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对“弃置”论进行严厉驳斥，坚持改土归流的政策。黔东西南苗族聚居地，属中国境内之领土，所谓“弃置”，绝不是等于让它从中国分裂出去，而是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割据势力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放弃中央政府对它的行政管辖，从改土归流倒退到土司制度之前的牵制政策，这显然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往。雍正目睹苗疆叛乱，后悔改土归流，“以为从前原不应料理”，叛乱平定之后可以考虑“弃置”
问题，纯属因噎废食之论，张照“弃置”论即来源于此。乾隆对张照“弃置”论的批驳，表明他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的决心，甚至比雍正更坚定。
乾隆帝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是更换将领，惩办失职官将。他一登上帝位就将张照撤下来，委任湖广总督张广泗为经略，“统领军务”，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全部都要听从张“节制调遣”。他多次降谕，慰抚张广泗，寄以厚望，授与大权。言及苗疆用兵事关重大，历时日久，虽发誓尽全力平苗报恩，却仍无任何头绪。乾隆帝也多次下谕，指责张照扰乱军务，副都御史德希寿附合跟随，贵州巡抚元展成抚绥不当，玩忽职守，轻视民命，文武不和，扬威将军、贵州提督哈元生事先不能作防范，用兵时又犹疑观望，筹谋无术，调度失宜，贻误军务，副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仗恃张照之势，与哈元生狼狈为奸，仅以招抚为事，皆令革职拿解至京，严审定罪。乾隆的这一举措，赏罚严明，对保证平定苗疆起了很大作用。
乾隆帝对剿抚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禁止滥杀，力图以“德”济“威”。他于九月二十一日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多次指责官兵不该烧毁被迫胁从的苗寨，屠杀老幼，因为“若将胁从之苗寨概行焚毁，并诛其老弱子女，则益坚其抗拒之心，于剿抚机宜，殊为未协”，但若过分宽纵，“使逆苗并不畏威，兼不怀德，则亦非一劳永逸之计”。他于十一月十八日再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下令赦免投诚苗众之罪，让他们传谕经略张广泗，令其知晓圣谕：“除怙恶不悛者定行剿除，以彰国法，其余若能闻诏投戈，输诚悔过，当悉贳其罪，予以自新，务使边宇安宁，百姓乐业，以副朕乂安海内，一视同仁之意。”这对劝说苗民降顺，减缓限制官军的滥杀，具有较大的影响。
在乾隆帝积极整顿军务的正确方针指导下，经过张广泗认真总结前面八九个月战争的利弊得失和经验教训，认为过去之失利，除了政治上文武不和、剿抚未定等因素外，军事上最大的失策是“合生苗、熟苗为一”“分战兵、守兵为二”，在战场上用于征剿之兵太少，六省官兵数万名，绝大多数用于“大路沿途密布”，“而用以攻剿之师，不过一二千人”，以致“东西奔救，顾此失彼”。他建议集中兵力，分化生苗熟苗，“直捣巢穴，歼渠魁，溃心腹”“涣其党羽”“暂抚熟苗，责令缴凶缴械，以分生苗之势”，而以“大兵三路同捣生苗逆巢”，使其无法互相救援，“则我力专而彼力分，以整击散，一举可灭”，然后再攻“从逆各熟苗”，这样就可以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了。
乾隆帝非常信任张广泗，对他的奏请，完全批准，大力支持。张广泗拥有军政大权，号令统一，率领六省官兵，集中力量进行征剿，先分兵三路，攻上九股、下九股和清江下流各寨，所向披靡。乾隆元年（1736年）春，继续分兵八路，剿灭抗拒苗寨，“罔不焚荡铲削”,随即进攻牛皮大箐。此箐位于苗寨之中，长达百余里，北至丹江，西为都匀、八寨，东系清江、台拱，“危岩切云，老樾蔽天，雾雨冥冥，泥潦蛇虺所国”，虽附近的苗徭，“亦无能悉其幽邃穷其荒阻者”，所以各处苗寨被攻下以后，苗人纷纷逃据其中，以为官兵绝对不可能到此，他们企图待军退后再出活动。张广泗檄令诸军分扼箐口，重重合围，逐渐近逼，从四月至五月，官兵“犯瘴疠，冒榛莽，靡奥不搜，靡险不剔”，又许苗人自相斩捕除罪，因此，生苗“渠魁”全部被擒被杀，“俘馘万计”，“其饥饿颠陨死岩谷间者，不可计数”。六月，张广泗再次乘胜搜剿从乱熟苗，分首、次、胁从三等，直到秋天，先后毁除1200余寨，赦免388寨，斩1.7万余人，俘2.5万余人，尽数铲平苗寨叛乱，原来黄平等州县逃到邻近省份居住的汉民，陆续回到旧地。战火纷飞，兵荒马乱，连续折腾了一年多的苗疆，终于平定下来了。
治理苗疆
对苗疆地区的迅速平乱是乾隆帝即位以后的一大政绩。乾隆帝对此当然感到十分高兴，重赏有功官兵，厚赐银米，晋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领贵州巡抚，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并每年赏给养廉银1.5万两。但是，他并没有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在积极着手进行更为艰巨的工作。
征剿苗变，固非易举，未必能稳操胜券，但是，以全国之力制一隅之地，遣派六省官军对付数万没有任何训练的苗民，只要调度有方，总还是能够办得到的。可是要治理苗疆，使其今后不发生或少发生变乱，则是一件有长远意义的大事，因而变得尤其艰难。雍正四年（1726年）起，为在苗区改土归流，用兵五六载，刚刚收兵，即遍设州县，委派官员，筹建兵营，征收赋税，台拱上下九股数百苗寨即于雍正十年起事，围攻大营，持续将近一年，才将其镇压下去，不久又发生了这次大的变乱。这两次苗变表明，清廷必须采取正确措施，才能真正稳定苗疆，减少动乱。
乾隆同时采取的另一重要政策是尊重苗民在当地的习俗。他在上述永除苗赋的圣谕中同时又讲道，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全然不同，因此规定，今后生苗疆中一切内部矛盾，都依照苗民自身惯例处理，没有必要依清朝廷官法进行处置。至于生苗与汉族兵民及熟苗争执的案件，则属于文官应办者，归文臣办理，属武将处理的范围，则由武官办理，有关官员必须“秉公酌理，毋得生事扰累”。
乾隆帝实行的第三项重要政策是在苗疆地区实行屯田，但这一项不像免赋那样一谕定局，而是经过了许多曲折往复。乾隆元年（1736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审阅总督张广泗陈奏的苗疆善后事宜时，谕告总理事务王大臣，指出张总督奏请将“逆苗绝户田产”分给汉民领种的办法非常不妥，因为苗人秉性反复无常，现在虽然降服，但难保今后安定，若将“所有逆产招集汉民耕种”，万一苗变再起，汉民将受其害。因此，叛乱的苗寨中因为获罪不能耕种，而并入官府的耕地，可用来设屯军，令兵丁耕种，这样，无事可尽力务农，万一出现紧急情况，“就近即可抵御”，所收粮谷，“又可少佐兵食”，以省内地的转运，且使苗疆驻兵有所增多而又能节省添兵的费用。乾隆帝令王大臣将他的这一圣谕转告张广泗。
有些大臣对乾隆这一做法不赞同。协办吏部尚书事务顾琮奏称，于深山幽谷招募屯田，是“尽夺生苗衣食之地”，甚为不妥。可是，总督张广泗积极执行皇上谕旨，积极筹办屯田的各项事务。乾隆二年（1737年）八月二十九日，张广泗上奏：遵照圣意办理了苗疆事务，已将“叛苗绝户田产，安设屯军”，原来计算绝户田地，约可安屯军五六千户，现据各州县报告，清江县可安屯军2600余户，八寨可安八百余户，丹江900余户，古州、台拱、凯里、黄平、施秉、胜秉、清平等地可安六七千户，共计能设一万多户屯军，所以需设屯堡一百余处，这些地区都是形势险要之地，对保证苗疆长治久安，能起到万全作用。乾隆帝对此加以赞许，并经总理事务王大臣核议奏准，令张广泗照此方案办理。不料，云南总督尹继善来京见驾，乾隆向他询及苗疆事务，尹继善详细论述安设屯军的不妥。这可使皇上困惑了。这个尹继善，并非等闲之辈。其父尹泰，原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佐领，因受世宗雍正赏识，晋升至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尹继善亦被世宗宠信，历任署广东布政使、江苏巡抚、署河道总督、署两江总督、协办江宁将军、云贵总督，乾隆元年因贵州别设总督始专任云南总督。尹继善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指挥官兵平定了台拱苗变，雍正十二年（1734年）泰定新辟苗疆诸事，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发云南兵并征调湖广、广西兵策应，协助张广泗平定了古州苗变。这样一位长期担任封疆大吏而且亲自处理过苗民变乱的云南总督，建言屯田之不可设，其说服力是很强的。因此，乾隆帝于乾隆二年（1737年）闰九月十二日下谕，停止贵州古州苗田屯军。他谕告总理事务王大臣：尹继善奏称“分布屯军之举，尚未妥协”。实际上，苗民不愿开设屯田，若将“逆苗”之田“收之于官”，则将招苗人反感，轻重缓急不可倒置，不能与经理苗疆之意不合。令即将此旨驰告张广泗，命其立即停办屯田。他又专降一旨谕古州等处苗民说：督臣奏请将“逆苗绝户叛产”分给屯军，考虑到此等“绝田”“未必尽系无主之产”“不忍以尔等自有之业，强令归官”，因此特颁谕旨，令经理大臣“停止屯军之事”。那些受到如此厚恩的苗民，一定会从此安分守法，成为天朝帝国的良民。
贵州总督张广泗接旨后，继续坚持要设立屯军，为此特地上奏疏力争，并以身家性命相保。乾隆帝阅过奏折经过再三考虑后，同意张的建议，降旨批示说：“卿既熟悉苗情，又屡经筹度，且以身家相保，朕自然听卿料理。”在苗疆设立军屯之事又得以继续进行。
但是，争论并没有宣告结束，乾隆三年（1738年）四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鄂弥达特上长疏，力陈兴办屯田的危害。他的主要根据有二：首先苗人全靠“刀耕火种”，无其他营生之业，过去地亩宽余，才能世代繁衍，维持生活，如将田收归屯丁，则今后地少人多，必“不能仰事俯育”，致使苗人生怨。二为屯丁不能自耕，仍需招苗人耕佃，苗民“以世代田产，供他人之倍收”，又为兵丁佃户，“久之视同奴隶”，既没有赖以生存的田地，又要被人役使鞭笞，这样下去，他们活得不痛快，也就更加不怕死了，恐怕不出十五年，“古州之事复见矣”。乾隆帝阅读后，又犹豫不决起来，降旨批示说：“此奏识见甚正”，朕对于军屯一事亦不以为然，曾经在去年特地颁下谕旨命令停设军屯，但张广泗坚持要办，“伊系封疆大臣，又首尾承办此事，不得不照彼所请，然朕则以为终非长策也”。现在又看此奏，交军机大臣详议。不久谕令张广泗回奏。
尽管圣谕威严，同僚奏章又来势逼人，古州之变再生的警告，更容易让人心生胆怯，但张广泗仍坚持己见，于乾隆三年（1738年）七月十五日遵旨议奏，详言安设军屯是“实有必应如此办理之势”，并具体对鄂弥达提出的论据进行了辩驳，澄清了疑问。他强调指出，用来安设屯军之田，是“逆苗内之绝户田产”，其人户未绝者，田地仍归己有，并未没收入官开设屯田。屯军必须自耕，不准请人或雇佣佃户耕种。苗疆未垦之地甚多，即使以后“苗民生齿日繁，亦不至无以资生”。所设屯田，凡与苗田相邻者，皆已标明界址，防止屯军越界侵占苗地，并拟定章程，不许官兵欺压苗民。乾隆帝看后，最终决定设屯，批示说：“既经卿详悉敷陈，知道了”。至于何处安设屯军，何处仍系苗田，绘图进呈，“朕将览焉”。张广泗随即具体规划，奏准增设官兵，安设屯堡，严格稽察屯军，违规者依法严处，严禁典卖屯田，规定屯粮数额，上田一亩纳米一斗，中田八升，下田六升，每斗加鼠耗三合，屯军按期操练，各方面的问题，筹划十分详细具体，确属完全可行，苗疆安设屯军之事，终于顺利办成。
乾隆帝又于十二月十六日下谕，下令慎重挑苗疆守令，责令今后委任廉静朴质的官吏，要他们视苗民如同赤子，“勤加抚恤”，“使之各长其妻孥，安其田里，俯仰优游，一无扰累”，这样，苗民也就安分守法了。
乾隆帝的以上几种措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偶尔还发生一些小争执和小规模的武力事件，但从此贵州苗疆基本上是安定下来了，正如魏源在《圣武记》卷七中所说，“自是南夷遂不反”。这对贵州特别是苗疆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仅以军屯而论，乾隆四年（173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贵州古州镇总兵韩勋奏称：过去“新疆地方”，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脂（芝）麻、菽麦等种，从来没有种植生产过，自安设屯军以后，地方文武官吏大力推广，劝种杂粮，今年获得了一定的产量。无论是军屯还是苗民的田地，早晚稻都获得了丰收。现正督令屯军于堡内及山上空地，多栽茶、桐、蜡等树。苗疆过去没有市场，“近年兴立场市，各寨苗民、商贩按期交易称便”。韩勋讲述的这些有关军、苗安居乐业的事例，是具有很强说服力的。
四大贪案
大张旗鼓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在这仅仅一个月内，发现了四桩贪污案件，当事者全部受到乾隆帝的严厉惩罚，两员大臣被勒令自杀，另外两位官员被判处绞刑，监候待决。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初七，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向乾隆皇帝呈送了弹劾山西布政史萨哈谅的奏疏。喀尔吉善疏称：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况钱粮，加平入己，擅作威福，吓诈司书，纵容家人，宣淫部民，婪赃不法，给领饭食银两，恣意克扣，请旨革职”。乾隆帝马上批示：萨哈谅着革职，其他各项条款，及本内有名人犯，该抚一并严审具奏。
第二天，三月初八，喀尔吉善参劾山西学政喀尔钦的奏疏又来了。喀尔吉善奏称：喀尔钦“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
乾隆帝批示：喀尔钦着革职，“其败检淫逸等情”，及本内有名人犯，着侍郎杨嗣璟前往会同该抚严审定拟具奏。
乾隆帝看过这两份奏章后，心里非常气愤，于三月初八下谕痛斥这两员贪官。
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着重强调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官员不该贪污。乾隆帝并没有笼统地、抽象地从理论上讲大臣不应贪赃枉法，而是采取了直截了当的手法，从物质条件上来数落墨吏之谬误，从欺君忘恩的高度来斥责贪官。他说他对群臣一直都是“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这并非虚夸之词，而是确有其事。姑且不谈位列二品的布政使的年薪和乾隆帝即位以来的多次赏赐，单就养廉而言，从雍正帝创立养廉银制度起，到乾隆下达此谕时，清朝官员，尤其是各省大吏，收入确实相当可观。按规定，山西学政一年的“养廉银”为四千两白银，约可购米四千石，如果按亩租一石计算，相当于四千亩田的地租收入。山西布政使的养廉银更多，一年高达八千两。拥有如此大量的固定收入，布政使、学政全家完全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还可以年年购买田地，添置田产，根本不需勒索民财来养家。这四千两、八千两足够学政、布政使“养廉”了。蒙受皇上如此厚恩，还要贪赃枉法，搜括民财，这些贪官真是有负圣上，愧对皇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