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就才而言之，疑其治赋折狱之才相类也。而曾西蹴然不安曰：‘夫子路，其志大，其学正，有所不为，而大有为，吾先子之所严惮，以为刚方正直之不易学也而我何敢比焉？’或曰：‘子既不足以当子路矣，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取威定霸，子有其才乎？’夫或人亦知管仲之下于子路矣，而曾西犹艴然曰：‘吾即不及子路，固奉教于君子，宁守正而无成，不阿时而小就。而尔何曾比予于是乎？夫学术不正，则多委曲从时之计，而施于民者，皆利威，势胁，而无固结人心之实。君苟悦而从之，得君专矣，而举国以听，如彼其专也，得君专而权归己，而人不能挠之，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以仲父而秉四十余年之政，而合诸侯而不能尽合，攘夷、狄而不能终攘，当时之人非心服，而后世之乱不旋踵，又如彼其卑也。其志如是，其学如是，其功如是，我固与闻乎王道，特才有不逮耳，尔何曾比予于是？’
“今即从而断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明王道，黜霸功，君子之于此严矣。而我之所自期者何如？所期于齐者何如？生民之知觉于我而开，吾道之兴废于我而任，而子为我愿他之如此乎？”
公孙丑曰：“齐之僻处东海也，而管仲以其君伯，中国莫不服也，及其伯业已衰，而晏子以其君显，晋、楚莫与争也。故谈齐事者，一则曰管仲，再则曰晏子。犹不足为，则夫子将何为乎？”
孟子乃自白其学之正，道之高，施为之本于心，推行之及于天下者，而曰：“使吾而用齐哉，则离判不一之民心，合而戴一人之德；威力相劫之天下，革而为有道之长。如是以运之于心，如是以施之于政，说而归者，不俟崇朝；顺而治者，不劳余力；以齐王，犹反手也。方今所最为天下害者，莫如霸者功利之图，而亟反之以成不世之业者，唯王者治安之略。吾正与天下争得失于此，岂复知有管、晏哉！”
呜呼！孟子之言决矣！乃天下所以疑王道之不可行，则以为迂远而不可急成，故不如从权以小成于一日。公孙丑习闻其说，而问曰：“若夫子之言，王犹反手，则弟子之疑滋甚矣。王道不可行于今日，而况可期于旦夕乎？夫言王，则文王是矣。且以文王言之。霸者尚功，王者尚德，固已。文王以如伤之仁，施丕冒之政，岂有加哉！百年而后崩，宜其道着而功集也。乃六州归化，而东国未孚，天下犹未胥洽焉。乃武王劳牧野之师，周公定管洛之策，然后东西南北无不奉宗周之政。而今夫子言之，行之五七年之间，而欲以定八千里之中国，然则夫子更有不疾而速之神化，而文王之以绥西土而化南国者，犹不足为与？”
孟子曰：“此则存乎时势之说，而不可以一概论也。若以德言之，则吾所效法者文王也。体其心，遵其政而何敢与之相并哉！有其时，有其势，而无其德，今日之齐是也，伯功乱之也。有其德，无其时与势，文王是也，王者之道未丧于殷也。
“以时言之，殷之立国，由汤至于武丁，四百祀而余矣。中间继汤之德而圣，守汤之绪而贤者，凡六七作。德稍敦而复修，圣稍坏而复理，民不敢贰、不忍离也。其归心久矣。久则安之习之，虽有不令之君、不善之政，变无从而起也。故武丁乘衰而起，五服不敢不来王，而天下共效其职贡。恭默于庭，而化及四海，犹运之掌，而殷道复兴矣。纣虽无道乎，然去武丁未久也，则武丁所建立之世臣而为故家，所培养之余民而为遗俗，武丁所以教天下而有余风，所以养天下者而为善政，纣虽灭裂之，未能尽废也，犹有存者。且其同姓之贤，而有微子、微仲、比干、箕子，痛念宗邦之将毁而思救之；异姓之贤，则有胶鬲裴回殷、周之间而思匡救；皆贤人，不让于周之有十乱也。或忘躯以谏争；或委曲以图存，则民虽怨纣之深，而犹冀诸贤之可挽。以是之故，文王之德虽盛，而民心之瞻恋未忘。故必待贤人尽去，旧政无余，而后失之也。此文王之时也。
“夫其时既然，而以其势言之：周之立国，自公刘居邠，大王迁岐，启宇之初，甚弱小也。大王荒高山，而王季因之，授于文王，尚未能扩土宇于侯封之外也，犹然百里而已。抚此百里之民，仁泽未能远及，而仁声不能四播，于以翦除无道，力不敌也。故密、崇伐而后可迁于丰，虞、芮成而后化行于南。是以终文王之世，六州归化，而奄，毫以东犹未效诚。所为立之有基，而后推之有渐，是以王业如此之难也。此文王之势也。
“夫时与势并会于一时，而后其时乃易，则时势亦重矣哉！齐人之言功利者曰，智慧以立功，而有智慧而无可为之势，则不如乘势者之因机顺导易用其智慧；镃基以尽利，而有鲢基者非可耕之时，则不如待时者之土膏疏发利用其镃基。天下事以效而言，有必如此者。则以此而思今时之齐，周视天下而观其所遇之时。自顾国中而审其可资之势，特智慧不生，而镃基不具耳。以时势言之，岂不易哉！
“何言乎势之易也，夏后、殷、周王天下之初，其制为王畿，常足以待诸侯，而变足以张六师，其土地之提封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可以为强干弱枝之本矣。千里之内，民之众寡何如哉？闾井相连之盛，验之于鸡鸣狗吠焉，如其声相续而互闻，自国中以达于四境，则其为可耕可教之民，以具万乘六师而有余者，可不谓庶乎？而齐自保东海以来，国固而无兵火，地富而无流亡，有其民矣，可不须生聚招徕之久矣。夫文王自岐徂丰，戡黎而强阮，改而后辟也；齐无待于兼小以成大也。文王惠鲜鳏寡，长养而休息，改而后聚也；齐无待乎长育以蕃盛也。以此之势临天下，而居重驭轻，何难哉！而欲有为而或御之者何也！贫霸者之功，急富强而竞争战，则力有所屈，而不敌八千里之天下耳。使我为之，去耕战之陋习，征构怨之小勇，以王者不忍之诚心，行王者不忍之德政，则夏后、殷、周所以绥万邦者在是。君欲御而民不为之御，而君孰敢御哉？莫之能御也必矣。
“何言乎时之易也？文王之所以难者，殷多贤圣之君，民虽怀新而犹念故也。今则自成、康以后，周有其位而无其德；东迁以后有其名而无其实；则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天下其能终不复有王乎？文王之所以难者，纣独肆恶于上，天下犹各爱其民也。今则诸侯各以其忿而糜烂其民，民死于战；游士各以其术而诛求于民，民死于耕；则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民其能终不复有生乎！夫乘治之后，而欲动民之心，非积功累仁渐洽之已深者，民无动也，文王之所以难也。民幸免于死，而已若更生矣；幸免于饥寒，而已若乐利，不见饥者之易为食乎，无择于精美也；渴者之易为饮乎，无待乎清甘也。特急伯功者夺其饮食而已矣。若王政则正所以止民之饥渴者也。使吾为之，予之以所宜得，而慰其悬望之情，不仅如六州之趋事，二南之讴思而已矣。
“夫霸者以功，而王者以德。功则威所加而犹不辑，德则惠未及而已无不孚。孔子曰：德者本于吾之诚，然而为天下之共信，其自家而邦，自国而天下也，速于置邮而传命令焉。盖被其德者所尊亲之，则发为讴吟，竞为趋附，人争慕而争传之，不祟朝而遍天下。置邮者，法使之速也。德之流行，心速之也。心欲其流行，亦孰与止之哉？甚哉，德之本为易食易饮而莫能御也！又况时势之相就，而益以流行之必速乎！今使吾当路于齐，则所因者，当今之时也，天之厌乱急而民之怀生切也；。所资者，万乘之国也，土地不待于辟，人民不待于聚也。使我得尽所学，因王心之足用，顺王政之易行，修行于一国，而流行于天下，则民之说齐也，犹倒悬而为解之，有不幸其之死而之生，以乐归而不舍者乎？以是之故，我可以自信，可以信齐。改霸图于一旦，修王政于五七年之间，若文王之所为者，恩无俟其深洽于肌髓，化无俟其渐推于遐迩；而古人百年之功，我收之旦夕，惟此时为然，文王之时未能然也，故曰以齐王犹反手，而岂谓文王之百年三世为不足法乎？然而今之论者皆曰，王道迂阔而无速效，宜乎古不宜乎今，则不如修管、晏之法，以富以强，而可以雄长。此道之所以不明，世之所以不治。其不能洞鉴古今之理势，以分道术之贞邪，自锢其知而不足与言，亦安知吾筹量之深，而所学之大哉！”
呜呼！王伯之辨不明，唯欲速见小之过；而欲速者不得速，见小者并其小而不利，是以人之不可不务广其智也。为一国之人，则所知者为一国之习；为一时之人，则所知者为一时之习；为古今天下之人，则通古今，周天下，而知其得失难易之理，故学者以去其习气为邪正之大辨！
【元典】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译文】公孙丑问道：“如果让您担任齐国的卿相，能够实行您的主张了，那么即使因此而建立了霸业或王业，也不必感到奇怪的了。如果这样，您动心不动心呢？”孟子说：“不，我四十岁起就不动心了。”
【诸儒注疏】此承上章，又设问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则虽由此而成霸王之业亦不足怪，任大责重如此，亦有所恐惧疑惑而动其心乎？四十强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时。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动心之谓。
【理学讲评】异，是怪异。公孙丑因孟子说霸王事业太容易了，恐其力不能任，又设问说：“论天下之事易，当天下之事难。以夫子之道德，诚使遇合于齐，加以卿相之位，得志行道焉，虽从此而建功立业，小则以霸，大则以王，皆所优为而无足怪矣。但这等地位，其任至大，其责至重，夫子处此，也容有所疑惑恐惧而动其心否乎？”孟子答说：“否，我从四十岁的时节，道明而无所疑，德立而无所惧，此心久已不动了。若今日加我以大任，固将从容运量而有余，夫何动心之有？”这“不动心”三字，是孟子生平学问得力处，而其大本大原，却从知言养气中来，盖善学孔子而有得者也。
【元典】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译文】公孙丑说：“如果这样，老师就远远超过孟贲了。”孟子说：“做到这点不难，告子在我之前就做到不动心了。”
【诸儒注疏】孟贲，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贲，血气之勇，盖借之以赞孟子不动心之难。孟子言告子未为知道，乃能先我不动心，则此亦未足为难也。
【理学讲评】孟贲，是齐之勇士，力能生拔牛角者。告子，名不害，是当时辩士。公孙丑说：“人心难制而易动，夫子当大任而能不动心如此，则其气力足以负荷一世，比之孟贲之勇，仅能举一器一物之重者，相去远矣。”孟子说：“心能不动，这也不足为难。即如告子为人，虽其见道未真，他未及四十岁，已能先我不动心了。则此果何足为难哉？”大凡人心有所管摄，则不动甚易，无所管摄，则不动甚难。告子未为知道，而能强制其心，倘能使之不动，况以道义管摄之乎？此事心者所当知也。
【元典】
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
【译文】公孙丑问：“做到不动心有什么方法吗？”孟子说：“有。”
【诸儒注疏】程子曰：“心有主，则能不动矣。”
【理学讲评】公孙丑又问孟子说：“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则既闻之矣。敢问心之不动，亦有道乎？”孟子答说：“人以一心而应天下之事，若心中没个主张，则卒然临之，未有不惊，纷然而来，未有不扰者。惟其中有定主，然后能无所恐惧疑惑而动其心，此可见不动心之有道也。”
【元典】
“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
【译文】北宫黝这样培养勇气：肌肤被刺不退缩，双目被刺不转睛；但他觉得，受了他人一点小委屈，就像在大庭广众之中被人鞭打了一般；既不受平民百姓的羞辱，也不受大国君主的羞辱；把行刺大国君主看得跟行刺普通百姓一样；毫不畏惧诸侯，听了恶言，一定回击。
【诸儒注疏】“北宫”，姓；“黝”，名。“肤挠”，肌肤被刺而挠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转睛逃避也。‘挫”，犹辱也。“褐”，毛布。“宽博”，宽大之衣，贱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杀也。“严”，畏惮也，言无可畏惮之诸侯也。黝盖刺客之流，以必胜为主，而不动心者也。
【理学讲评】北宫黝，是个勇士。肤挠、目逃，都是退缩恐惧的模样。挫，是挫辱。挞，是捶挞。褐，是毛布。宽博，是宽大之衣。严，是畏惮。反，是还。孟子又说：“所谓不动心之有道者，且不论当大任的，只观那勇士每亦自可见。勇士中有北宫黝者，其养勇也，挺身而斗，其肌肤不畏刺而挠屈；怒目而视，其目睛不畏刺而逃避；盖自恃其勇而不肯示怯于人也。推其心，不必大有挫辱，才不肯受，纵使一毫之微受挫于人，看来就似挞之于市朝一般，有不胜其愧耻之甚者。不论事之大小，人之贵贱，一味要求胜，不惟不肯受辱于褐宽博之夫，亦不肯受辱于万乘之诸侯。视刺万乘之诸侯，便与刺褐夫的一样容易，殊不见有诸侯之可畏惮者。如以恶声加之，则必以恶声报之。身可杀而志不可挫，盖以必胜人为主也。惟其主于必胜，此其心之所不动耳，吾所谓不动心有道者，此其一也。”
【元典】
“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
【译文】孟施舍这样培养勇气，他说：‘把不能取胜看作能够取胜；估量了势力相当才前进，考虑到能够取胜再交战，这是畏惧强大的敌人。我哪能做到必胜呢？能无所畏惧罢了。’
【诸儒注疏】“孟”，姓；“施”，发语辞。“舍”，名也。“会”，合战也。舍自言其战虽不胜，亦无所惧。若量敌虑胜而后进战，则是无勇而畏三军矣。舍盖力战之士，以无惧为主，而不动心者也。
【理学讲评】孟施舍，是古人姓名。会，是合战。孟子又告公孙丑说：“我谓不动心有道，不但于北宫黝见之，又闻古之勇士有孟施舍者。其人之养勇也，尝自负说，战胜非难，敢战为难。我之于敌，莫说既胜了他才能不惧；便遇着劲敌在前，战不能胜，自我看来，也如胜了他的一般，更不计较强弱胜败而有惧心也。设使度量敌人之强弱而后敢进兵，计虑在己之能胜而后敢合战，这是逡巡退缩，畏怕三军之众者也。一有畏心，虽胜不足以为武矣。观舍此言，岂是他有百战百克之勇，能保得自家必胜哉？只是他胸中胆气素定，不见得三军为众，一身为寡，而勇往直前，能无恐惧而已矣。惟其无惧，则生死利害皆不足以挠其中。此以无惧为主，而能不动心者也。”
【元典】
“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
【译文】孟施舍像曾子，北宫黝像子夏。这两人的勇气，不知道谁强些，但孟施舍是把握住了要领。
【诸儒注疏】黝务敌人，舍专守己。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故二子之与曾子、子夏，虽非等伦，然论其气象，则各有所似。“贤”犹胜也。“约”，要也。言论二子之勇则未知谁胜，论其所守，则舍比于黝为得其要也。