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大臣对陈德的供词半信半疑，再次刑讯逼供，陈德反复交待，但仍然是所供的那些内容，又不敢动用重刑，人犯若死，干系甚大。只能多次提审陈德过去的几家主人、朋友、两个儿子等，并继续刑讯陈德。二十二日刑审了一天，方才得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即案犯陈德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差事，情绪一直不好，一次在酒店与人口角，曾经动刀，扬言要杀人，经人劝解，才未酿成大祸。至于受何人指使入宫行刺皇帝，仍说不出所以然来。
二十三日，嘉庆帝下令加派九卿科道官员会审此案。二十三、二十四两天，加紧刑讯陈德及有关人员。所有相关人均称不知道陈德行刺过皇上，原因更是一无所知。而陈德在酷刑拷问之下，供称自己多次做过好梦，梦见要发大财，并且有黄龙袍加身，又抽到好签，想到自己如此一身好武功，如能入宫惊了圣驾，自然会得好处。至于主使及同谋，陈德始终坚持没有，并说不敢胡乱攀扯。
连续几天，增派会审大员越来越多，施用的刑罚也越用越严，然而案情却一筹莫展。
但宫廷内外，均已知道二十日皇上遇刺之事，一时流言纷传，甚至有人开始胡乱推断，陈德的主谋、同党会是朝中哪些大臣，说得有板有眼。审案的官员们也很担心：不用严刑，害怕皇帝怪罪自己不认真办案；用刑过重，人犯若死，就断了线索，也难免不获罪；更可怕的是，如果严刑逼问之下，那陈德随意说出几个在朝大臣来，很可能会引起一场政治上的混乱。何况陈德曾在许多官员、富豪家中当差为奴，很可能是知道了一些官员的情况。
审案大臣真是骑虎难下，不知道如何办是好。而朝野上下也议论纷纷，一些过去被嘉庆帝整治过的官员也惶惶不可终日，万一皇上怀疑自己，如何是好。
朝野上下这种议论，嘉庆帝也听到了一些风声。他感到，这宗案子应马上结案，拖下去极为不利了。如果案犯坚持不招供，参与审案的一大批官员将受到办案不力的谴责;如其随便指出一些朝中大员是主使人，势将引起政治动荡。于是，嘉庆帝断然下令停止审讯，立即结案，以稳定局势。
二十四日当天，内阁明发嘉庆帝圣旨：陈德行刺皇帝一案，审办诸大臣已经劳心费力了，对其主使、同谋及党羽穷究不舍，一片赤诚之心，忠君为国，必应如此。朕即位已有八年，虽然没有实行太多的仁政，却也从不妄行杀戮，朝野上下，非朕之臣民即朕之兄弟子侄，朕不忍心无端猜忌任何一人。至陈德行凶，有如狂犬伤人、鸱枭食母，主使不一定必有，同谋也不会太多，如果一味穷究不舍，恐怕牵连无辜，酿成大乱。即使朕不究问，终是疑案，如是，则损失甚大。现令将陈德及其子定罪，并对护驾有功人员进行奖赏，迅速结案。
谕旨由内阁明发，朝廷大臣才定下心来。同日，参与审案的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刑部官员及九卿、科道官，列衔共同拟定结案奏疏，立即得到批准。陈德被凌迟处死，其子禄儿、对儿均被处以绞刑，其岳母年过八十，不再追究。所有护驾有功的定亲王绵恩等，均加封晋爵或受上赏，按责任轻重处罚守宫门不严的护卫、巡查不力的有关人员。今后，皇宫各门加强保卫稽查，御驾出入，严密护卫。
这场轰动朝廷内外的谋刺皇帝的大案到此就基本完结了。
阿美士德使团访华
自从马戛尔尼使团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访华以来，中英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继续向恶化发展。为了改变清政府对英国的态度和政策，一支大型外交使团——阿美士德使团受英国政府派遣，于1816年出访中国。英国外交大臣的训令指出，这支使团的主要使命是向清政府要求：使英国商人免受广州当局的“不公正”待遇，为英商在广州争取更大的权益；英商享有与当地商人自由交易的权利；中国官吏不得任意进入东印度公司商馆，英国人可以自由雇佣中国仆人；商馆人员被允许以中文向中国政府交涉等。
清政府吸取了前朝接待马戛尔尼使团的教训，从一开始就防范有加，杜绝了英国使节提出任何要求的可能。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初五，嘉庆帝谕令直隶总督：“该国遣使远涉重洋，以纳贡为名，恐尚有干求事件。该督一闻贡船抵津之信，即行驰往照料，如该贡使向该督言及有恳请赏给口岸贸易，如上次请于宁波互市等事，该督即先行正词驳斥，以天朝法度森严不敢冒昧陈奏，绝其妄念。”
使团到达中国后，要不要向中国皇帝行叩头礼成了第一个难题。阿美士德本人对此并没有什么固执的意见，副使乔治·斯当东则坚持反对阿美士德行叩头礼。嘉庆帝大为恼火。
他不仅拒绝接见这个使团，还派遣大臣给使团送去了一份给英王的绝交性敕谕：“尔国距中华过远，遣使远来，良非易事。且来使于中国礼仪不能谙习，重劳唇舌，非所乐闻。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他还谕令两广总督，“倘一二年后该国又遣人奉表谢罪纳贡……不可令其再来京师，以省烦渎”。不仅如此，嘉庆帝还想从此将中英贸易彻底禁止。他要求两广总督查明：“英吉利一国每年计约收税银若干两，如将英吉利国停止贸易是否可行？”当时的粤督蒋攸铦已逐渐认识到英国人嗜商如命的本质，复奏皇帝说，粤海关每年征收税银一百二三十万两，英吉利一国约收税90余万两。
嘉庆帝听从粤督的建议，不再试图停止中英贸易。但他又记起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曾请求开辟宁波口岸，于是又谕令两广总督，“此次该国贡船来往经过浙洋，并未寄碇，其意似专欲来天津贸易，以遂其垄断之谋。该总督等设法将伊国来京之意，严行杜绝，使之不萌此念，即来亦不能径达，方为妥善”。这样，英国方面就没能与中国政府直接谈判，改变广州贸易制度的愿望也泡汤了。广州单口通商制度被执拗地再次肯定。
英国侵华的加剧
图居澳门事件
英国多年以来一直苦于在对华贸易中没有立足之地，希望在中国沿海获取一个据点。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就曾正式提出：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未经设防的小岛给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停泊，存放货物，并允许英国商人在那里居住。这一无理要求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具有侵略性，当然遭到乾隆帝的严辞拒绝。但英国方面并未善罢甘休，他们又打起被葡萄牙人窃据多年的澳门的主意。嘉庆七年（1802年），英国兵船借口防止法国海军侵占澳门，来到伶仃洋面，准备随时上岸。两广总督吉庆“当即饬谕英吉利夷船回国，毋许登岸”。由于这次英国兵船没有异动，并且全部从中国海域离开，双方冲突没有触发。
嘉庆十二年（1807年），法国入侵并占领葡萄牙。英国担心法军侵占澳门，于是，海军少将度路利受英印总督派遣率兵三百到中国来。度路利到达中国海域后，不顾清政府尚未同意，葡萄牙人又极力反对，度路利擅自率领部队在澳登陆，并侵占了3座炮台，并“总以保护西洋人为词，迁延不去”。这分明是“阳借保护之名，徐图占据”。广州当局屡次劝导英人撤兵，英方均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两广总督企图用停止贸易的办法逼英国人顺从，下了封舱令。然而度路利毫不示弱，摆出强硬对抗的姿态。无视清政府规定军舰不得进入黄埔，率3只兵舰驶入虎门，在黄埔停泊下来。与此同时，英印总督先后共派出13艘兵舰，登陆士兵达760名作为增援。不久度路利又率领兵弁水手200多人，驾舢板艇30多只，由黄埔驶至广州城外13行停泊，求见两广总督，“声称恳请总督奏明大皇帝，如蒙允准，在澳寓住”。几天后，英国人的数十只舢板又前来，想从十三行运些伙食。清军开炮将其吓退。这时嘉庆皇帝已经向吴熊光传出谕旨，命令他晓谕英人迅速撤兵，不可停留，“倘有不遵，统兵剿办”。吴熊光接旨后立即开始部署反击，度路利见势不妙，被迫宣称“情愿撤兵”。英船随后全数驶往澳门，并于次年撤离澳门。此后，由于英国陷于欧洲事务，只得把中国的事情撇在一边，才没有扩大事端。
刑事纠纷
鸦片战争以前，中英双方因英国人殴打杀害华人屡屡发生刑事纠纷。在这类纠纷中，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毋庸置疑拥有根据本国法律约束境内外国人的权力。然而，英国人罔视中国法律，一味袒护本国罪犯，制造了一系列中英冲突事件，主要有：
“天佑号”事件。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英国船只“天佑号”驶至黄埔。十八日夜间，一只中国小船在其船头抛锚多时，该船值班官员向其喊话，只因为小船没有回音，值班官员便命令哨兵开枪，船上的中国人一名被打伤，一名落水。事后，中国官员向英国大班要求交出开枪人，遭到英方拒绝。二月十八日，英国船长偕同证人来到广州城，接受广州知府、南海县令等中国官员的审讯。英方坚持说因为该中国船只有偷窃嫌疑，英方才开枪，竭力洗脱凶手的罪名。10天后，清朝官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态度忽然转变，取消了审讯，承认落水者系“自行失足落水”。英国人只受到口头警告，以后不得随意开枪。这个案件就此草草结案。
“海王星”号事件。嘉庆十二年（1807年）一月，英国船只“海王星”号上的一群船员酒后斗殴，数名华人被打伤，一人被打死。粤海关监督获悉此事后，命令不许英船出港，并追令英方交出凶手。不久查定杀人主犯是英人爱德华·申恩。英国方面极力袒护凶犯，仅同意以罚金论处，并且还得将其监禁在英国船上。该船离开广州时，其船长拒绝了清朝官员把申恩留下的要求。凶犯被英国人带回澳门圈禁起来。一年以后就被释放，只交了四镑罚金。
商欠纠纷
商欠案是指中国行商与外国商人的债务纠纷，即因中国行商无力及时偿还预借英国商人的债款而引起的涉外商务案件。从18世纪中期以后，商欠作为一个国际商务问题，日益变得严重，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也没能妥善解决。虽然清政府早已明文规定禁止行商向外国商人借钱和拖欠款项，但在缺乏近代金融信贷制度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些行商资本薄弱，缺乏必要的周转资金，有时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向外商，尤其是英国商人借贷。然而，英国商人所发放的借款不是普通的商业借款，而是用复利滚进的高利贷借款。行商借款恰如自掘坟墓，一旦英商感到债务人资不抵债，他们就会诉诸清政府，请求政府出面解决商欠问题。清政府对于揭露出来的这类案件，虽然能够以行政命令限期厘清商欠，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商欠存在的根源。
嘉庆年间，时有商欠案发生。嘉庆十四年（1809年）有因万成行行商沐士芳拖欠番夷货价24万余两而起的沐士芳案。同年还有会隆行行商郑崇谦负债近百万两和达成行行商倪秉发负债40余万两两个大案。嘉庆十五年（1810年）有七行案，查出11家行号中7家欠债，欠债共百余万两。对于商欠案，清朝政府的处理办法一般是以财产变抵，不足之数分年摊还。道光之前，商欠案尚未引起中英双方太大的争执和冲突。
私雕假印案
雍正一朝及乾隆即位之初，君明政通，各级官吏很少朋比为奸。乾隆晚期，国家经历长期的太平盛世，官员日益腐化，吏制也跟着败坏下去。和珅专权更使政局变得暗无天日。
嘉庆皇帝即位后，希望以诛戮和珅来整肃吏制。但这时国家已经无可挽回地颓败下去了。
清朝从顺治年间起，地方官自知县知府到督抚藩臬，往往招聘一些称为“幕宾”的文人帮着出谋划策，这些幕宾有的由学者名流担任，有的由退休失意官吏或亲朋好友充任。
他们替官僚们执掌刑名钱谷，批签文件。乾隆中叶以后，官僚们贪图安逸之风大炽，行政权力渐渐暗中转移到幕宾之类的人物手中，时人评论：“今日吏治，但三种人为之。三种人者：幕宾、长随、书吏是也!”这些人依恃官僚们的宠信，暗中操作，上下其手，特别是利用“大员谈笑会饮时，将稿文雁行斜进，诸大员不复寓目，仰视屋梁，手画大诺而已。更有请幕友代画者”，于是这些贪胥奸吏得以为非作歹，接连不断的发生铸假印、写假名、私征钱粮、冒领国帑之事。
嘉庆十一年（1807年）八月，直隶布政使庆格向嘉庆皇帝奏报，发现了一起司书即书吏私雕假印、勾结幕宾串通舞弊的案子。这一年，庆格发现司库历年出入银数错乱不清，疑点甚多，便将司书召来进行盘问，司书狡黠支吾，破绽频出，遂即提取粮册档案，仔细审查，终于查出历年地粮耗羡以及杂税银两，虚收款项非常普遍。尔后，他又把各州县奉到司发批收，一一核查，发现有将司发库收小数改大数、将领款抵解钱粮又蒙混给发、串通银匠给与假印批收等舞弊情状，共虚收近20个州县地粮正耗杂税等银28万余两。
庆格见此案事关重大，立刻派人将承办司书王丽南等人逮捕起来。嘉庆皇帝得到庆格的奏报，遂命协办大学士费淳、尚书长麟对王丽南等进行审讯。同年九月，审讯得出了结果，查明自嘉庆元年起至本年止，地丁羡耗杂款项下，俱有虚收虚抵重领冒支等，计有二十四州县，共侵盗银31万多两。其内竟有与州县讲明，每虚收重抵冒支银一万两，司书及说事人便分得使费银二三千两不等。除此之外，尚有幕友长随知情分赃、州县借领应解
之款贿书吏将案卷销毁，或诓印库收挖改数字等情况。
嘉庆皇帝得知此案详情，大为愤慨，认为司书敢于私雕藩司及库官印信，串通舞弊，实属胆大妄为，古今未闻，下令处死书吏王丽南、州县官陈锡钰、徐承动等20余人，家产充公。对失察的督抚藩司，如颜检、胡季堂、梁肯堂、陈大文、熊枚、瞻柱、郑制锦、同兴等人，按照其各自任内虚收数目分别予以治罪。
在外省类似于这样的案子，也时有发生，就在王丽南一案尘埃甫落之时，在湖北又揭发出武昌五昙节年解司地丁正耗银两，亦有任意侵欺、私自洗改库收照票之事。即使在中央各部，此类事也风影偶现。
嘉庆十四年（1809年），工部书吏王书常等通过私造假印的手段冒领库银，或于岁修工程，捏造大员姓名，向内府户部重复支领；或移咨户部，经户部凭文办札，交领三库银两物料，这种舞弊行为居然反复发生了14次，涉及上万两款项。按清朝定例，河吏支领库银，必须先经过司空鉴押，然后通知户部，最后还须度支大员再次核查，一番手续之后，才能发帑。但类似王书常等书吏人员，常常趁那些度支大员谈笑会饮时贪赃舞弊，这种时候呈送签文，度支大员根本顾不上详细审阅，随手便签字通过，因此被书吏等从中钻了空子。王书常一案后来由于一个工头首告，才东窗事发。王书常处以死刑，户部尚书侍郎禄康、德瑛、戴衢亨、赵秉冲、刘镮之，工部尚书侍郎英和、常福、和世泰、费淳、万承风、曹振镛、成书、蒋予蒲等均不同程度地被降职或罢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