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初一，英印舰队司令马他仑按既定计划率军舰闯入中国海域，这立即引起清政府官员的警觉。两广总督邓廷桢接到奏报后认为，英国已有领事在广东负责经营贸易，却为何又派马他仑来查办？这里头一定有文章。他当即催令马他仑等迅速回国。但是，英国方面并不理会中国政府的要求。义律想用军舰来压迫广州当局以达到直接联系的目的。澳门同知写信给义律，因封面标有“谕”字，该信被义律原样退回。同时，他还照样拒收了两广总督发去的谕令。
六月初九，义律派人在广州城外投递封面无“禀”字字样的公函给两广总督，通报当地政府关于马他仑来华的事宜，但邓廷桢拒收这封信。正当双方僵持时，英国人借“孟买号”事件挑起了新的衅端，致使事态一触即发。六月初八，英船“孟买号”从香港驶往广州，并且不理睬清政府对它作出的要它升旗的信号。于是，中国方面开枪示警并对“孟买号”进行检查。
六月十五日，由“威里士厘号”“拉尼号”“阿吉林号”和义律的小艇“路易莎号”组成的英国舰队驶往虎门，非要清政府书面解释“孟买号”事件。邓廷桢早就因为英国军舰的突然到来而感到不安，为了化解事态，广州当局派遣副将李贤、署守备卢大钺来到英国指挥舰上，作了文书一封，声明“孟买号”事件并不是官方命令所为，实际上是当地人因言语不当而引起。日后如有类似的事发生，必定加以查办。马他仑借此机会蛮横地正式通知广州当局，照看英国臣民是他来华的目的，由于东印度公司不再控制广州贸易，所以英国有必要派出军舰经常到中国海域巡弋。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清朝官员马上让马他仑阻止广州英人做不法之事。自称来维持秩序的马他仑却回答说，他是个海军司令，管辖商船不是他自己的事，而是商务监督的事。六月十七日，英国舰队离开虎门，回到铜鼓湾停泊。
直到八月十七日，马他仑才率舰队离开中国。
从此，中英关系之紧张状况陷入白热化境地。第二年，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广东轰轰烈烈地展开，英国政府也马上借口保护英国居民人身财产安全，向清政府宣战。酝酿已久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爆发，中国历史也从此进入了苦难多端和斗争不断的近代史。
严行禁烟
禁烟争议
历朝禁烟令
鸦片作为药材进入中国已很长时间了，但鸦片吸食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则发生在一种吸食新法传入之后，这种吸食新法诱惑力极强，容易使人上瘾，而且难于戒绝。它自17世纪末传入中国后，没有几年就在各省流行开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随之诞生。不久便引起了清朝当局的注意。雍正七年（1729年），清迁颁发禁令，规定吸食鸦片者发边充军；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的，照邪教惑众的法律，绞监侯；随从人员，杖一百，流放三千里；船户、地保、邻近之人，都杖一百，流徙三年；兵役人等借口享取，按照相应的法律治罪；失察官员，都交部严加惩处。当时鸦片年进口量不超过200箱。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又重申了禁令。嘉庆元年（1796年），嘉庆皇帝一登基便下令停止征收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嘉庆五年（1800年）又重申禁烟令，并禁止内地种植罂粟。从这时开始，清政府的禁烟谕令可以说是从未间断过，据统计，自乾隆四十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780～1839年）的60年间，清政府无论是朝廷，还是督抚衙门，先后发过四五十道严禁贩运、吸食鸦片的谕旨、文告。其中道光朝为最。
道光二年（1822年），严禁海口守巡人员贩卖鸦片和偷漏银两；三年（1823年），重申偷漏卖放禁令，并制定了失察鸦片而获罪的条例；九年（1829年），批准《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命令广东各海口严加查处私运烟银；十年（1830年），批准查禁鸦片分销章程，再申查禁内地种植罂粟的命令；十一年（1831年），制定加重买食鸦片治罪条例；十二年（1832年），再申查禁洋面私卖鸦片，快艇走私令；十四年（1834年），令广东水师驱逐洋面鸦片趸船……从大体上来看，清政府的禁烟态度一次严过一次，治罪一次重过一次，查禁办法也越来越周全细致。从具体措施看，对外，清政府要求行商必须保证，外商船不得夹带任何鸦片，否则不准进口贸易；如果英商进行要挟，不惜断绝贸易。对内则一再加重买食鸦片者的罪名，并规定职官及在官人员如果吸食鸦片要罪加一等。外禁加上内禁，法律严密，惩处严格。然而，时至19世纪30年代，鸦片烟毒仍在蔓延，十分嚣张，禁烟令未达到预期效果。这种严峻的局势迫使清政府拿出更有效地禁烟措施，同时清政府内部在禁烟问题上出现了弛禁论和严禁论两种言论，两派为禁烟一事争论不休。
弛禁论
道光十三年（1833年），身为广东按察使的许乃济听到一种新的言论，对此言论十分欣赏。许乃济的同乡何太青向他进言说，要改变鸦片进口，白银外流这一现状，必须“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洋人没有获利，让他来他也不会来了，来了就放松关禁，加重他的税收，责令洋商必须买卖，不然罪加一等。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许乃济听后大为所动，并将这一观点流布到一些广东士绅中。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也持相同的观点，并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十月把这种弛禁主张上奏道光帝。
卢坤在历数堵截鸦片进口的种种难处之后说：“形势一旦形成，很难挽回。有人说应恢复以前规定，准许贩运鸦片入关，征收税银使洋人不能利用无税的走私品售卖获得纹银。
有人说应当放松内地禁止栽种罂粟的命令，使吸烟者买食鸦片，洋人不能专利，纹银仍然可以在内地流转，这种说法不无所见，却与禁烟令相悖，很难实行。”道光帝对此没有表态，只是命令沿袭旧的禁烟令而已。
道光十六年（1836年）三月，湖广道监察御史王玥上了一个奏折，提出吸食鸦片烟者都是社会闲散人员，不用严加管束，死了也不可惜，朝廷只须对兵丁严加约束就可以了。同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将自己思虑已久的看法呈奏道光帝，即《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奏折全面阐发了弛禁主张，是集弛禁论之大成者，首先提出了鸦片贸易的严重危害在于“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并且对各种禁烟方法提出质疑：针对“绝夷人之互市”以拔本塞源的观点，许乃济提出贩鸦片的人只有英吉利人，不能因为与英绝交而与其他各国都断交。
濒海的众生有数十万，都依赖通商生活，又将怎么办，况且洋船在大洋外，随时可以择岛而居，内地洋人商船都来此，又从何杜绝呢？而且，“虽绝粤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不来”。有的司法官员查禁不力，致使鸦片源源不断，日益增多，针对这一观点许乃济又指出：“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盖凡民之畏法不如其骛利，鬼域伎俩，法令法律有时候都无法施展威力。更有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臣前在广东臬司任内，报案纷纷。至栽赃讹诈之案，尤其很多，老百姓受害至深，不能计算。此等流弊皆起自严禁以后。”
在闭关政策下，严禁也不能起到禁烟的作用，许乃济遂提出了弛禁之法。他的弛禁主张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入口弛禁，即“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二是吸食弛禁。许乃济认为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只有“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以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即可，“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三是内地种植罂粟弛禁。按许乃济的意思，正是由于清政府禁止种烟，夷人才“益得居奇。
而利薮全归于外洋”。应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则“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自绝”。
许乃济的奏折引起了道光帝的重视。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二十九日，道光帝谕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商讨许乃济的奏折。七月二十七日，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复奏皇帝，响应弛禁论，认为如果“实行弛禁政策，对国计民生都有好处”。邓廷桢等人为推行弛禁措施还拟订了9条章程。这个章程使弛禁政策更加具体化。
严禁论
许乃济的弛禁主张虽然受到粤督等人的好评，但除此之外，朝廷上下没有支持者。相反，遭到了一批官员的反对。例如，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和兵科给事中许球分别向道光帝上了《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和《洋夷牟利愈奸，内地财源日耗敬陈管见折》，对许乃济等人的弛禁论加以驳斥。
朱樽的看法是，一些违法犯科只是偶然现象，并不能作为反对这些法律的理由。许氏建议以鸦片交换茶叶，以禁止白银出口，既然能够防止装运白银，鸦片进口为何不能防止？至于建议放宽内地种烟之禁，则不能遏制鸦片的流入。因为当时国内生产的鸦片数量并不少，可是白银却在继续出口。朱樽认为重要的不是鸦片对商务的影响，而是鸦片使人民衰弱，这才是应予反对的主要原因。吸食鸦片摧残军队的战斗力，不进行全面查禁，无法挽救士兵。在这方面，官吏和士子们也无法逃脱噩运的“垂青”。由于一般百姓道德水平低下，钤束一旦取消，他们一定会放荡不羁，鸦片将会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
许球的奏折则指出：“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售卖，又岂能禁人吸食？若只能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课税，堂堂天朝，无此政体。”
许球认为，与其纷纷更改旧的法制，把藩篱屏障全部撤离，不如遵守旧的规章，严加整顿。他说内外情况不同，必须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内“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卖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对外，则将“坐地夷人，先择其分住各洋行，着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其具限。使寄泊伶仃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重究治，所有坐地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诛。如鸦片趸船不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行；倘仍前私贩，潜来勾诱，定将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
此外，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也是反对弛禁论的一员，他的《奏议开鸦片禁例有妨国计民生折》认为，“弛禁之议，戾于是非者有三，暗于利害者有六”，逐一驳斥了许乃济的论点。
禁烟运动的新开端
朝廷内部有弛禁和严禁两种言论，两派争论不休，面对这种情况，道光帝一开始并未作出明确的决定。道光十六年（1836年）八月初九，他在上谕中说：鸦片烟来源于外洋，流散到中国内地，屡次禁止。近来言论不统一，有的请求变通一下，有的请求严加禁止，必须详细考察情形，统筹安排，能长期实行而没有弊端，方为妥善。如邓廷桢折子中所说的，那些从事贩卖的奸民、行商、包买、蟹艇、兵丁，一定要严密查办，据实上奏。同年十一月二十日，邓廷桢等人在奏折中筹议杜绝鸦片流弊，认为“朱樽所陈议论，极为正大”，并明确提出，现在关于弛禁的议论，并没有明确奉旨，虽然朝廷外部未必毫无知觉，但终究没看到明文规定，那么禁烟的条款，仍然要遵守。对此，道光帝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邓廷桢等人在奏折中还提出，鸦片流传内地，以致纹银日渐消耗，今欲力塞弊源，唯杜绝纹银出洋，是最为重要的，若能于从出之地，必出之途，实力稽查，俾汉奸夷人，估计没有什么伎俩可施，自可渐塞漏卮。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二月二十日，道光帝批复说：
各位都督所奏很有见地，一定要同心协力，认真巡察，严厉惩处与外商勾结的奸民，杜绝外商的贪欲。做到白银不外流，行之有效，一定不要空谈禁烟，一定要名副其实。这个谕旨标志着喧嚣一时的弛禁论的失败，清政府的禁烟运动翻开新的一页。
道光帝的谕令到达广州后，邓廷桢立刻遵奉谕旨精神在广东各地查禁鸦片，禁止纹银出洋，并勒令许球奏折中列举的鸦片贩子离开广州。英国鸦片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二月底，义律向伦敦报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广州的禁烟运动已取得显着成就。
十七年（1837年）六月十二日，道光帝又谕令驱逐鸦片趸船，责成各位都督，严厉整饬洋商，传谕各国在当地的洋人，命令他们尽快回国，不允许借故逗留寄泊船只。并且一定搜查窑口巢穴，依次按察治理，不要姑息。七月十八日，道光帝又命令邓廷桢缉办鸦片私贩。
邓廷桢接到谕旨后，按照谕旨命令，要求义律尽快撤走趸船，并多次重申，而义律置若罔闻。道光十七年（1837年）岁末，义律报告说，到达广州后，中国官方商人就不断地催促我遣散鸦片趸船。由于义律负隅顽抗，于是为驱逐趸船，邓廷桢下令铲除名叫快蟹的小船，以此断绝趸船的接济。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秋，快蟹已基本消灭。鸦片趸船虽然还能依靠其他快艇来维持局面，但情形已今非昔比。除此之外，邓廷桢还在查拿国内鸦片贩子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是，应该看到，道光十七年至十八年（1837～1838年）间，在邓廷桢的领导下广东的禁烟活动虽有成效，鸦片进口量却仍然没有减少。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痛陈禁烟要害，这就是着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禁烟运动又掀起新的高潮。
黄爵滋认为，鸦片屡禁不止的关键是没有好方法。他指出：“耗银之多，由于吸烟之盛。
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者，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根据这种情况，黄爵滋提出了“重治吸食”的办法。那就是采用严惩的办法，比如死刑，来对付吸食者，其具体内容是，“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断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这是中国首次有人提出用死刑严惩吸食鸦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