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和珅骄横跋扈侵权越职的行为，嘉庆内心非常愤怒，但是表面上却十分恭谨，“凡于政令，惟和珅是听，以示亲信，俾不生疑惧”，甚至扬言自己将来治理天下，也要依靠和珅。嘉庆的韬光养晦、隐忍不发的策略，麻痹了和珅，使和珅相信即使嘉庆亲政，也不会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他把乾隆病危消息，只是当作新闻根本没有当一回事，“出向外廷人员叙说，谈笑如常”，他做梦也没想到，乾隆去世之日，也是自己的末日来临之时。
乾隆去世当天，嘉庆就把和珅强行软禁起来，表面上任命和珅与成亲王永瑆、大学士王杰、尚书福长安等负责办理丧仪，但实际上要求和珅、福长安“昼夜守直殡殿，不得任其出入”。正月初四，下诏力责征剿白莲教不力，嘉庆把矛头直接指向军机大臣，“内而军机大臣，外而领兵诸将，同为不忠之辈”，首席军机大臣和珅明显是其指责对象。初五，嘉庆宣布御门听政，决定“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重新把政治大权收回手中。他还同时表示要效法先帝，“以求言为急务”，不能仅听“一二人之言”。嘉庆这些举措，明显是向内外廷臣宣布铲除的信号。于是御史广兴、郑葆鸿，给事中广泰、王念孙等，纷纷上奏弹劾和珅。初八，嘉庆下令逮捕和珅、福长安，并宣布嗣后一切陈奏事件，“俱应直达朕前，俱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大臣”。同时，王杰被任为首席军机大臣，成亲王永瑆、前任大学士刑部尚书董诰、兵部尚书庆桂等为军机处行走，仪亲王永璇总理吏部，成亲王永瑆总理户部，调兵部尚书郭庆桂为刑部尚书。驰驿安徽，调巡抚朱珪入京直尚书房。山东巡抚伊江阿知道乾隆去世，迅速派人赶赴京师递送奏折，被嘉庆派人截获。伊江阿奏折内有书信，是给和珅的，劝和珅“节哀”，而于嘉庆“无一字提及”。嘉庆非常愤怒，将伊江阿发配伊犁。嘉庆又开始剪除和珅集团的重要势力，把和珅集团中主要人物左都御史吴省兰革职回籍，侍郎李潢降为编修，太仆寺卿李光云以原品休致，大学士苏凌阿罢官去看守乾隆陵墓裕陵。十五日，嘉庆宣布和珅22条大罪，十八日赐和珅自尽，福长安斩监候被押往和珅监所，跪视和珅自尽后，再押回狱，秋后处决。嘉庆还查抄了和珅“累至数十百万”的家产。
嘉庆帝琰在几次谕旨中，定了和珅22条大罪，从中可以看出和珅独掌大权及其祸国殃民之情。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这些：第一，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册立皇子之前一天，和珅向琰“先递如意，泄漏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第二，遇见皇帝，居然骑马昂首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第三，以腿疾为借口，乘坐椅轿进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第四，把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第五，欺蒙皇帝，谎报或不报军情，致征剿白莲教之军务日久未竣。第六，乾隆帝病重时，其“谈笑如常，丧心病狂”。第七，太上皇抱病批阅奏折，偶因年迈字迹无法辨认，其竟然说不如撕掉，然后另行擅自批写谕旨。第八，一人把持户部事务，并将其变成不变之例法，不许部臣参议一字。第九，对于抢夺商人的强人隐匿不惩办。第十，不批准蒙古王公来京祭悼皇父。第十一，极力安插自己的亲信大学士，苏凌阿老迈难堪，因系其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其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第十二，独揽大权，竟然任意撤换军机处记名人员，“种种专擅，不可枚举”。第十三，其家所盖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第十四，在其蓟州所造的坟墓中竟然设立享殿，还开设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第十五，家内所藏珍宝数不胜数，其拥有珍珠手串居然比大内多数倍，有2万余串。第十六，藏有真宝石顶数10个，整块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第十七，家内银两及衣服超过千万。第十八，藏金2.6万余两于夹墙，藏金六千余两于私库，埋银百余万两于地窖内。第十九，以首辅大臣的身份和街头小民为蝇头小利而争得面红耳赤，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庄。第二十，其仆人居然有多达20多万的家产，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和珅）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第二十一，其私自收藏正珠朝珠一挂，而这些只能是皇上才能服用，“往往于灯下无人时私自悬挂，临镜徘徊，对影谈笑”。第二十二，在京师步军统领衙门及巡捕五营借职的一部分兵丁，“在和珅宅内供私役者，竟有千余名之多”。
大丧之日杀和珅，嘉庆帝为了钱还是为了人
不得不死的和珅
绣衣成巷接公衙，弯弯曲曲路不差。
莫笑此间街道窄，有门到达相公家。
——清·无名氏《咏补子胡同》
此诗意为，和珅和中堂每天入朝之时，文武百官夹道迎送，简直就形成了一个用人墙搭起来的胡同。和珅的位高权重，可见一斑。
和珅正式崛起于1776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此后专权长达20多年。在此期间他外结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掌吏部、户部、兵部，对刑部、工部、礼部等部门也颇具影响力，真正是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在此期间，他疯狂搜刮民脂民膏，胆大妄为，已经到了不可饶恕的地步。
到乾隆驾崩之前，和珅身兼数个要职，影响着六部，堪称是百官之首，二人（乾隆和嘉庆）之下万人之上。在清王朝历史上，作为一个大臣，和珅曾经拥有的地位空前绝后，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到末代皇帝宣统，是绝无仅有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像祖父雍正一样，作为帝王中最节俭皇帝之一的嘉庆，最恨贪污。他认为朝廷许多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官吏的贪腐。嘉庆所接手的是一个财政赤字严重的乱摊子，而据他所知，和珅却肥得流油。
不仅位高权重，而且贪婪成性。身具这两大为帝王所忌惮之特点的和珅自然是嘉庆要清洗的首要对象。
无论是替晚年腐败荒淫的乾隆给世人一个说法，还是为自己贪得无厌的官宦生涯做一个交代，或是为新皇帝的登基铺路，和珅都不能不死。
嘉庆帝幕后的高手
嘉庆对于除掉和珅是蓄谋已久的，因此，乾隆一死，锄奸行动就立即展开。和珅虽然预感到大事不妙，但对嘉庆的计划却一无所知。他对乾隆的心思揣摩得不可谓不透彻，但对新皇帝嘉庆就知之甚少了。他根本不知道，在嘉庆的安排下，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朱珪已经悄悄到了京城，在靠紫禁城较近的东华门的一套小院藏身，指点和协助嘉庆的锄奸行动。
早在乾隆驾崩之时，嘉庆即令和珅守灵，把和珅软禁在乾隆的灵堂上。这样就切断了和珅同外面的所有联系，即使一生兵权在握，此时也无法调兵。很快，嘉庆就开始来处置和珅。他首先颁布了一道上谕：将南方白莲教战事责任归咎于和珅，紧接着，一个叫王念孙的人向朝廷上了奏章，列举和珅的种种罪状。嘉庆借机就免去了和珅大学士等重要职务，并把他软禁。在议定对和珅的处置时，直隶总督胡季堂首先表态说，和珅是罪大恶极，应当处置。他一带头，各地官员也纷纷表态，嘉庆就此得到舆论的支持。
得到臣子们的支持后，嘉庆命人查抄了和府，查获金银财物、房产、产业无数，据说总价值约9亿两白银，相当于乾隆年间两年半的税收，其中不乏各地进贡给皇上却被和珅私自窃取的贡品。嘉庆勃然大怒，当即宣布了和珅二十大罪状，谴责和珅辜负了先皇信任，愧对先皇的恩宠。因此，在大丧期间处置这位先皇的宠臣也就成了安慰先皇在天之灵的理所当然的事了。正月十八日，在京文武大臣奏请嘉庆帝将和珅立即正法，处以凌迟之刑。
对和珅，嘉庆是非杀不可。但也还是要故作姿态，表示一下自己对先皇的尊敬、对大臣的恩典，也要顾及朝廷的脸面。因此，在让和珅多活了几个月后，嘉庆宣布：和珅虽然犯下种种罪行，但念其在先帝驾前多少有那么一点功劳，而且又是朝廷大员，新晋的公爵，朕不忍心让他遭受凌迟之苦，就赐他自尽吧！免于凌迟。和珅的同党福长安一直以来阿附和珅，此时也被削夺了职爵，判了斩监侯，也就是死缓。嘉庆特别命人将福长安押到和珅所在的牢房，跪在那看着和珅自尽。
和珅之死为何没有造成局势的动荡
在朱珪的指点下，嘉庆对和珅的处置显示出了极高明的政治手腕。和珅为官多年，党羽众多，阿附者甚众，甚至连传说中与和珅斗智斗勇的纪晓岚实际上都与和珅有较为密切的往来。因此，对和派如果连根拔起，不免让朝局动荡，政务瘫痪。因此，嘉庆虽然迅速处死和珅，却没有将事态扩大，也没有株连九族。和珅的弟弟当时早已经死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因为是额驸，也就是驸马，也没有杀。嘉庆还留了一点房产让他们维持生活；乾隆朝重臣傅恒的儿子福长安本是和珅的死党，虽然判了斩监侯，但最终还是没有杀，并予以任用；和珅府里养了一个先生，也是和珅的同党，常为和珅出谋划策，最终也只给了一个处分了事；其他经和珅推荐而得以任用的官员，没有因和珅倒台而被诛连，仍任原职。
因此，虽然权势极大的和珅被除掉了，当时的清廷就仿佛只是下了一场短促的骤雨，保持了稳定。
当然，和珅之死没有造成清朝政局的巨大动荡，与和珅本人的为人也有关。和珅虽然贪得无厌，但也不像嘉庆宣布其罪状中所说的那样有不臣之心。他从未脱离过乾隆帝的控制，不过是靠着乾隆的信任而为自己敛财罢了。在他掌权期间，清王朝虽然不可避免地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但总体上还算是四平八稳。而清王朝之所以走下坡路，有封建王朝的必然性，也有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奢侈荒淫的因素。
作为封建时代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巨贪，和珅为官一生搜括无数，最终确为他人作嫁衣裳，解决了正发愁国库空虚的嘉庆帝的燃眉之急。还搭上了自己的一条性命。正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清王朝财政的支出有了着落，一时间真是皆大欢喜。
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重新起兵
乾隆朝是清王朝的盛世时期，乾隆晚期，夕阳西下的没落之势开始出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集中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一边是拥有数以万计的田地的大地主，一方是十之八九在富户家租佃耕种的穷苦农民，形成了“不只倍蓰”的巨大贫富差距。封建统治者还以各种名义加派加征各种苛捐杂税，维持不断膨胀的官僚行政机构和连年征战的战争费用。这时的政治也极为腐败黑暗，突出表现在贪污极盛、吏治败坏、政务废弛、讼案山积。和珅控制了政、军、财的大权，为所欲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贪官。
在他当政的20年里，其接受贿赂、营私舞弊、贪污聚敛的财产，除80万亩田地之外，折合白银竟达8亿两，这是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10倍。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吏也是无官不贪，因循怠惰，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横征暴敛，政务无人过问，讼案无人审理，人民怨声载道。当时人就有这样的议论：今天下之官虽多，但真正能够替民办事的却很少，横征暴敛，朘民膏而殃民命者随处可见。广大劳动人民遭受着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高压，加之连年天灾人祸，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断激化的尖锐阶级矛盾，使得反抗清王朝的斗争一触即发。
四川、湖北、陕西等省，一种秘密的宗教正在传播，在人民群众中组织和发动武装反抗斗争。特别是在川、楚、陕三省交界处，人称巴山和南山老林的山区，因大量的失去土地而背井离乡的无业游民聚集在这里，秘密宗教活动更为活跃，其中白莲教影响最大。
清政府一向采取严禁、取缔的政策来对待民间宗教。清朝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就下令都察院陆军五城御史、巡捕衙门及在各省的督抚等官，如发现各种教门，坚决予以取缔镇压，毫不姑息，严厉搜捕和惩办各教教徒。白莲教作为当时最有影响、活动最为频繁的秘密宗教之一，清政府更是严密关注其一举一动，将其作为重点的防范对象。白莲教在元、明两代，就已经多次组织反抗斗争。明末徐鸿儒打着白莲教的旗号，组织了山东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明王朝的统治，起义遭到残酷镇压之后，白莲教不得不转入了低潮。到清中期，白莲教又开始活跃起来，传教活动由地下转向公开，由以前单纯的传教布道转向组织群众斗争，提出了“红阳劫尽，白阳当兴”（红阳指现在，白阳指未来）的口号明显，具有了反对清朝统治的意思，这极大地激起了已无法忍受清王朝黑暗统治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白莲教很快流传开来。与此同时，封建统治者对白莲教禁止措施更加严厉，防范更加周密。
乾隆年间，清政府逮捕和杀害了大批白莲教教首、教徒。乾隆四十年（1775年），白莲教主要首领刘松在河南鹿邑传教，由于事情败露被捕获，被遣往甘肃。其他教首刘之协、宋之清等人在川、楚、陕等地继续进行传教活动。白莲教在清朝日渐衰败中不断发展壮大。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白莲教宣传教徒王氏的儿子王发生为明裔朱姓，借以煽动反清复明情绪，被地方官发觉，刘之协等人被捕，被发配到新疆。路上，刘之协设法逃出。清政府下令全力搜捕，各省官吏名为缉拿教徒，实际上借搜捕之机，肆无忌惮地勒索地方民众。
在湖北荆州宜都一带，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带领的官兵搜索白莲教徒时，使数千之人无辜连累至死，“使富家破，贫陷死者无数”。清政府严禁私自经营盐业、私铸，又使大批以此谋生的贫民陷入绝境，不得不走上反抗的道路。先是湖北荆州、襄阳，四川达州等地民众不堪忍受，揭竿而起，举起反抗斗争的大旗，而后，流落到巴山、南山老林的贫民一呼百应，应者云集，成为反抗斗争的主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