进攻宁远时，却被吴三桂打败。由此可知，对于明廷来说吴三桂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将才。清顺治元年（1644年）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蓬勃发展，一直打到北京，对明朝的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三月初六，崇祯帝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他放弃宁远，率兵支援京师。吴三桂接到命令以后，将宁远周围的50余万兵民，全部撤入关内，二十日到达丰润。这时，李自成已攻陷北京。吴三桂获悉这一消息后，便不再向北京进发。
这时吴三桂处境十分尴尬，进退两难，前有李自成大顺军，后有大清军队，大有一着走错、满盘皆输之势，因此吴三桂此时也犹疑不决。李自成进京以后，便先后几次派人去说服吴三桂。吴并不愿意降清，因为他与清军交战多年，曾多次拒绝清廷的招降，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万难改口再投降清军。他亲自领略了农民军的骁勇善战，而且农民军又带来了他急需的粮饷、银两等劳军物资，于是吴三桂也效法他的父亲吴襄、同事唐通，投降了李自成的农民军。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似乎已经是完美的结局，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本来，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已投降了农民军，但是不久，吴襄却被农民军殴打勒索，而且农民军的将领刘宗敏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获悉这些消息后十分气愤，立即率领部属返回山海关，并发誓与农民军决一死战。但他毕竟力量弱小，无法与农民军相抗衡。所以他很快想到了和清兵联手共抗李自成。这里，吴三桂投降清朝具有必然的原因，他认为自己手握兵权尚且被人欺凌，假如一朝失势，受制于人，就更难以想象了。但是，相比之下，他的亲友、部将等投降清军后却受到极好的待遇。虽然说吴三桂背叛农民军的起因是父亲和爱妾受人欺侮，但深究其原因，恐怕吴三桂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反复掂量的，因为降清与降李自成待遇和前途毕竟相去甚远。
但是，多尔衮一时还难以弄清楚吴三桂的真假。他在召见了吴派来的两位信使之后，为求安全起见，便把其中一人扣留，另外派人同另外一人前往山海关探听虚实。同时，多尔衮改变了原来的作战方案（即从山海关以西蓟镇长城关口突入），命吴三桂军带红衣大炮随大军向山海关进发。四月十六日，多尔衮复信给吴三桂，要求他率众归降，并许诺封以故土，晋封藩王。四月二十日，清军到达连山（今辽宁锦西，在宁远北），吴三桂再次派人求见多尔衮，催促多尔衮速率大军直入山海关，共同对抗农民军。
而此时李自成已经亲自率领大军前来征讨吴三桂，并逼近山海关。原来李自成在获悉吴三桂背叛一事后，便于四月十三日率兵6万亲自东征。十七日来到永平，离山海关只有一百五十里左右。二十一日李自成抵达山海关，旋即下令攻城，与吴三桂军队展开激战。
多尔衮在接见吴三桂第二次派来的使者后，便指挥大军昼夜兼程，直奔山海关，一昼夜行军二百里，于二十一日晚到达山海关外，驻扎在山海关城东北十里左右的欢喜岭。多尔衮为人十分小心谨慎，为防吴三桂有诈，大军安营之后即派人前往吴营探听虚实，严密注意吴三桂动向。与此同时，吴三桂也连连派人敦请清兵入关，多尔衮到此时才完全相信吴三桂。二十二日，吴三桂亲自出关，迎接多尔衮，并投降清军。清吴双方约定：清兵帮助吴三桂打败李自成后，黄河以北归清，封吴三桂为王；黄河以南归明，立崇祯太子（或诸王）于南京。双方的约定，使吴三桂既得到了较大利益（封王），又多少在世人面前挽回了一些颜面。更为主要的是，双方的约定使多尔衮实现了世代以来的渴望，顺利进入山海关，为入主中原打开了门户。
李自成败归北京后，二十九日在武英殿即皇帝位，三十日被迫离京西撤。清军则自山海关一路穷追猛打，于五月初二兵临北京城下。当时，北京的官绅吏民由于已事先得知吴三桂的檄文，所以一些投降过李自成的明官，如骆养性、沈惟炳等人，一大早便在京城朝阳门外与官民备法驾、卤簿，准备迎接崇祯太子来京即位。不久，一队人马由远及近向西开来，人们还以为是崇祯太子驾到，忙着准备迎驾，可等对方走到近前却大惊失色，来的人既没有明朝太子，也没有吴三桂（吴已受命过卢沟桥西追李自成去了），而是大清军队。
为首一人正是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直到此时，人们才知道受了愚弄，但事情已无可挽回。
就这样，多尔衮等人就被迎入了京城。多尔衮进入北京以后，根据范文程等人意见，颁行了许多拉拢人心的措施。五月三日，宣布故明官员一概录用。四日，多尔衮下令为崇祯帝发丧三日，谥为怀宗端皇帝。六日，宣布在京各衙门官员与满官一体办事。五月二十四日，暂停剃发令。七月，多尔衮下令，免除明末三饷加派，以明万历时赋额为准。
多尔衮的这些政策大有成效，不久便稳定了黄河以北、山西以东的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