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时候，反对的人还是很多，福州人李光坡可算代表了。该地官员议论实行按田派丁，李极不支持，他除具有邱家穗的观点，又认为滋生人丁永不加派政策固定丁银，官吏不能放富差贫了，如果根据田地亩数派人丁，而各地田数不同，不能平均，若依田粮派丁，则税粮有轻重不同，又不能不出现偏差。他还认为丁并于粮，长时间实行，有的人会认为有粮赋而没有丁银，会添设丁课，形成加赋的大毛病。抛开他的顽固态度不讲，他提出了实行丁并于粮可能会随时遇到的问题。
到康熙之世，改变役法与维护旧法的两种主张不停地争论，把事情拖了下来，雍正继位就面临着这个问题。
第一个触及这个问题的是山东巡抚黄炳。他在雍正元年六月奏请按地摊丁，来缓解人民的困苦。他与曾王孙、盛枫等人不一样，身任封疆大吏，更认识到丁、粮分征下贫民逃亡问题的严重。他认为有地则纳丁银，无地则去丁银，平均贫富负担，才是良好的政治气象，因此他主张丁银入亩征收。雍正认为“摊丁之议，关系甚重”，不是可以容易决定的，不但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反而责备他“冒昧渎陈”，告诉他把一省的刑名钱谷办理好是正事，这时谈改革不合时宜。真是臣下兴致盎然，主子漠然相待。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认为实行此策对贫民有利，奏请摊丁入亩，他深知有力之家不同意这种做法，可能会出现反对，而户部只知墨守陈规，也不会同意，因此要求雍正乾纲独断，批准他推行。雍正对待他不像对黄炳那样，把他的奏章交户部讨论，同时指出：“此事尚可稍缓，更张成例，似宜于丰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时，以便熟筹利弊，期尽善尽美之效。”他把丁归田粮看成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主张谨慎处理，筹谋善策，倒不是反对改革。九月，户部议复，同意李维钧的主张。雍正还是有些担心，命九卿詹事科道共议。诸臣提出几个问题，一是与李光坡有着同样的看法，亩有大小，按亩分摊，并不平均；二是有人卖田，必然会首先卖掉好田，留下次田，那么完成丁银的征收不免就有些困难；三是有人卖田而代买主纳钱粮，这就还要代纳丁银。雍正命李维钧针对这些问题详细研究，一定做到无损税收，对百姓有益，让人挑不出毛病来。李维钧回称准备把地亩分为上中下三等，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这样就能做到平均。雍正称赞他“筹度极当”，同意他于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实行。但是李维钧担心雍正反悔，于十一月又奏称他遭到“权势嫌怨”，感到孤立。雍正明白此意，告诉他：“蓦直做去，坦然勿虑，若信不得自己，即信不得朕矣。朕之耳目岂易为人荧惑耶!”
丁归田粮的问题，从黄炳六月提出，到十一月雍正决心实施，经历了半年。这一场纷争，从康熙年间发起到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决断。就雍正态度看，他从消极转变到积极，变化迅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有着为政务实的精神，采纳臣僚的正确意见，作出果断的决定。
以此而论，丁归田粮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决策人物雍正起了积极的作用。
摊丁入亩，使有土地的人增加了赋税，而“贫者免役”“贫民无厘毫之费”，这是一项利于穷人有损富人的举措。对这一点，雍正当然清楚，他说“丁银摊入地亩一事，于穷民有益，而于绅衿富户不便”。大臣们也十分清楚，所以李维钧讲权势不喜欢他，福建布政使沈廷正也说“丁银归并地亩，于穷黎有益”。可见，雍正君臣实行摊丁入亩，有意地压制富户，扶助贫穷之人，改变过去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情况。
但是，更重要的是丁、粮合并征收，这样就保证了清政府的丁银收入，因为纳粮人完成丁银的能力，大大超过无地的农民。使丁银的征收得到了保障，这才是雍正的真正目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丁归粮办，是损富益贫利国的政策。
摊丁入亩后，清代有人说从此“无丁赋矣”，还有人说“生斯世者，几不识丁徭之名”。
其实，把丁银合并到田赋之中去，从清朝政府讲还在收人头税，只是收税途径改变了，不能说没有丁徭了，取消了人口税。但就具体人来讲，并不因个人的存在要交纳人头税，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人口税了。这是一个进步，从此清朝政府减弱了对人民的封建人身束缚。
摊丁入亩制度的确立，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创举，是值得重视的历史大事。
年、隆之狱
备受恩宠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清代名将，具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曾在康熙年间担任工部侍郎、湖广巡抚等职务，后因为生病告退。兄长年希尧曾担任过广东巡抚，得到康熙、雍正的宠信。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年羹尧考中进士，后改庶吉士，被任命为四川广东乡试考官，后来做到内阁学士的官职。他从小聪颖无比，刚毅决断，涉猎广泛，长于记忆，能文能武。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二月被任命为四川巡抚，后又担任四川总督、平西将军。康熙六十年（1721年）担任川陕总督，既是封疆大吏，又是抚远大将军胤禵手下握有重兵、掌有实权的征西主将。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他早就投靠雍亲王府，把他妹妹嫁给了雍正。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生下了一女，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又生下了皇子福惠，非常受雍正喜爱。年羹尧到四川、陕西担任巡抚、总督之后，曾在四川给雍亲王（当时雍正的爵位）写信说：“现在不辜负皇上，就是将来也不辜负王爷您。”这是在向雍正表示忠心。隆科多是康熙、雍正最亲的国戚。他是满洲镶黄旗人，康熙的生身之母孝康章皇后，是隆科多的祖父佟图赖的妻侄女，康熙的妻子、雍正生身之母孝懿仁皇后是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的女儿，佟氏成为康熙、雍正两朝的至亲。
佟国维在康熙时是一等公，他被康熙称作“舅舅佟国维”。康熙晚年，佟国维因为是太后的兄弟又是皇后的父亲，位高权重。但佟国维亲近胤禩一派，常劝康熙废掉太子，使康熙很是不满。佟氏家族中，只有隆科多亲近胤禛（雍正）。所以，在雍正登基前后，隆科多是支持雍正的皇室内部最亲近、权势也最高的大臣。
年羹尧的功劳很大。他在担任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川陕总督、平西将军时，做了很多有利于稳定地方统治、平定叛乱活动的工作；还任用、提拔了许精明能干、政绩突出的官员，如雍正、康熙年间的文官史贻直、武将岳钟琪，都受到过年羹尧的赏识推荐。康熙任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后，年羹尧作为手握重兵的封疆重臣，是胤禵最为重要的协助者。在清军平定青海叛乱、进入西藏和新疆时，功劳都很大。在雍正正式登基前后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斗争中，无论是在争夺太子之位还是巩固皇权之时，年羹尧作为雍正的心腹重臣，手握重兵，对于稳定国内局势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他还替雍正密切注意允禵和允禟在西部的举动。雍正登基之后把允禵召回京，剥夺其兵权，就命年羹尧掌管大将军印。雍正元年三月，年羹尧加太保衔，被封为三等公，同年十月年羹尧又被提升为抚远大将军。当时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头子罗卜藏丹津反叛朝廷，扰乱西宁，雍正命令年羹尧率军平定叛乱。年羹尧初战即告胜利，随后他接受了岳钟琪的建议，让岳带领五千精锐骑兵突袭罗卜藏丹津的老巢，结果大败叛军，平定了青海。当年羹尧、岳钟琪胜利班师还朝时，雍正非常高兴，去外面亲自迎接，公卿们都在广安门外跪着，年羹尧和雍正并马而行，受到百官拜贺。年羹尧由于这次大功，被加封为太保、一等公。除有军功之外，年羹尧对安定边疆、治理青海也作出过贡献。如青海索罗木西面郭罗克部总是出来进行劫掠，康熙曾命当时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探察敌情，以对其进行讨伐。在年羹尧的率领之下，岳钟琪领兵打败了郭罗克部，攻下40多个番塞，活捉了郭部的首领，使其部众降服，为雍正初年平定青海叛乱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平定青海叛乱之后，年羹尧又向雍正上疏奏请13条善后事宜，事关在青海各处设防、设兵，各项措施周密稳妥，符合当地实际，雍正听从了他的建议。年羹尧还是一位着名的将领，军事才能突出，善于发现敌情，使用计谋，出奇制胜，所以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隆科多虽然不像年羹尧有战功、军事才能突出，但他作为康熙、雍正两朝最亲的国戚，在雍正为藩王时支持雍正争夺太子之位；康熙驾崩后又是隆科多率先和许多皇子接受康熙遗诏，立雍正为帝，并且是隆科多向雍正宣读遗诏之后，雍正才得以即位，因此隆科多在受遗诏立新帝、使雍正顺利即位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雍正刚刚登上皇位，允禩、允禟、允禵等皇子表示不服，明里暗里总在抗拒，朝政一时混乱。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人就认为清廷不预先立太子，肯定会有皇子争位的情况，而康熙死后，局势不稳，也在所难免。
作为掌握京师禁军的步军统领，隆科多坚定按雍正的旨意行事，将京城一度封锁，这对稳定局势、巩固雍正的皇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雍正登上皇位后，隆科多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之一，承袭其父的一等公爵位，随后隆科多被封为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雍正元年三月，隆科多与年羹尧同时加“太保”衔，二年六月，隆科多又兼管理藩院事务并且纂修康熙帝时的史事，他被雍正尊称为“舅舅隆科多”。自康熙晚年起，年羹尧和隆科多一个握有边疆重兵，一个掌握京师禁军，京师内外的局势也就得以控制。
雍正即位之后，十分亲信隆科多和年羹尧。在雍正给他们的谕旨和他们给雍正的奏折中，他们之间的感情比亲兄弟还要亲，没有了君臣的界限。年羹尧总是向雍正表示忠心，在恳请陛见折中说：“我受皇上的恩宠最深，而我对皇上一直忠心。皇上天性至孝，是古往今来其他帝王所不能比的，这一点我平日里就清楚得很。”当时年羹尧瞧不起隆科多，曾对雍正说隆科多是非常平庸的人，两人的关系很不融洽。雍正力图和解他们，就对年羹尧介绍隆科多说：“舅舅隆科多，我和你以前不太了解他，真是大错特错了！他忠于先帝，又是朕的功臣，是现在少有的出类拔萃的大臣。”雍正和隆科多是亲戚，和年羹尧也是亲戚，就让年羹尧和隆科多结亲，要年羹尧把自己的大儿子年熙过继给隆科多做儿子。隆科多是雍正的舅舅，而年羹尧和雍正辈份相同，比雍正年龄还小，把年的儿子过继给隆科多做儿子实际上是不合辈份的，雍正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年羹尧于雍正二年（1724年）元月十五日写了请赐诗扇折，雍正在上面朱批，告诉年羹尧自己做主把年熙过继给隆科多，语句亲切胜过兄弟，其程度常人是想不到的，这和其与亲兄弟允禩、允禟谈话时的言论相比，不知道要差多少。得知雍正谕令把年熙过继给自己，隆科多十分高兴，向雍正表示自己一定要和年羹尧抛去嫌隙、共同为皇上效忠：“我们两个人如果还是与先前一样当作两人看，那就是有负皇上了。”经过雍正的协调，年、隆二人作为雍正初年的功臣、权臣，成为雍正初年雍正巩固皇位最得力的助手。对于他们，雍正给过无数封赏，进行过高度评价，给他们以极重的威权。如有一次雍正赏给年羹尧鲜荔枝，由京城到西安的驿站传递只用了6天，以便保持荔枝的新鲜，防止变坏。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进京，雍正命礼部准备迎接大将军，年到达京城时，郊迎的王公以下的官员都是跪着迎接，年羹尧很是傲气，一眼都不看，只有他的同年史贻直作长辑没有跪拜，年看见后下马把自己座下的马让史贻直坐，自己又换了一匹马和他一起入城；王公们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微微一笑，点点头罢了。在京师短暂的时间里，雍正让年羹尧与马齐、隆科多等总理事务大臣一起宣布上谕。雍正向大臣们说，年羹尧是我原来的老朋友，记忆力好，文笔又好，能很好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才让他传达旨意，宣布上谕。雍正又宣谕各王公大臣，说自己之所以那么看重年羹尧，就是因为年羹尧为国出力报效，劳苦功高，不但自己敬重他，就连自己的后代子孙和天下臣民也应该敬重他。这样，在雍正的恩宠下，年羹尧和隆科多逐渐变得恃宠妄为。
从僭越妄为到被迫自杀
随着年羹尧、隆科多的权势愈来愈大，任权恣行的事愈来愈多。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在平定西部时任命私人，只要向吏部通报，不用向皇帝请示，称为年选。实际上，他那欺上压下、擅权横行的不法行为早就滋生起来了，任四川巡抚时，由于他本性贪婪，任权独断，加上军费开支很多，经常在四川加派赋税，使当地人民很是不满。当时江津县知县余田生对他额外急征的命令予以断然拒绝，年羹尧派使者拿了他盖印的文书去催征，使者到达县衙后，从早晨到中午，余田生不接见他。使者在堂上大闹，余田生命人把他捆起来，实行杖责。这时，江津几千百姓聚集在堂外，让几十位老人进堂，对余田生恳求道：“您敢得罪年羹尧，最多辞官不做；可您走了之后，我们没了依靠，日子就苦了。还是饶了使者吧!”由此可见，四川百姓对年羹尧加派赋税无可奈何。雍正登基后，年羹尧越来越放肆，很多大臣都向雍正弹劾年羹尧，揭发他种种罪名，结果反倒遭到雍正的训斥。雍正之所以这样对年羹尧和隆科多恩宠有加，除了因为年羹尧平定青海、隆科多传康熙遗诏之外，主要是年、隆二人作为雍正的长期心腹之臣，在支持自己即位、稳定即位后的局势、压制反对派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雍正必须凭借他们，拉拢多数官员，使自己政权的核心力量得以建立。雍正这样做是颇为必要的，但是雍正对他们的恩宠肯定会使年、隆认为有这样亲近的皇帝为自己撑腰，自己可以毫无顾忌地擅权专断，从而形成与皇权相抗衡的权力中心，使皇帝主宰一切的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局面遭到破坏。当雍正发现年、隆的势力已经开始威胁自己的权威、破坏国家统一，甚至危及自己的统治时，他对年、隆二人的态度马上转变，抛弃自己对他们说过的所有亲切的言语，到处搜集他们的罪证，鼓励大臣们揭发。此时，雍正已下决心将他们二人置于死地，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年、隆二人，特别是年羹尧，的确罪无可赦，不处死不足以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封建统治也不能得以巩固，对他们绳之以法极为必要，可雍正对这种局势的形成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年、隆的感情由十分热烈到极其冷酷，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和康熙过去批评他喜怒无常大概也有一定的关系。
雍正对年羹尧态度的变化，从雍正二年（1724年）冬，即年羹尧第二次进京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